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为炎黄子孙受到的屈辱，为英雄们的壮烈牺牲，为老一辈革命家“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催人泪下的精神，我的心常常在哭泣，也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有一阵子，我独自一人闷坐在房间里，几乎整天不和人说话。医生说我得了忧郁症，让我每天吃一粒“黛安神”，可我吃了药，写到伤心处，还是控制不了自己。创作如此，生活也如此，老战友商恺（人民日报）、韦明（中宣部）、李克（新华社）先后去世，使我悲痛不已。伤感之情长期压抑在心里，直到最近和李克家人通电话时放声大哭了一场，才觉得心里好过一些。噙着眼泪，我要写。擦干眼泪，我更要写。只有把泪水洒在纸上，我的心好像才能得到安慰。
乐——为中国人民经过几千年的沧桑，经过一百多年在黑暗中的徘徊和奋斗，经过五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永远的幸福之路而庆幸、而激动、而骄傲！1988年，我去了一趟美国，第一次领略了资本主义的文明。1989年，应我的母校莫斯科大学之邀，我又去了一趟苏联，这是我第六次也应该是最后一次去苏联，仿佛是去告别似的。在红场，我亲眼看到一边是举着沙皇旗帜的人群，另一边则是排着队去列宁博物馆参观的长龙。没有多久，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瓦解了，东欧发生了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在这样令人痛苦和深思的时刻，伟大的中国人民却像顶天立地的巨人迎风挺立。今天，在党中央率领下，中国人民正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昂首阔步地迈向新世纪！毋庸讳言，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艰难险阻，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阴暗面，特别是犯罪活动猖獗，腐败现象严重，尔虞我诈盛行，官僚作风恶劣，实在令人痛心疾首，愤慨万分。正因为如此，我必须用笔实践我人生的座右铭：以追求高尚为己任，要为真理而斗争！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中国的未来，无限光明，一个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必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五十年沧桑巨变，看神州改天换地，每一个炎黄子孙能不心花怒放吗？让我们重温一下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生活是美好的，好好地生活吧！”
和喜怒哀乐交织在一起的，就是我常常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我要感谢党和人民抚育了我，使我从一个食不果腹的苦孩子长大成人，即使到了古稀之年还能用我的笔继续为祖国的富强、为共产主义的理想服务。
我要感谢以不同方式对“两弹一星”创作表示关心、支持和帮助的单位与个人——
中央军委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所属航天、核工业等总公司，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原101试验站，原211厂，中国科学院，中央党史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央档案馆，广西电影制片厂，国防工业出版社，原子能出版社，核工业神剑文学艺术学会，北京金洪恩电脑有限公司，长征宾馆，核工业招待所，航天五院招待所等。
张爱萍、张劲夫、王昭铨、曹刚川、刘纪原、蒋心雄、周巍峙、林默涵、魏巍、刘白羽、李瑛、胡可、傅铎、魏风、田华、夏云飞、秋峰、张远之、黄雪梅、张丽辉、张志前、王宗银、朱荣先、邢京业、罗和平、廖心文、彭红、陈孟君、张文苑、苏方学、周肖、王陶瑞、赵峻防、王戈洪、王朝柱、李硕儒、冯德新、杜敬波、郭维、周予、房友良、张铭清、邱敦红、徐永军、周均伦、涂元季、孙修昭、石舫、季炳方、谢文清、杨翊、丁永宁、戴枫、钱文荣、李惠生、孙维熙、赵愚、侯堉中、方云助、于陆琳、陈寿朋、任景德、张彦、裴毓荪、赵水福、杨淑英、罗锦麟、王正、杨虎生、汪导洋、陈文斌、张镜明、刘小平、胡丹、郝克强、谭明璋、王明哲、赵棣生、马平、何仅、曲琪玉、陈国典、徐学成、胡木英、赵萱、张振东、唐允昌、池寒峰、李健、杜玉藻、李德润、乌健、于偣等。
我要感谢我所在的中直小区家委会和电梯班，感谢友谊医院、中央档案馆离退休老干部党支部和许多老同志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关心我、帮助我。我因过度疲劳，身患多种疾病，两年当中三次急救，体重一下掉了二十多斤，瘦得人都不认识了，人们见到我就大吃一惊，一再叮嘱：“多保重！”我深深感到，不管东南西北，无论春夏秋冬，人间自有真情在。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国防尖端文学的开拓者们，如胡士弘、胡海棠、彭子强、李鸣生、彭继超、梁东元、陈怀国等同志，正是他们的报告文学作品使我大开眼界，激励我这个迟到的老兵跟着他们向“神秘王国”进军。
