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命令：“你们尽快写一个名单给我，凡是参加卫星工作的单位和个人，都要严密加以保护，不得受任何干扰。否则，将以军法论处！”
1968年10月17日，美国“高跟68”核战争演习开始。
伍尔德将军说：“代号‘高跟’的核战争演习，从1961年就开始进行，以中国为假想的敌人，这次演习依然如此，假设以朝鲜战争为导火线，诱发了美国和中国直接交战。先进行一段常规战争，然后由美国核潜艇首先对中国发射‘北极星’导弹，射程为两千八百公里，当量为一百万吨……”
1968年12月4日夜。兰州军区招待所。会议室。
李觉把大胡子一抹：“这次试验任务总算安排好了，明天回北京好好睡上几天，然后向总理汇报。”
王淦昌：“在火车上就可以睡嘛。我建议，一到北京，就向总理汇报。”
李觉：“那好，分秒必争。这些日子，大家太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人们纷纷离去，只有郭永怀一个人坐着不动。王淦昌走过来：“郭老弟，你怎么啦？”
郭永怀：“我要乘飞机走。”
王淦昌：“有急事？”
郭永怀：“导弹、卫星，有很多力学方面的问题，等着我回去研究。再说，总理一再要我们认真总结一下七次核试验的经验。事情一大堆，时间不够用啊！”
王淦昌：“可总理再三叮嘱我们尽量不要坐飞机，安全第一！”
郭永怀笑道：“哈哈，老兄，你忘了，我是搞空气动力学的，原来是搞航空的，应该带头坐飞机嘛！”
王淦昌：“在火车上，除了睡觉，照样可以动脑子，总结经验嘛。”
郭永怀：“从兰州到北京，坐火车太慢了。为了节省时间，我一定要坐飞机！好吧，我先到北京，等着欢迎你们！”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在烈火中，郭永怀的怀里紧紧抱着装有核试验全部资料的皮包。
周恩来在打电话：“彻底查清飞机失事的原因！”
1968年12月13日。中央专委会会议。
“郭永怀同志不幸遇难，我很难过。让我们为他默哀！……”周恩来起立，全体人员低头哀悼。坐下后，周恩来说，“这次要开两天会，听取和讨论钱学森同志关于C型导弹中程地地导弹的试验报告。我认为，不管什么人捣乱，我们都要排除干扰，大胆实践。要知道，美帝、苏修都在磨刀霍霍。我们国家的安全正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国防建设第一，国家利益至高无上！”
1968年12月28日。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向国防科委、七机部的群众代表们说，C型导弹试验成功了！我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祝贺！这次试验，正是七机部武斗打得最凶的时候搞的，许多部件不合规格，但为什么还能上天？靠的是我们工人阶级。老工人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检查了多次，发现二百多个问题，最关键的有七十多个，一个一个把它解决了，有些部件是重新搞，所以试验成功了。因此，我们要向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致敬！
全场起立，热烈鼓掌。
黑龙江。1969年3月，苏联军队入侵珍宝岛，出动飞机、坦克、装甲车，掩护步兵进攻，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人。
毛泽东发出号召：“要准备打仗！”
天空浓云密布。
海上巨浪滔天。
苏联一架架飞机起飞，在空中演习。
苏联一辆辆坦克开动，在边境挑衅。
苏联将军们在开会，策划对我国进行核打击，在中国西北地图上画了一个个红色箭头。
华盛顿。1969年8月。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在打电话：“为了摧毁中国的核武器，我们将进行一次‘外科手术’！”
美国安全特别助理基辛格在打电话：“请耐心等待，大使先生，我们需要慎重研究！”
白宫。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基辛格在紧急磋商。
基辛格连连点头。
尼克松：“行动吧，博士。”
基辛格刚欲离去，尼克松打了个手势，指着桌上的电话。
基辛格当场拨动电话，有意“泄密”。
《华盛顿邮报》流水一般从印刷机里纷纷落下。
大字标题《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赫然在目。
北京。京西宾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进行。
空军司令吴法宪把桌子一拍：“姜圣阶，你好大的胆！林副主席的命令，你竟敢不执行？”
姜圣阶：“吴司令，我们要讲科学。请你向上反映：原子能工厂不能搬迁！如果硬要蛮干，不但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还要使我国原子能工业的发展推迟若干年，还可能造成放射性污染，给人民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
吴法宪：“好了，好了，我听够了！会差不多开了两个月，现在只有强制执行，就是用炸药炸，工厂也得搬到三线去！”
姜圣阶：“吴司令，你说用炸药炸原子工厂，那不就是炸原子弹吗？仗还没有打，就自己炸自己，这恐怕不是林副主席的命令吧！”
他的幽默引起人们一阵笑声。
吴法宪恼羞成怒，骂了一句：“放屁！”拂袖而去。
