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是一个“歌德派”，所有发表的作品，无论是新闻，还是文艺，都是歌颂党和人民，歌颂光明，没有一篇是揭露黑暗的。然而，近年来，由于气人的事情太多，社会的某些角落实在太黑了，而有些人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能不使我震惊，使我愤怒，使我猛醒。我想，与其活活闷死、气死，不如大吼一声，哭死、笑死。也许有人会问：你为什么大段大段地引用别人的语录？是怕被人抓辫子、打棍子么？非也！唯一的理由，就是别人说得好，至少比我好。我只不过做一点普及的工作而已。君不见，多少青少年连周总理都不知道，更不用说马克思了。更有甚者，一位官不大而权力很大的“官儿”，居高临下，站在那里随便翻几页我的剧本，一看见列宁、鲁迅的名字，便板着面孔说：你写列宁、鲁迅干什么？更不用说写斯大林了，那就真好比脚踩在地雷上，连动也不敢动的。记得，胡耀邦说过，上下五千年，什么都可以写。为什么列宁、鲁迅就不能写呢？难道你忘了，我党《党章》总纲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明文写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么？既然如此，为什么就不能写列宁呢？何况我写的是列宁与中国、列宁与孙中山。关于鲁迅，那就不必多说了。可我仍要补充一句：鲁迅还是第一个向中国介绍居里夫人、创作科学幻想小说的伟大的作家。那天，我真想当场为自己辩护几句，可我硬是吞下了这口气，什么也没有说，因为这种“官儿”是听不得反面意见的，我又何必白费口舌呢？我唯一能做的，只有虚心倾听，即使批评“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真理”，我也会从中受益。如果党的文艺领导干部，都能像胡耀邦那样开明，那样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那样坚决地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创造良好的环境，那样满腔热情地倾听作家的呼声，那就太好了。可惜，这样的领导干部太少，以致文艺界的问题多多。请看，《人民日报》12月2日报道，日前在一个作家座谈会上，四川省作协主席马识途请人代读了他的《文学三问》。这三问分别为：一问，谁来守望我们的文学家园？二问，谁来保卫我们文学的美学边疆？三问，谁来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光照下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作为一位与中国新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共同成长的作家，老人一直坚守着自己内心的理想。他说：“‘文学三问’是我长期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我坚持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国家，不能没有自己独特的主流意识和民族精神。我主张文学的多样性，但绝不赞成多样化到‘淡化革命、颠覆英雄、否定崇高’的地步。”他说，目前在文化界，有一股低俗、庸俗、媚俗、恶俗之风，甚至于发展到“身体写作”、“三头（枕头、拳头、噱头）主义”。乱改红色经典、歌颂封建帝王、展示奢靡生活的作品有不少，有些作品甚至一印就是几十万册，而严肃作品却被挤得市场越来越小，令人心忧。我们应该想想办法，不能任其发展，更不能推波助澜！
读了这篇报道，我真要向这位“识途”的“老马”欢呼致敬！我相信，这绝不是马识途一个人的心声，而必将引起有识之士的共鸣。我也相信，党的文艺领导机关和干部必将对此作出回应并认真采取措施，坚决贯彻党中央在文艺领域的路线、方针、政策。当然，总会有一些人持反对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有人阳奉阴违，暗中破坏，百般阻挠，故意刁难。这种人极不老实，自以为聪明，殊不知那只是“小聪明”。
谈到聪明，我偶然看到报载宋健为“大智若愚”释义，题为《智商还不是智慧》，内称：“智商还不是智慧，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最多是间接的。每一个人都在社会群体中生活和工作，随着社会进步而生存、成长和奉献。如果闭于自我，封于幽室，凝结于隘事，看不到大局，至死不识社会进步大潮，那么即使智商高一点，只能称之为小聪明，反而做出许多傻事、蠢事、坏事，像《红楼梦》里的那个王熙凤，聪明反被聪明误。真正有智慧的人识大局、知环境、认航向，尊重别人、善于共事。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才智，在为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企业、事业作出贡献的过程中达到卓越。在琐事碎物方面即使糊涂些，也不是笨的表现。这大概是宋代苏轼所说的‘大智若愚’的含义吧。”
