两岁时，张爱玲一家迁居北方，直到八岁才得以重返上海，但八岁后的日子对于她来说是惨淡凄楚的。父亲是一个封建遗少，性格乖戾暴虐，抽鸦片，娶姨太太，而母亲则是曾经出洋留学的新式女子，两人在性格、观念上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长期不和睦，最后终于走到了婚姻的尽头。父母离异后，她和弟弟跟随父亲生活，而不久父亲又续娶了后妈，这对张爱玲的生活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自小看过太多后妈的小说，在她看来“最坏的事情莫过于此”，张爱玲的后妈也没有让她“失望”。张爱玲从小性格孤僻，从不受后妈的喜爱，甚至常常遭到后妈的虐待，在继母的影响下，张爱玲跟父亲的关系也持续紧张起来。
有一次，张爱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几天，回来后竟遭到继母的责打，然后继母诬陷张爱玲打她，父亲发疯似的毒打张爱玲。她用文字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上，躺在地上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毒打之后，父亲又把她关在一间空屋里，一关就是好几个月，巡警在屋外看守着，她像个犯人似的没有丝毫自由。更残忍的是张爱玲在被关期间得了严重的痢疾，父亲没有给予她一点点亲人的温暖，他不仅不给她请医生，甚至连药都不舍得给她买，这一病让她看到了人性的冷漠和黑暗，痢疾一直持续了半年，年轻的张爱玲差点因此死掉。她当时甚至就想“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在禁闭中，她每天听着嗡嗡的日军飞机在头上飞过，心中萌生了报复的念头，她“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算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不久，这个17岁的姑娘终于受不了后妈的虐待，从父亲软禁自己的黑屋子里逃到了母亲的身边。但令张爱玲没有想到的是，母亲也并不像她想象中的那么柔和、温暖。
母亲给张爱玲指出两条路，一是结婚，用钱打扮自己，一是用钱上学。张爱玲选择了后者。但这位受过新式教育的母亲还是一心想将她培养成一名淑女，张爱玲注定做不到这一点，她在父亲家孤傲惯了，对于要在窘境里学做人，尤其是还要学做淑女感到十分困难，因此母女之间也逐渐产生了隔阂，再加上经济上的原因，母女之间经常为此大动干戈，闹得不可开交，可以说青年时代的张爱玲希望从母亲那里获得温暖的梦想也就此破灭。
曾有人问海明威“作家成长的条件是什么”，海明威说是“不幸的童年”。这句话对张爱玲是适合的。在这种阴沉冷酷的环境里长大，青春期遭受过如此残酷的折磨，心理上不发生一些畸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张爱玲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和怀疑，在心里筑起了一道坚硬的屏障，把她与世界隔开。“人是最靠不住的”，是她从青春磨难中总结出来的人生信条。冷酷无情、杀机四伏的家庭，在张爱玲的心灵里种下了一只阴郁的“虱子”，成了她一生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她的急功近利，她的冷漠世故，她的孤僻清高，都与此有关。
甚至对于张爱玲来说她的一生都无法超越早年不幸所造成的人格缺陷。她作品中的人物多是这种畸变心理的产物。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女子，就像她笔下众多女子一样一步步走向没落，走向凋零。她与胡兰成那真真假假躲躲闪闪的爱情，怎不让人想起委曲求全的白流苏？当她在枯寂荒凉的公寓中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白天黑夜，怎不让人想起那“一步步走入没有光的所在”的曹七巧？可以说童年的惨痛遭遇既成就了一个文坛上出众的才女，同时也毁了这个才女的一生。
凄凄惨惨的爱情
当张爱玲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她恋爱了，而令她神魂颠倒的对象偏偏是为大汉奸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胡兰成何许人也？他当时的身份是汪伪政府的高官、《中华日报》的主笔，但他也曾经写过许多与汪伪政府意见不和的文章，并因此受到监禁。1944年初，刚获释不久，在家闲居的胡兰成偶然间看到了张爱玲在《天地》杂志上发表的小说《封锁》，从此他便像着了魔似的喜欢上了这个女子，他觉得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可称为好。
同年2月初，他拜访了张爱玲，但她没有开门，于是胡兰成便把一张写有姓名的纸条从门缝中传给了她。第二天，张爱玲回访了胡兰成，这一谈便是五个多小时，两人就像是久未见面的老友，谈天说地，一见倾心。对于两个人的相遇，张爱玲笑称，见了他，我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一段乱世的情缘便在情书往来中不断成长，胡兰成给予她的是成年男子的呵护和旗鼓相当的欣赏。他们彼此之间的理解、信任和默契，心灵上的沟通与和谐，是任何理智的力量和道德上的说教都不能压制的。1944年，在热恋半年后，两人终于在上海结婚了。此时的张爱玲可能享受了一生中仅有的那点恬淡的幸福，这点幸福甚至让她终身都摆脱不了胡兰成的阴影，她为了这段感情甚至也可以拼命地付出。她不介意胡兰成已婚，也不管什么政治立场，哪怕胡兰成是汉奸，哪怕当他逃到温州后又结识了新欢范秀美，她还是爱着他，还是珍惜这段人生中难能可贵的感情。她可以不远千里地去寻觅胡兰成的踪迹，她可以毫无保留地奉献，全心全意地信赖，但这一切努力并不能为她换得两情相悦、长相厮守，也许开始的不顾一切就已经注定了这样的悲剧。她明白，胡兰成对她的爱已经燃尽了，她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改变什么，爱情的失去标志着她生命之花的枯萎，灵感之源的枯竭。
有人说是胡兰成毁了张爱玲，但爱情中的对错该怎样评判呢？张爱玲毕竟是个不谙世俗的女子，她哪知道爱情的深浅，她哪知道轰轰烈烈燃烧掉的可能是自己。她不顾一切地爱着，为了这段爱，她付出了自己一生的骄傲；为了他的爱，她几乎哭尽了一生的眼泪，也哭尽了她那惊世骇俗的写作才华。往后的日子纵然漫长，但她却再没写出如《金锁记》那般凄美的文章，中国文学史上的张爱玲时代也随之结束。
张爱玲是幸运的，她曾经拥有过一段许多女子都期待的一见钟情、刻骨铭心的爱。张爱玲也是不幸的，因为这段她生命中第一次开放的爱情之花在短短的两个春秋里就枯萎凋谢，上帝已然没有在情感上照顾过张爱玲，她能获得的亲情和爱情都是那么支离破碎，这些支离破碎的情感，也就造就了一个心理上孤寂、冷漠、残缺的张爱玲。因此才有人会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和极度的孤寂。”
