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并被“打翻在地”的沙河先生，至今保持着这样的精神状态，可谓是“枯木逢春”，形势大好。从沙河先生的脸上可以看到岁月流变的痕迹，一张本来就不算宽的脸上布满了细密的皱纹，这些皱纹像是树叶上的纹脉，一笔一笔记录着他所经历过的事情。他的脸颊常常是酡红的，颜色很嫩，有时候看起来像婴儿似的。如此精神焕发的容貌，当然跟他犀利的思想和幽默的文字有关，他其实一直生活在一种比较活泼的精神境界里，身体和头脑都没有僵老。
沙河先生年轻时以诗闻名天下，到了老年又以杂文雄视文坛。尽管写诗写杂文的人多如牛毛，但沙河先生却有他的独到处、奇崛处、可爱处，我们可以从众多陌生的文字里面一眼把他认出来。比如沙河在《为成都人叫魂》一文中这样写：
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要留我，征求本人意见。当时若从文仕前途考虑，定该拊髀雀跃，欢忭莫名。但我说不，不愿做北京人，仍愿徇我灵魂之所安恬，做我的成都人。岂知这一决定导致终身坎，使我成为另一类人。就在回成都的车上，想必是鬼迷心窍吧，我写了《草木篇》这贾祸的文字。回四川省文联不久，又伙同他人创办了《星星》诗刊。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即能看出沙河先生的率朴纯真。首先他不爱名利，就觉得成都比北京好，一点不含糊，宁当布衣不做“京官”；其次他的身心完全是透明透亮的，写起当初的伤心事来毫无愁眉苦脸，是“伙同他人”干了一件“坏事”，就是干了一件“坏事”，不值得诉苦和抱怨。
沙河之才是蜀地所特有的，它虽然不是“标准”的大家风范，但比大家风范更对蜀人的口味。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口味？莫非如同四川火锅麻辣烫？请看沙河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写成的《Y先生语录》：
Y先生不读诗也不写诗。我去开导他，朗诵卞之琳的《断章》给他听：“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他摆手说：“你在家中打麻将，打麻将的人在楼上等你。上手喂肥了你的清一色，你喂肥了别人的满贯。”
邻居夫妻又打架了。Y先生去劝解，拖走那挥拳的大丈夫，小声警告说：“适可而止吧，今天是三八节！”
Y先生看电视，怪声说：“时代进步，知识变成了美女主持的电视竞赛节目。她要我们回答，举例说吧，某个影星主演过哪几部电影，某种舞蹈是美洲土人的还是非洲黑人的，某牌轿车是德国造还是意大利造，某类食物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等等。邻家儿女都能回答，而我只有吃鹅蛋的资格。今后谁算知识分子，很难说呢。”
沙河先生的这类文字有《笑林广记》和《世说新语》的功效，然而这么“俚俗”的文字别人不肯为，沙河先生就肯为，而且写起来是津津有味。不是别人不屑为，实际上是他们做不出来，即便先生打他们五十大板，再罚跪一个晚上，脑袋抠烂也做不出来。这需要别才，需要一种至真至黠的好性情。
忽一日，沙河先生上医院验血，报告单出来以后发现很多指标都偏低，什么血色素啦、蛋白质啦通通比常人低。医生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是不是有啥病？沙河说：没有啊，我走得睡得，浑身也没有哪里不舒服。医生疑惑，再三追问，后来才发现是沙河先生胃不好，长期以素食为主，因此不像有些官场中人脑满肠肥各种指标皆超。医生警告沙河说：多吃点好的，不要那么节约，你们这些老头子都有吝啬的毛病。
秋天的傍晚，成都街头的梧桐树开始掉叶子。人们常常可以看见沙河偕夫人沿林荫道快走。沙河穿一件笔挺的灯芯绒上衣，有时是红颜色，有时是黄颜色，衣袖和领口都扣得十分规整。夫人常穿红衣服，脖子上围着一条围巾，英姿飒爽的样子。别人都慢吞吞一步三摇地散步，唯有沙河夫妇急匆匆地像在赶路，像是热血澎湃地去参加五四青年的集会似的，给人留下永难忘记的印象。
魏明伦
魏明伦从蜀中一个地方剧团的编剧成长为一个蜚声世界的剧作家、散文家，跟他灵活多变的思路和非凡的才情有密切关系。魏是四川自贡人，跟以“厚黑学”名世的李宗吾是同乡，同时兼备了李宗吾锐利的思想和出色的文采，因而能在身不出蜀的情况下掀起中国文化界的轩然大波。
魏明伦历来被认为是难得的“鬼才”“奇才”“怪才”，有关他如何鬼、如何奇、如何怪，陈世松先生在《天下四川人》一书中有较为精辟的论述：
一表现在戏剧创作上思路广，“鬼点子”多。魏明伦平生素以“鬼点子”“鬼聪明”“烂脑壳”著称。他把四川人求变的个性贯穿于他的剧作之中，坚持“一戏一招”“一招一变”的追求目标。由于他不断地在寻找一条传统观念和现代观念相契合、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契合的道路，能从多种源泉中汲取营养，这才使他的戏剧作品像一湖活水，永远在闪烁跳跃。