看了这篇报道，我也要向我这位老同学欢呼致敬！我只想补充一点：大凡耍小聪明者有两种人，一种是君子，一种是小人。所谓君子，忠厚老实，心地善良之人也，可能也有点私心，干了蠢事，还可以原谅；所谓小人，是鬼不是人，心地邪恶也，只打“小算盘”，专搞“小动作”，干了坏事，还要“倒打一耙”，栽赃陷害。君不见，在当今社会，这样的小人不是多如牛毛么？对这种人，我尽管厌恶透顶，但还是抱有希望，故奉劝他们重温一下（对熟读过毛主席著作者）或学习一下（对从未学过毛主席著作者）毛主席的教导：“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
有一种小人，以“自我”为中心，忘恩负义到极点，以致善良的君子连连惊呼：“啊！这怎么可能呢？简直不可想象，不可想象！”这不是想象，而是现实，残酷的现实，无情的现实。报载赵化南一文，题为《呼唤感恩教育》，摘抄如下——
去年，沈阳市教育局对全市中小学生思想道德心理状况进行了一次“摸底抽查”，抽查数据显示：百分之四十的学生景仰科学家、百分之三十五的学生景仰体育、影视明星，只有百分之一点五的学生表示景仰自己的父母，而景仰黑势力老大的学生竟然达到百分之二点九，几乎是崇拜父母人数的两倍！崇拜父母的孩子是最少的。
更令人担忧的是，拒绝感恩已成为一种道德癌症，让人们对善良变得麻木。重庆开县的金有树救过十九人的性命，今年3月他因救人身染重疾，却无一人过问，最后他在绝望中病故，下葬时十九名被救者无一人到场。沈阳一名十七岁的少年韩磊，为了救一名溺水的二十岁青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被救者却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英雄家属明确表示不要赔偿，只希望对方能提供证明，可被救者始终不肯露面。这样的事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还是“令人信服”地发生了。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人区别于一般动物，就在于人有感情、有道德、有感恩之情、有正义之感。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四位老友。他们都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第一位老友张彦。1951年，我们在《人民中国》杂志社相识，在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领导下，他在英文版，和萧乾、陈依范等一起，辅佐爱泼斯坦；我在俄文版，和沈江、陈寿朋等一起，协助苏联专家、老布尔什维克别莱畏依泰洛和依万诺夫。五十五年来，我和张彦联系不断，成为挚友。他是老大哥，凡遇重大事，我必先向他请教。几乎每一次他都要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考证，最爱讲的一句话是：“你又做梦了。”说他“泼冷水”，有点夸大；说他像“热水瓶”，倒很贴切，因为他心是热的，脸仿佛是冷的，只是偶尔带着微笑。当我开始行动，干起来了，他便全力以赴帮助我，从1984年创办“中国新闻出版社”、“中国3S研究会”到1989年“中国之友研究基金会”，莫不如此。工作顺利时，他会笑着说：“你的梦又实现了。”遇到挫折时，他从不埋怨、指责，而是帮我出主意、想办法。他的老伴裴毓荪是个热心肠，长期在《中国少年报》社工作，老熟人至今还叫她小裴。1988年我创办《中国之友》杂志（中英文合刊）时，就是依靠她——“一个老太”和“两个老头”（新华社老人江瑞熙和申德诒），他们在家里编稿、跑印刷厂，日夜加班，分文不取，真正是无私奉献啊！这些老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品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任何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国家，是人民，是社会。张彦自然也是如此，由于他正直无私，敢说敢当，尽管受了很多委屈，但他忠于党的事业、忠于人民的赤诚之心，始终如一，越老越炉火纯青。请看，他写给我的《岁末絮语 新年愿景》，摘抄其中的两段——
对我个人而言，2005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年是我亲历的20世纪两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日：亚非会议五十周年和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由于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终于如愿以偿。我主编的《万隆精神，普照大地》一书，在中国和印尼举行盛大纪念活动前夕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及时出版问世，让周恩来总理旋乾转坤的伟大形象再现于当今时代。不顾老龄和长途跋涉，我在六十年后重新来到了日本呈递降书的湖南芷江，和海内外的老兵们，特别是来自台湾的将领和士兵，一起隆重纪念抗战的伟大胜利。在这里与曾经援华抗日的美国飞虎队员及其后代相遇，彼此一见如故，倍觉亲切，因为美国飞虎队员在我的人生旅程中占有特殊地位。作为极少数幸存的亲历者之一，我为缅怀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面对为和平而牺牲的烈士们，我心中感到踏实。
