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万氏族谱》记载了他们的祖先万安静携妻挈子入川的全过程，大意如下：万安静最初在广东嘉应州长乐县做了二十年“山佣”，或者是帮人种地，或者是替人看山。万安静深知在南方的贫瘠山地中难有发迹的机会，便于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慨然离家，带领妻儿踏上了漫漫入川之路。这一年万安静三十六岁，他的妻子刁氏二十二岁，而孩子才刚刚满两岁。一路上“征途落寞，行李萧条”，徒步跋涉五千里，一路的艰辛困苦真是言语难以形容，幸好安全抵达了成都凤凰山，没有被豺狼虎豹吞噬，没有被湍急的河流冲走。一家三口喘一口气，然后用茅草搭建了一间简陋的房子以蔽风雨。族谱说：“是为我蜀中之始祖也。”可是落脚地虽然找到了，但此时三个人“钱不满千，米不盈斗”，马上就陷入赤贫和饥荒之中。万安静于是开始挑担经商，企图以负贩赢利，但他好像没有经商的才能，性格上又缺少奸诈的一面，因此不久就蚀了本，弄得贫困不堪。但即使面对几天揭不开锅的现实，这个姓万的祖先也“不改廉介之行，宁可忍饥并不赊人一文账”。到后来实在找不到出路，只好迁居到简阳县凉风顶，过了一年又迁居到成都龙泉山萧家沟，生活仍是度日如年。
这时候，萧家沟有一个名叫万康吉的富翁，他见万安静老实忠厚，人又本分，加之大家都姓万，便佃田给万安静耕种，并不时照顾万安静一家。万安静得到一份田地，于是“竭力躬耕，不分旦夕”。这期间刁氏又相继生下七八个孩子，一家十来口的生活全仗着万安静一人的农耕收获来维持。幸好此时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万桂芳已长大成人，与父亲一道，勤劳备至，努力耕作，一家人才慢慢走出冻馁的困境。待稍有积蓄，万家就购置了一头牛，因为这是家里唯一的财产，所以全家人对它“爱如珍宝”。可是不久以后，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有个邻居想回广东去省亲，多方措办，才从亲朋邻里处借得“数十金”作为路费。不想在出发前夕，这个消息被当地的盗贼啯噜子知道了，于是啯噜子纠集同伙，打算于月黑风高之夜抢劫这笔钱财。恰好这个阴谋被万安静听到了，他不忍心这个与自己同是外省移民的邻里遭此劫难，便把这消息透露了出去。结果盗贼夜里行劫没有成功，怀疑到万安静头上，便连夜把万安静家唯一的一头牛偷去卖了。乡邻们知道这群盗贼的恶劣行径后，鼓动万安静前去报官捉拿他们，但万安静觉得自己的行为也是咎由自取，于是“安受之而不悔”。
在萧家沟居住十六年后，万安静又率领自己的家族迁居到百工堰。从此，这个从广东入川的清代移民家族日益繁盛，其子孙遍布在成都各地。
成都《刘氏族谱》记载了他们的始祖刘立璋入川时的情景：刘立璋于康熙年间同他的哥哥嫂嫂一道从江西启程入川，同行的还有刘希载、黄茂德、许元魁、刘秀成、李维兴、陈三才、宋成进七个同乡。走到半路，刘立璋的哥哥刘立琼因为感染风寒，病倒在荒郊野外，没拖几天就一命呜呼了。刘立璋含泪同嫂嫂一道简单地安葬了哥哥，并且牢牢记住了安葬的地方，以便日后安稳了再来迁移。
站在举目无亲的荒山野岭之中，同行中的少数人开始动摇了，他们不知道前方还有怎样的艰难险阻在等待他们。但是刘立璋擦干眼泪对大家说：现在回江西去，等待我们的还是饥饿和贫穷，与其退回去苟且偷生，不如勇敢地朝前迈出一步。在他的号召下，一行九人从荒地上爬起来，又踉踉跄跄地踏上了入川的路途。刘氏入川以后，落业在今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宝胜村一块竹林环抱的坡地上。