他刚把古装戏《易胆大》推出帷幕，接着又让现代戏《四姑娘》走向观众；刚刚使《巴山秀才》唱红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转瞬间又为“千古淫妇”潘金莲鸣冤翻案，平反昭雪；掉过头再通过《夕照祁山》把“千古圣贤”诸葛亮请下神坛，送入凡尘。正当人们在为《潘金莲》的荒诞戏争论不休之时，霎时间他又在外国传说中挖掘题材。通过西方人心中的一个中国故事，投射出当代中国智者的审美反馈，编写了川剧《中国公主杜兰朵》。当意大利歌剧《图兰朵》席卷中国舞台之时，他又带着川剧《中国公主杜兰朵》进军北京，以至形成了当今中国舞台上中、西两个公主打擂竞演的局面。
他的一系列诡秘的戏招，变幻无穷，简直让人们目不暇接，摸不着头脑。对于魏明伦十年来在剧作上的成功，作了长期跟踪研究的余秋雨，把魏明伦誉为解答中国文化如何面对国际、传统艺术如何面对现代的“文化难题”的“为数不多的标志性人物”。他还在《大匠之门》中指出：
“按照寻常逻辑推理，这里很有一些说不通的地方，魏明伦并非身处沿海开放地区，甚至完全不懂外语，居然成了二十世纪晚期中国传统艺术与现代社会和国际社会深度斡旋的活跃因素。但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可见文化史的演进不具备那么多必然性因素。”
挖掘这些“说不通的地方”，这些不是“必然性因素”的因素，正是为探求魏明伦的“鬼才”魅力的难解之谜。
二表现在纯熟的文字表达技法，有如鬼斧神工造化。魏明伦继承了四川人擅长语言、巴蜀文化中素以文词显天下的优良传统，无论在他的剧作中，还是在他的杂文、散文作品里，都表现出文章考究独到、文辞精炼传神的特点，在中国文坛享有独铸新词的美誉。
正如余秋雨在《大匠之门》中评点的，他的戏作，让人精神振奋。“纯熟的技法，漂亮的唱词，却毫无当时一般文人剧作的疲沓斯文、亢奋议论和矫饰悲情，只是活脱脱地凸现出叙事结构和嘲讽魅力，直至观众以为已经剧终，站起身来准备鼓掌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突转又把所有的观众震得发呆。”
对于他的杂文，余秋雨说它“不走隐晦曲折、把玩机巧、耍弄幽默之途，只以一种道义敏感裹卷世象，尖锐得浩浩荡荡，讽刺得明明白白，可谓杂文中的君子、侠士。即便有几篇写得怪异奇特，也绝不琐碎纠缠，转了几笔仍然掩饰不住明亮和爽利。我觉得他将四川人‘麻辣烫’人生风致在杂文中体现得再充分不过了”。
魏明伦在他的《巴山鬼话》的序文中，也声言此书是“杂文与散文拼盘，白话与文言骈俪，思辨与抒情对照，麻辣与清淡兼容。打个好吃鬼的比喻：川菜特产，鸳鸯火锅”。难怪刚逝的文化大师、“学界昆仑”钱钟书，对他的行文方式有所赞赏，有的名家还说：“文章还是以魏明伦的为最好。”
三表现在思想解放、鬼头鬼脑上。魏明伦敢于在戏剧创作和杂文、散文写作中，独树一帜，大胆创新，不断发射出文化思考的冲击波。正如他自己所说：“鬼胎里怀着一片责任心，几分使命感；鬼头鬼脑思考着人的价值，神的奥秘，官的沉浮，民的忧乐。”因此，他能做到：笔底波澜，议论风生，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因为他的剧作《潘金莲》，余秋雨评价说：“其实，真正能在戏剧舞台上勾动历史魂魄的倒是魏明伦，他故意站在中国世俗文化的土壤上，让一部古典通俗小说、一个传统戏剧作为文化反思的基座，再拉入国际经典和现代作品交错论辩，使全部反思成为中国文化体制内的拷问。正是在这一点上，魏明伦表现出了比当时学院探索派的年轻弟妹们更实在的力度；而与一般地方戏曲比较，他显然又在整体思考的强度上大大地超越了大多数同行。”
针对他的历史剧《夕照祁山》，余秋雨作了这样的评价：“魏明伦对诸葛亮这一历史人物的反思，触及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要害部位，因为诸葛亮是历史上少有的把文人人格、官场人格和中国民间的世俗人格组合得最为完整的性格典型，只要轻轻地摇撼他，就会牵动整个民族的神经网络。此时的魏明伦，早已不是一个一鸣惊人的挑战者，而是能够把苍凉的历史感悟进行寓言化处理的悲剧诗人，他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厚和大气。”
在得到广泛赞誉的同时，魏明伦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批评，比如作家韩石山在《文学自由谈》中撰文说：“过去是越有文化的人越像个文化人，到了魏明伦这儿成了越没有文化的人越像个文化人了……如果四川再不出一两个像样的文化人，只出魏明伦这样的伪名人，不管西部开发有多热闹，我的眼角都不往那边瞥一下。”要说魏明伦没文化这可是天方夜谭，没文化的人能写出那么多震惊中外的古装剧、现代戏？能在中华世纪坛留下永久性的文字碑刻，能得到余秋雨的赞许？看来韩石山对四川文化抱有偏见，他不明白蜀地人才的特点除了底气很足之外，就是表现方式特怪，怪得有时叫人摸不着魂头。
李伯清
20世纪90年代初，成都最知名的公众人物不是歌星、影星、球星，而是一个在茶馆里说书的民间艺人，他的名字叫李伯清。这个颧骨突出、既高且瘦的成都本地艺人，以他诙谐的语言、夸张的形体、深入的观察给成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乐趣，由他创立的“散打评书”成为电视台收视率极高的节目，这些评书段子灌制的磁带也成为大街小巷群众最喜闻乐见的“市声”，有许多店铺和出租车司机用他的磁带招揽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