凄凉的晚景
1949年解放后，上海文坛的“传奇”时代结束了。受老作家夏衍的邀请，张爱玲于1950年参加了上海首届文代会。她坐在会场的后排，衣着典雅，神情沉静，仿佛透出一股“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沧桑感。两年后，张爱玲远走香港。迫于生活压力，这个出身簪缨望族，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却写出了两部政治倾向极其鲜明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1955年张爱玲辗转来到美国，并很快与一个叫赖雅的比她大29岁的美国剧作家订婚。
在美国，最令张爱玲引以为自豪的写作遭遇毁灭性打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为此张爱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泪。绝望之中她只好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以谋生。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红”的天才。她的成功与上海“孤岛”时期的特殊形势分不开，但这种艺术和人生的“传奇”，并不能到处复制。张爱玲是孤寂的，而她在美国市场上的挫败与这样的孤傲有着密切的关系。她了解上海，可她并不了解美国。
夏志清先生曾建议张爱玲多接触美国社会，然后以美国生活为素材进行创作上的突破。但张爱玲孤傲又软弱，她无法融入美国这个早已现代化了的社会。她的生活越来越封闭，甚至到最后她把自己“关了起来”，有人给她打电话要事先写信预约，她连友人的书信也懒得看。她不像其他女人那样喜欢小猫小狗，对唯一的弟弟也冷眼相看。或许正是那些残缺的爱，正是太早开始接触到人情的冷漠才让她变得斤斤计较。从她笔下我们能看到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女性：自私、城府，经得起时间考验。在现实生活中，即使面对她最亲密的人也锱铢必较，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她曾写道：摸得到、捉得住的物质远较抽象的理想重要。对于社会，她也没有多少了解的欲望，一次，她坐人力车到家要付车夫小费，觉得非常“可耻而又害怕”，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匆忙逃开，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有一种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有一次空袭后，她和朋友在街头小摊吃萝卜饼，竟能对几步外穷人青紫的尸体视若不见。这一切把她与社会彻底隔离，让她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岛”作家，也让她生活的空间变成了一个孤岛，她就这样孤寂地消磨自己的才华。
1967年，丈夫赖雅去世，这又给她带来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在此后的20多年中，她便在孤寂和不停地搬家中度过。这期间，张爱玲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心理疾病。她对人越发冷淡，生活也日益封闭，家具、衣物随买随扔。内心的空虚与孤寂逼迫她不得不以这种方式来宣泄。
她内心一直被“虱子”的烦恼搅得不得安宁，她曾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如此令人恐怖的比喻正是她生活的写照，她一生怕极了这种虫子，她说“我一天也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而这种多年来一直潜伏在她心里的“虱子”，此时终于变成实实在在的客体，来向她发起了最后的攻势。她不得不“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可这并不能减轻她的烦恼。
在洛杉矶的最后23年里，为了躲避这种令她触之丧胆的小东西，她在各地旅馆辗转流徙，随身只带几个塑料袋。在搬家中，财物抛弃了，友人的书信遗失了，甚至花几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译稿也不知所终。去世前4个月，她还写信给林式同，说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韦加斯去，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沙漠，她以为也许只有到了沙漠才可以摆脱被虱子咬啮的苦恼。在她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搬家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林式同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的时间里，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这并不夸张，张爱玲在给文学史家夏志清的一封亲笔信里还曾这样写道：“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
很显然，在张爱玲最后的20多年里，她明显患上了一种强迫症，她只能无力地应对“虱子”的攻击，到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繁衍、长大、蔓延，直到将鲜活的生命吞没。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寓所孤寂离世，七天后才被人发现。在这个小小的寓所中没有家具，没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生命以一种最凄凉的方式凋零。她曾以一双早熟的慧眼洞彻了人性的弱点和世间的荒诞，她孤高得似乎可以超越一切，但她超越不了那些残缺的爱在她心中造成的难以平复的伤痕。她想要坚强、恬淡地面对一切，但她却没有足够的勇气战胜黑暗，驱散心灵中的“虱子”。灿烂一如张爱玲，孤寂亦如她，浮华过去，她带着流星越空的光辉归于沉寂，曾经风华绝代，转眼间尘埃落定，斯人已去。
张爱玲真正幸福过吗？不知道，在我看来，她从父亲那里得到的爱，从母亲那里得到的爱，甚至从胡兰成那里得到的爱都是那样残缺不全，能说她幸福吗？在张爱玲浅浅的一笑中透露出来的满是忧郁和孤寂，她的一生是传奇的，这种传奇令人想要一窥她的本真。别人可以窥探她的传奇，感受她的锋芒，却不能感知她的孤寂，正如她所说：“笑，全世界同你一起笑；哭，你便独自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