正如总装备部政委李继耐将军1999年2月第二次接见我时所说，“两弹一星”的创作“是一个工程”。的确，这是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宏伟的爱国主义工程。有人说，这个工程“太好了，太大了，太难了”。须知，当年的“两弹一星”工程，那才真正是“太好了，太大了，太难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无数中华儿女知难而进，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把它干成了！今天，我们只不过用艺术的手段再现这一部壮烈的史诗，一切有志之士难道不值得为之一搏么？遇到一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如果以十年为人生的一个台阶，那么，我已经走过了第七个台阶，开始迈向第八个台阶——2009年。我衷心希望在有生之年和志同道合者一起，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下，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为“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创作培土浇水，使新中国艺术百花园中这朵奇葩，迎着新世纪的东风怒放。
由此看来，《天地颂》的问世，既是阴差阳错，也是阴阳合一；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既是梦，也不是梦。要说梦，那么，我做的是一个吉祥美好的梦——
当新中国五十华诞、新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一个老儿童团员，用赤诚的心，用炽热的血，写出一本小书，像一朵小花似的，把她放在天安门纪念碑前，献给20世纪为新中国特别是为国防建设流过血和汗，为新世纪朝霞的升起发过光和热，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英勇奋斗过的人们！
东生
1999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
赴朝参战49周年，于北京
光阴荏苒，《天地颂》脱稿至今，一年又快过去了。
该说的话，我在《跋》（一）里，已经说了很多，但意犹未尽，不吐不快。
记得，1998年夏天，我住在五院招待所，为“两弹一星”电影剧本（暂定名《顶天立地》，已写了四稿）奋力拼搏。有一天，在食堂里，巧遇戚发轫和王永志。说是“巧遇”，因为这两位专家埋头于航天飞船的研制，根本无法找到他们，而碰巧被我遇上了。不料，时隔一年多，1999年11月20日凌晨，飞船“神舟”号上天，消息传来，震惊中外，我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又有了新的重大突破而欢呼，我为“两弹一星”伟大事业在新的历史时期开花结果而欢呼！我坚信，中国人驾驭的中国的宇宙飞船不久将遨游太空，我们中华民族流传了几千年的“奔月”神话也必将变为现实。
2000年春末夏初，我到了四川，一边治病休息，一边参观学习。从研制核武器的老“九院”，到亚洲第一的风洞基地，再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我感到的不只是美丽的山川令人心旷神怡，最使我激动的是，老一辈开创的“两弹一星”事业后继有人，几代人培育的“两弹一星”精神熠熠生辉。穷山沟变成了科学城，穷孩子变成了科学家，革命的理想终于安上了科学的翅膀，科教兴国、科技强军的战略决策正在也必将改天换地，使我们祖国的面貌焕然一新。
成都之行八十天，天天我都在观察生活，思考人生。即使躺在手术台上，我也在想：下一步干什么？这些年，我活得太累了。朋友们都劝我：“别那么拼命了！”有时，我心里也想，不能再拼命了，再拼下去，也无命可拼了。可一转身，我又本能地拿起笔，想写，要写。创作的激情一次又一次地燃烧起来，烧得我热血沸腾，夜不能寐。这到底是为什么？已届古稀之年，为什么你还不服老，不好好休息，不颐养天年呢？我通常的回答是：“共青团性格，改不了啊！”那么，这“共青团性格”又是什么？形象的说法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可我已经是“日薄西山”的人啦！仔细想，反复想，在我心里仿佛总有一种力量在涌动，而这种力量又受一种意识的驱使。什么意识呢？归结为一句话：忧患意识。正是这种忧患意识，驱使成千上万的老一辈（首先是革命家和科学家）为“两弹一星”而拼搏，同样的，也在驱使我为“两弹一星”的创作而拼搏。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当看到《考克斯报告》、“中国威胁论”、“南京大屠杀是虚假的”等等，你的心能够平静吗？更不用说中国的作家，尤其是共产党员作家，能不拿起笔来和一切反华“勇士们”作坚决的斗争吗？居安思危，外患并未消除，内忧频仍发生，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古今中外历史的教训难道还不多吗？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当看到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们的贪淫堕落，看到俯拾皆是的腐败现象，你的心能够平静吗？更不用说中国的作家，尤其是共产党员作家，能不拿起笔来“为真理而斗争”吗？有一句名言：“愤怒出诗人。”激于义愤而写出不朽的诗篇，在历史上并不少见。愤怒来自正义，正义基于理想，而理想又源于科学——迄今为止，谁也无法否认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崇高的理想，为什么？因为它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而科学的真理一旦被人类所发现、所证实、所掌握，那是永远也打不倒的。即使资本主义世界也把马克思评为“千年伟人”之一，可我们一些共产党员却把马克思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理想抛到九霄云外，玷污了共产党员的称号，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变成社会主义的蛀虫，沦为可耻的叛徒。这种丑恶的现象如果任其泛滥下去，这群丑恶的败类如果任其繁衍开来，那么，人民共和国大厦总有一天将顷刻瓦解。