这一年的收获，再次给我证明古人说得对：“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那么，在新的一年里，有何打算？用新学会的“台湾口头语”来说，有些什么美好的“愿景”？首先，我和老伴渴望能够登上台湾岛，实现与嫂子玛格莉特在宝岛团聚的梦想。半个世纪来，我们虽然近在咫尺，却只能在远在天边的美国见面。鉴于柳暗快要花明，也许这个梦想能够成真。我们已年过八旬，不容易远走高飞了。只希望远在海外的儿女和孙儿女，常回家来看看，我们是多么想念他们啊！……每天的读书看报，我将更着重于回顾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的来龙去脉，求索我自己在这条路上是怎么走过来的。
这些年，张彦写给我的信，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可以结集成书。“四人帮”粉碎后，他被派往美国担任《人民日报》记者，回国后继续负责英文《中国建设》（主编名义上是爱泼斯坦，实际上是他）。工作再忙，他对我都是“有求必应”，除了面谈，还要写信，提出各种建议。收到最近这封信，我马上打电话给他，第一次说他外出“开会去了”，第二次说他“刚下楼拿报纸去了”，第三次电话忙音，第四次还是忙音，直到第五次才接通，我大声说：“啊呀，你还那么忙呀！”我问他，电话怎么老是占线呢？他说，他刚才和八十八岁大哥通电话，这位四川乐至寺方丈昌臻法师写了一副对联“很有意思”，我马上用红笔抄录下来：上联是“居心作恶，谁替你救苦救难”；下联是“回头向善，何需我大慈大悲”。我连声叫好，拍案叫绝，好就好在这副对联一针见血，通俗易懂，对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都十分有益；绝就绝在这副对联和人类文明一脉相通，甚至使我联想到《国际歌》里第二和第三段歌词，第二段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第三段是：“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佛教以善为本，共产主义者难道不也是以善为本么？“以人为本”，首先就是决不能“作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这不是迷信，而是科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规律，大官与百姓、富豪与穷人，在这条规律面前，人人平等，谁也逃脱不了，只是“如若不报，时候未到”，那就等着吧！
第二位老友王正。每当想起他，我就想哭，更不用说写他了。他去世三年多，我一直把怀念的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几次拿起笔，每一次都泪眼蒙眬！……最近，失去朋友的伤口又在流血，不能不忍着剧痛，用笔把伤口缝上，以寄托我的哀思，化悲痛为力量了。
我认识王正，说来话长。那是在四十多年前，我的处女作《无产者》刚问世，在中国和苏联都引起了轰动（《参考消息》报道，苏联有十几种报刊发表文章加以攻击）。中国影协在陈荒煤主持下专门召开了《无产者》座谈会，蔡楚生、成荫等十几位权威人士发言。八一电影制片厂召开动员大会，《农奴》摄制组从西藏赶回来，由李俊（后来《大决战》总导演）担任导演，真可谓轰轰烈烈。不料，祸从天降，康生说参加十月革命的“华工情况很复杂”。他的一句话，就像一只小指头，轻轻一弹，就将孩子们精心搭成的积木大厦弄倒了。我不服气、不认输、不甘心，可又无可奈何，只能把气闷在心里。一天，胡乔木发现了，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慷慨陈词，他也愤愤不平，因为他看过剧本，虽然一句赞美词没有，但他是认可的。他要我去找康生问个明白，我说他怎么会见我呢？他立刻给康生秘书李鑫打电话，介绍我去面见康生。我真的去了，在钓鱼台谈了一下午，康生眯着眼，边吃小花生，边听我讲。他东拉西扯，避而不谈，却大讲农村包围城市，我简直莫名其妙。快吃晚饭了，我只好抛出最后一招：是不是先搞话剧请中央审查？他连声说：“好，好。”他还留下我，和“九评”写作班子的秀才们（记得有胡绳、吴冷西、姚臻等）谈笑风生，共进晚餐。回来以后，我赶紧给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写信，很快便有了回音。王正奉命来中南海，我到西门去接他。从此，我们就成了朋友。当我知道他被打成右派时，我对他更加热情、更加信任。我是第一次写话剧，迫不及待地看书、看戏，到处求教，拜留苏同学邓子怡（青艺总导演）为师，由王正辅导，终于把《无产者》改编成话剧。我到青艺当众朗读了剧本，吴雪院长把大腿一拍：“好！马上排！”可文化部一听康生发过话，谁敢拍板？话剧也像电影一样“暂停”，一停就是二十五年！有人说我“从来不服输”。是的，确实如此。1989年，我费尽周折又把《无产者》搬上话剧舞台，请中宣部（以副部长王维澄为首）、文化部、外交部等各界知名人士去南京看戏。正当江苏人艺即将来京公演，以配合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正常化，民族宫剧场都预定好了，不料天安门又闹起事来，只好作罢。苏联解体，《无产者》自然也就“无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