1969年8月12日。中央专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周恩来：“七机部两派长期闹派性，严重影响国防尖端工作，使卫星不能上天。现在，要下一道死命令，‘651’试验项目，要求一个星期搞出来。由钱学森挂帅，杨国宇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指杨)是政治保证，他(指钱)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我拿你是问。”他又面向钱学森，“从现在起，你由我直接领导，一切听我的指挥！”
周恩来把一个信封交给杨国宇：“这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几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名单，他们都是国防科研的尖子，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
李觉：“林彪同志下令，甘肃、内蒙古的原子能工厂，1970年内全部迁往三线！”
周恩来：“这样，核燃料生产就要长期中断，这将给核工业带来多大的损失？”
李觉：“无法估量。”
周恩来毫不含糊地说：“一线工厂不能搬，要继续生产，加紧多生产、多储备。同时，为了战备，必须抢建三线工厂。”
1969年9月11日。北京飞机场。
苏联总理柯西金走下飞机。
周恩来和柯西金握手。
机场会客室。周恩来严肃地说：“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但是，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要把这个话告诉你。”
柯西金一声不吭，默默地听着。
中南海。四位老帅正在座谈。
陈毅：“中苏首脑会谈震动了全世界。一旦举行中美首脑会谈，恐怕连地球都要震动得发抖了。”
叶剑英：“尼克松想拉中国，压苏联。”
聂荣臻：“苏联最怕中美缓和。”
徐向前：“苏联向我们一手挥舞核大棒，一手又伸出橄榄枝。”
聂荣臻：“要警惕。有备无患啊！”
夜。周恩来在灯下看着由陈毅定稿的《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突然抬头看见聂荣臻走来：“啊，聂老总，这么晚了！……”
聂荣臻：“睡不着呀。我想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
周恩来：“我替你说了吧——国防尖端务必要抓得很紧很紧，因为这是中华民族命运之所系，永远不能掉以轻心！”
聂荣臻紧紧拉着周恩来的手，眼眶里滚动着泪珠……
戈壁滩。原子能工厂。
军管组长悄悄说：“姜总，总理下令，工厂不搬了！你胜利了！”
姜圣阶激动得抓着他的膀子直摇晃：“太好了！太好了！”
军管组长小声说：“在北京，我真为你捏一把汗呀！万一真的打起仗来，工厂不搬而受到损失，你是要掉脑袋的呀！”
姜圣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唯一要坚持的原则就是——实事求是！你说是不是？”
军管组长连连点头：“是的，是的。我也豁出去了！就是掉脑袋，也要实事求是！”
1969年9月22日。全军战备工作会议。
周恩来讲话：“目前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特别要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全军要高度警惕，严加戒备”
1969年9月23日，周恩来又伏在办公桌上睡着了，一只手还按着电话。
这一天，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
1969年9月29日，我国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氢弹爆炸试验。
周恩来向张蕴钰、李觉、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于敏、黄祖洽等人热烈祝贺。
1969年9月30日夜。周恩来在打电话：“你再说一遍！”
总参谋长黄永胜在打电话：“为防备国庆节敌机轰炸，林副主席指示把密云水库存水放掉。”
周恩来在电话中坚决表示反对：“那样做，会淹了下游的居民群众，不行！你马上报告林彪同志，我连夜约水利部的负责人开紧急会议。”
1970年4月14日。
钱学森、李福泽等一行乘专机抵达南苑，从飞机上下来，又分乘几辆小汽车，直奔人民大会堂。
此时，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空空荡荡的，窗外传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声，锣鼓声、高音喇叭声刺耳不绝，使他感到心烦。他关了一个窗户又一个窗户，直到所有的窗户全部关上，他才坐到沙发上，闭目沉思。
人们陆续走来，发现周恩来坐在沙发上睡觉，谁都轻手轻脚，生怕把他惊醒。
周恩来醒了：“啊！大家请坐，请坐！”
钱学森走上前来，心事重重的样子。
周恩来：“怎么？你好像病了？”
钱学森：“没有。”
周恩来：“一切正常？”
钱学森：“是的。”
李先念、余秋里、李德生等先后来到，周恩来招呼他们：“来来来，这边坐。卫星要上天了，也许这是中央专门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
大会堂外，聚集了一大群人，为首的是被造反派推出来当头头的、用黑布蒙着一只眼睛的老武。他说：“我们要见周总理！”