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我们能不忧国忧民吗？当然，忧国忧民，绝不是“杞人忧天”，因为稍有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天是塌不下来的。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磨难，不但没有被压垮，相反地却越压越坚强。究其原因，可以举出很多，但重要的一条，就是忧患意识，就是居安思危。从“两弹一星”到“科技强军”，集中地体现了我们党中央的忧患意识，英明地表现了我们共和国的居安思危。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家，我必须用自己的作品来体现这种忧患意识，宣传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为共产主义事业尽绵薄之力。也许，这就是我创作《天地颂》的原动力，也是我的“共青团性格”使然，或者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反射吧！
一回到北京，我就看到了迟浩田同志题写的书名。半张六尺宣纸，“天地颂”三个大字赫然在目，刚劲有力，雄浑厚重，气势非凡，看得出一股豪情从将军的笔端喷涌而出。他在百忙之中挥毫泼墨，如此潇洒而又认真，如此严肃而又热情，使我不能不向他表示衷心的敬意和感激！
我要深深感谢二十几位“特约顾问”的悉心指导。许多顾问虽年事已高，但冒着严寒酷暑，从头到尾看了书稿，不只一次找我谈，一边鼓励我，一边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供我思考和修改。
需要说明的是：“纪实性电影小说”，既要符合历史的真实，又要符合艺术的真实。有人说，这是“难上加难”，“自找苦吃”，“吃力不讨好”。有人说，在艺术创作上，真名真姓，“正面进攻”，这是最笨最傻的。从1979年《巍巍昆仑》到1999年《天地颂》，整整二十年的创作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创作史诗性作品之难，真是“难于上青天”！可是，我这个人执迷不悟，越难越不怕，越难越要干，哪怕碰得头破血流，我也要坚持到底。朋友们经常问我：你怎么还在写呀？什么时候有个完呀？你能坚持下来吗？我总是说：“咬牙坚持吧！”其实，我的牙已经没有了，但我还在坚持、坚持、坚持，直到写下最后一个字。十年来，电影剧本和电影小说改了一稿又一稿，加起来有三四百万字。看过稿子的人有五六十个，有的人还看了不止一遍，收集到的意见至少也有几百条。涉及的人之多、事之繁、面之广，据看过同类题材作品的人说是“空前”的。为了寻找和查证一个人、一件事，往往如“大海捞针”，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我就凭着“愚公移山”这股傻劲，把一些鲜为人知的“宝藏”挖掘出来了。然而，这样的结果，在艺术上很可能是“得不偿失”，因为“史”“诗”二者必须兼得，而且要有机地结合，力求达到完美的统一。在这方面，我下的工夫就很不够了。好在，我还是一个入伍不久的新兵，不断地在追求、在探索，希望能跟上国防尖端文学先行者的步伐，更多地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指教，也就只好“抛砖引玉”了。当然，事与愿违，也是常有的。“两弹一星”，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求全是不可能的。如风洞，只写了很少一点。但我又想利用有限的篇幅尽可能多一点表现，于是就从各种资料中摘下一大批名单，心想不能为他们立传，也要为他们树碑。由于种种原因，这份长长的名单忍痛删掉了。至于气象、测控等方面，几乎没有触及。越求全，越不全，挂一漏万，必不可免，只好祈求多多谅解和指正了。在创作上，这种“正面进攻”的办法能否行得通，它的成败与得失，还要由实践来证明。这一次，就算我在摸索前进中的“投石问路”吧！
我要感谢总装备部宣传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以及总政宣传部、新闻出版署、四川省委宣传部、中国人民银行、外经贸部等单位和有关同志为《天地颂》的问世所给予的支持与帮助，感谢新华出版社的同志们所付出的辛勤的劳动。
最后，我不能不对宋健同志表示衷心的谢意！作为“志愿者”，他不仅向我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有的是从英文直接翻译过来），讲了许多动人的故事，而且多次看稿子、提意见，给我以启迪。可以说，十年来，在“两弹一星”创作中，他始终是我的指导老师。去年10月，他从英国访问归来，倥偬奔忙之余，一连几个夜晚，为《天地颂》作序，字斟句酌，一丝不苟，改了又改。看了密密麻麻的原稿，透过字里行间，那博大的胸怀、深邃的思想、严谨的逻辑、凝练的文字，不能不令人敬佩和感动！记得，1996年，他激动地说：“两弹一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最英明的战略决策，是我们党为中国人民办的一件最大的好事，一万年也站得住！
往事如烟，岁月如流。茫茫宇宙，漫漫人生，时间最宝贵，也最无情，因为它不仅创造着一切，也在检验着一切。成千成万“两弹一星”的创业者，其中绝大多数是“无名英雄”，许多人已经长眠地下，健在的大多也白发如霜。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会慢慢地把他们淡忘，即使是功勋卓著的英雄，子孙后代也可能叫不出他们的名字。然而，我坚信，不管过了多少年、多少代，在人民共和国的字典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永远有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两弹一星”！而且，年代越久、时间越长，“两弹一星”创业者的形象将越来越神奇伟大，“两弹一星”精神的光焰将越来越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