后来刘立璋娶了亲，繁衍成两大房人。其间，刘立璋又回到哥哥逝世的地方和故乡，把哥哥的遗骸和父母的遗骸一并迁入四川，举行了隆重的二次葬。但是，与刘立璋一同入川的七位乡亲的命运却很悲惨，他们为人佣工，终身未娶，死后把微薄的家产都捐给了刘氏。刘氏家族感念同乡的悲苦命运，最终把这七位同乡的遗骸通过二次葬的方式进行合葬，并立碑以祀。碑文上“故赣南祠前辈七位老人墓”几个大字，每每观之让人深深沉思并深感悲凉。
清初移民不惮辛劳，从遥远的省份跋涉数千里入蜀的历史，是一部悲壮和值得颂扬的移民历史。
为何移民中多湖广人
在明代，湖南、湖北两省合称湖广省，在清朝初年的移民浪潮中，湖广入川的人口是最多的。请看下面一组例子：
合川县107户外省移民中，来自湖南、湖北的有80家，占75％；南溪县72户外省移民中，湖广移民共59户，占82％；成都外省移民中，有25％是湖广人（不包括土著）。那么，清初迁川的外省人口中，为什么以湖广人居多呢？理由大致有以下三条：一是政府明确下令将人口众多的湖广居民迁移一部分入川。二是川鄂两省邻近，经济联系密切，又有长江作为通途。三是与张献忠部队的人员构成有关。我们知道，张献忠在湖北屯军的时间相当长，湖北、湖南两地的农民参加起义军的也不少。这些士兵在起义失败以后，有一部分羁留四川务农，因为四川土地肥美，待到风平浪静以后，纷纷返籍邀请家人和邻里迁到四川来。总的说来，清初四川新的移民环境中，湖广人是最有实力而且是对成都文化影响最大的，其中，又以湖北麻城籍人口为多。
在清朝移民从各个方向拥向四川时，湖北麻城因为特殊的地理原因而成为一个移民中转站，不但湖广人大多由此入川，而且其他省份的人也有不少是经过麻城入川的。因此麻城人在新移民中具有优越感，以至于其他省份的一些势单力孤的移民都纷纷冒充自己是麻城人。
“解手”
“解手”一词，是四川人对如厕的通称，尤其是成都地区的移民，更把“解手”一词视作他们入蜀历史的活生生的见证。
传说清朝初年，经过明朝末年的大乱之后，四川剩下的人就不多了。四川总督赶紧给皇上奏本说：“四川的土地肥得流油，荒着太可惜了，请皇上赶紧迁人来。”
皇上看了奏本后，点点头，马上喊户部尚书来问：“爱卿，哪些省的人最多？”户部尚书回答说：“湖广（湖南、湖北）、广东两省的人最多。”
这下，皇上便下旨到湖广、广东，命令两省总督迁人到四川去。
广东总督接旨后吓慌了，赶紧喊来户籍司查户口。查来查去，查到说客家话的汉人最多。于是总督就下令到客家人居住的州县，叫当地官员喊客家人搬迁。
嗬哟！这些客家人哪里肯搬哟，有的哭，有的骂，不管县官咋个催，他们都不动，还说：“我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个地方，一下子要搬到那么远去，哪有这本书卖？”
县官禀报给州官，州官又上报给总督。总督虽说可怜这些客家人，但不敢冒犯皇上，只好派士兵将客家人押去四川。
客家男女老少都被绳子拴住，连成一串串，一路哭一路骂地离开了家乡，沿途想大小便，只能让随行士兵把自己的手松开，从那时起，广东的移民都把大小便称作“解手”了，而且大便叫“解大手”，小便叫“解小手”。走了好久才走拢四川，解下绳子后，手膀子都麻了，一伸手就痛，背着手反而觉得安逸。所以后来客家人走路、散步，总爱背着手。
——引自《成都民间文学集成》
以上情形到底是实情，还是传说、杜撰呢？通过对文献和族谱的分析，我们尚未发现这种强行押解移民入川的场面；不过从当时地方政府强有力的移民政策来看，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毕竟招徕移民三十家即可官升一级，量与纪录，少数官员在利益的驱使下，或许会采用这种下下策。