解放军值班军官客气地说：“不行。总理正在开会！”
大厅内。周恩来在笔记本上记着。
钱学森在汇报。
李福泽在汇报。
任新民在汇报。
杨南生在汇报。
轮到年轻的戚发轫了。他站起来，打开《毛主席语录》，正要往下念，周恩来说：“直接讲卫星，语录就不要念了。”
大会堂外，老武等大声嚷嚷：“我们要见周总理！”
一队解放军走来，拦在门口。
大厅内。孙家栋站了起来。
周恩来惊喜地说：“这么年轻的卫星专家，还是小伙子嘛！到前边来！”
孙家栋走到前边。
周恩来：“你们要讲，还存在什么问题？”
孙家栋突然喊了一声：“周总理！”
周恩来：“小伙子，有什么话，说嘛！”
孙家栋：“不知什么时候，卫星上许多仪器，都被嵌上了毛主席头像，有的还刻有毛主席语录，这对卫星本身有影响！”
周恩来在大厅内走了几步，严肃地说：“头像、语录，我看就不用了吧。搞那个有什么好？万一掉下来，人家还会笑话！”他指了指大厅，“你们看人民大会堂，哪儿也没有毛主席头像、语录，不能搞得太庸俗了嘛！”
此时，钱学森站起来：“总理，为了使卫星上天后能奏响《东方红》乐曲，大家想了很多办法。”
周恩来打断了他：“让卫星唱《东方红》，中央有文件吗？”
一听这话，全场都愣住了。
吴法宪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张纸：“总理，中央有过文件。”
周恩来沉默不语。正在这时，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匆匆走来，送上一份材料。周恩来看后，大发雷霆：“‘风在吼，马在叫’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改成‘红旗飘，军号响’？《黄河大合唱》必须照原样唱下去！永远照原样唱下去！”
李德伦笑眯眯地离去。
周恩来又问：“还有没有问题？”
钱学森：“有。为了奏响《东方红》，我出了一个点子，在第三级火箭上加了一个‘过载开关’，地面做过试验可行。可是，大家担心到了天上，这个‘过载开关’要是发生故障，《东方红》乐曲奏不出来，怎么办？有人主张不要，有人主张保留。这几天，我就为这个小开关愁得要命！”
周恩来：“哈哈，一个大科学家，居然被一个小小的开关难住了。我要再一次问问各位专家，你们认为火箭卫星到底可靠不可靠？”
众：“可靠！”
周恩来：“既然你们认为可靠，那我认为这个小开关可以不要！”
钱学森松了一口气，人们也觉得轻松了。
但是，周恩来却说：“不过，我还要向中央报告，再正式通知你们。”
戚发轫一听急了，站起来就问：“还要向中央政治局汇报？”
周恩来：“是的，怎么？”
戚发轫：“总理，不行呀！时间来不及了！”
周恩来：“为什么？”
戚发轫：“卫星上的蓄电池只能存放四天。”
周恩来：“为什么不能多几天？”
戚发轫：“我们没有提出这个要求。”
周恩来：“做事要留有余地，要两手准备嘛！你们马上写一个书面报告。”
李德生站起来：“总理，京西宾馆的会在等着。”
周恩来站了起来：“好吧，你们今晚很累了，留下来好好休息，明天飞回基地，白天降落很安全。”他和人们一一握手。徐肇孚由于激动，保密笔记本掉在地上，周恩来从地上捡起来，握住他的手，“徐肇孚同志，这可不能丢啊！”
1970年4月24日15时50分。
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在打电话：“毛主席已经批准今天晚上发射卫星！要一次成功，为祖国争光！”
北京。罗舜初拿着电话：“总理，我马上告诉发射场！”
东风基地。发射场上，一片紧张而有秩序的气氛。人们都在忙碌着、奔跑着，只有钱学森一个人在来回踱步。
晚8时，传来“一小时准备”的口令，钱学森望着天空，满天还是乌云滚滚。李福泽心急如焚，忽然有人奔来报告：“应答机信号丢失！”
李福泽奔进地下控制室。沈震金等慌成一团。
沈震金哆哆嗦嗦说：“李……李司令！”
李福泽大吼一声：“慌什么？沉住气嘛！需要多长时间？”
沈震金终于冷静下来：“得半个小时。”
钱学森、李福泽等在发射场上紧急开会。
钱学森平静地命令：“推迟发射。”
李福泽在电话中说：“请报告总理：推迟发射！”
北京。罗舜初：“我马上报告！”
钱学森背着手，在发射架下来回踱步。
李福泽心急火燎，几次掏出香烟，又几次塞回口袋。
发射架下，周恩来提出的“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备入轨，及时预报”十六个大字，在灯光映照下熠熠生辉。
北京。周恩来在打电话：“不要慌张，不要性急，要沉着、要镇静，争取一次成功！”他放下电话，独自在听《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发射场上像传口令一样，一个传一个：“周总理指示，不要慌张！”“不要性急！”“争取一次成功！”
静静的夜。天空的云突然散了，星星在闪烁、在微笑。
21点34分。站在潜望镜前的“0”号发射指挥员杨桓下达命令：“一分钟准备！”
倒计时计数器闪现出“0”字，传来杨桓的口令：“点火！”
胡世祥用力地按了一下电钮。
火箭发动机顿时喷出橘红色的火焰。
21时50分，在一片寂静中，广播喇叭传出卫星上的《东方红》乐曲声。
在《黄河大合唱》的歌声中，人们欢呼跳跃，紧紧拥抱。
钱学森哭了。
李福泽哭了。
任新民哭了。
孙家栋哭了。
戚发轫哭了。
王旗抱着小杨？巴特尔哭了。
卫星飞过圆明园遗址上空，飞过天安门上空，飞过香港、澳门、台湾上空，飞过美国“自由女神”像上空，飞过鸦片战争抗击英军的炮台上空……
在天上的《东方红》乐曲、地上的《义勇军进行曲》和《黄河大合唱》歌声中，炎黄子孙们欢呼雀跃。天上人间，山呼海啸，交织成一首20世纪独特而美妙、壮烈而辉煌的、惊天动地的“中国交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