三百年前的一份移民告示
随着外省移民陆续入川安家，一些好的信息被反馈回他们的故乡，这些信息证明了四川确实是一块肥美之地，于是，更大的移民浪潮在民间悄悄酝酿起来。但是这时候，政府已经意识到进入四川的移民数量趋于饱和状态，于是向各省发布了禁止继续移民的通告。
在此情形下，广东省龙川县戏剧性地出现了一份告帖。告帖对官府阻止广东人去四川深为不满，号召广大的南方移民团结起来，一定要冲破官府的层层阻挠，从而达到他们移居梦中的天府之国的目的。这份珍贵的民间文献被收录在了《宫中档雍正朝奏折》中，是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九月由广东巡抚杨永斌上报的，全文如下：
字告众位得知：我等前去四川耕种纳粮，都想成立家业，发迹兴旺。各带运费，携同妻子弟兄安分前行，实非匪类，并无生事之处。思得我等祖父因康熙三十年间，广东饥荒逃奔他省，走至四川，见有空闲土地。就在四川辛苦耕种，置有家业。从此回家携带家口，随着亲戚结伴同去，往来贸易，见四川田土易耕，遂各置家业。从此我等来去四川，至今四十余年，从无在路生事，亦无在四川做下犯法事情遗累广东官府。近来不知何故，官府要阻绝我等生路，不许前去。目下龙川县地方处处拦绝，不容我等行走。思得我等若人少，他们必不肯放我们，亦不敢同他们争执。但是我等进生退死，一出家门，一心只在四川。阻拦得我们的身，阻拦不得我们的心肠。况且我们去了四川，并不曾抛荒了广东田土，减少了广东钱粮。我等各自谋生都在朝廷王土，并不是走往外国，何用阻拦？
若是我等去不得，皇帝早该有旨意，不许我们去，四川官府早该拦阻我们。若是广东人住不得四川，我们广东地方就不该容留外省人住，况且我们今朝移家去四川，都是几年前经营停留，田土、房屋件件都齐，才敢前去落业。
若要阻绝我们，是绝了我们归家生路，万万不可！今龙川县出告示，劝我们回去，给我们盘费，我们都是有盘费的，何用他给！我们家已在四川，还回到那里去。若肯哀怜我们，不阻我们，我等放心直走大路，妇女老小感谢天恩。若阻得紧，我们只得伴命走小路，山高水深，万一不测，跌死下山，淹死下水，亦是我等之命。我等实有不能转回之苦情，下土不告，上天不知。我们又闻得龙川县通知江西地方出赏拦阻，但我等原是良民，今地方官把我等不当好人追赶。我等在本省地方，自然遵法，惟有磕头哀求放走。若到江西，隔省拦阻我们，我等要拼力齐拼一死。思得我等一路前去，原不敢约伴同行，走到了府州县大市镇上，就是自家家口，尚要分作几起，悄悄行过，也是怕人查察。今势处万难，不得人多，不能前去。总之，我等众人都是一样心肠，进得退不得。
土地被自由圈占的年代
据文献记载，最初来到成都平原的外省移民，面对荒芜的城镇和杂草丛生的土地，可以采用自由圈占的手段获取大量的土地资源，他们成了移民运动中的“暴发户”。如清朝顺治年间随清军到成都的贫苦农民，甚至可以“伐树白之为界”。有的人甚至采用目测、脚步丈量或插茅杆以为标记的方法圈占土地，那的确是一个移民淘金的黄金时代。
民国《刘氏族谱》记载了他们的祖先刘廷奇在中江圈占土地时的情形：“定居之初，人烟稀少，林密山深，鸟兽纵横。”因此刘氏很轻易地占领了大片土地。由于所占地过于宽广，边远一些的领地甚至“月余不能履其地”。常有后来的移民来“窃居”，刘氏便佯装打猎，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每星期在自己的领地上巡游一次。这情景，让人想起欧洲人对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移民开发。
但大多数的移民没有这样的幸运，特别是那些来自广东、江西、福建等省的南方移民，主要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才大量入川。由于起身时间晚，又路途遥远，因此来到成都平原以后，只好占领平原周边被湖广人遗弃的丘陵山地和不利于耕作的黏土区。
后来的移民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办法只有三个：一是像前面提到的湖广人那样圈占；二是地方政府安插；三是通过“租佃”方式先站稳脚跟，然后经过若干年的垦殖，逐渐积累起自己的土地和家业。
同治《廖氏族谱》记载说，廖姓祖先廖吉周乾隆初年带领儿子从广东兴宁县迁往成都，落户以后，“仅存银十两”，于是只好把银子换成钱币，“佃到水田五十亩零”。成都《江氏族谱》也记载说：“因无资斧，路上停留多，前进缓；至蜀时，已无无主之田土……公等忍苦耐劳，为人佣工，勤俭异常。”由此创业繁衍。再如成都东山《彭氏族谱》所载，他们的祖先于雍正丁未正月初六，由广东海丰县迁徙成都，“来人共八口……初居简州观音堂，佃田耕种”，十年以后，才在金堂县龙门桥购置田地，“新修瓦房以乐晚年”。
这说明后来的移民来到成都平原以后，所占有的物质条件和土地资源并不丰富，大多数人只能通过佃田和佣工维持生计；还有相当一部分移民辗转多次，最后才落籍于现在居住的地方。
黄金时代的来临
外省移民大量进入四川以后，四川迎来了历史上少见的飞速发展时期，那些残破的城镇得到了修复，那些荒凉的农田得到了开垦，昔日虎狼出没、荆棘丛生的乡村田野渐渐变得热闹繁华了。
移民初期，各省移民为了在政治、经济、文化权益上紧密团结起来，以解决可能发生的土地纠纷，便纷纷以乡谊为名联合建庙，这就是所谓“会馆”的形成。“清初各省移民来填蜀者，暨本省遗民，互以乡谊连名建庙，祀以故地名神，以资会合者，称为会馆……蜀都曰惠民宫，两湖曰禹王宫，两粤曰南华宫，福建曰天后宫，江左曰万寿宫，贵州曰荣禄宫……察各庙之大小，即知人民之盛衰”（《威远县志》）。
这些供奉着故乡神祇的会馆像闪亮的星星一样布满劫难后渐渐复苏的巴蜀大地，成为各省人民在新环境中的一种精神归依。人们定期在自己的会馆中看戏会合，互相倾诉移民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作为会馆来说，解决本省移民和外省移民之间的纠纷，是一项重要功能，人们通过谈判和协调的方式来解决新环境中的新问题，而并非通过暴力，这就使得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理智和有序的态势。
移民们还从自己的家乡引入了新的物种和耕种方式，极大地推动了四川农业经济的发展，比如甘蔗、辣椒、番薯等。由于这些好的物种的到来，一些地区的经济形成了相当规模和特色——内江因为甘蔗和蔗糖技术的引进而号称“甜城”，攀枝花因为木棉的引进而名噪一时。川剧也因为各省戏剧的汇入而正式萌芽、诞生并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
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及省份的界限被打破，各省移民相继通婚，这对四川产生了深远影响。移民外来者的感觉和记忆逐渐消除，省外人士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这就像近两百年来的美国一样，由于人种和文化的风云际会，一种新的文化伴随着无限生机蓬勃发展。四川也因此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