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是善于迁徙的族群。四川客家人在陌生环境中如何站起来，即如何在困境中白手起家，谋生存、求发展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客家人在不断迁徙中择善而居，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在艰苦环境中不忘子孙的教育，创造了贫困中教育出奇迹的神话，说明了“茅屋出公卿”的道理；为始终保持锐气，四川客家不断对后代进行艰苦创业教育，以防止惰性心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客家人成才的事实告诉我们逆境成才的道理。这是客家教育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移民社会初期，四川客家人在积极融入迁入地主流社会的同时又始终保持自我文化认同，在此社会化过程中客家人是怎样培养、教育子女，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客家人社会化过程中，四川客家表现出“崇文重教”的特色。尽管学术界对此多有探讨，但至今仍存在不少分歧，笔者以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一是对“崇文重教”的理解存在误区，其实，客家“崇文重教”主要表现在对非正规教育的重视；二是只注重从族群性角度分析，忽视了“崇文重教”的地域性。为此，本文以“崇文重教”为中心，从族群性和地域性两方面分析四川客家教育的特色，揭示了四川客家教育的时空差异，从而勾画清代以来四川客家的教育史轮廓。
“崇文重教”中的“教”指教育，一般的理解只认为是学校教育，因而许多人把“崇文重教”与“人才辈出”、“文教发达”相提并论。其实，“崇文重教”中的“教”应包括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两类。通过前文的分析，对四川客家“崇文重教”的考察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思考：一是教育观及其影响，反映了客家对教育诉求；二是从教育与客家的生计看，强调耕读传家的家风；三是从教育与客家族群的发展看，重视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教育，重视族群历史的集体记忆，体现了客家人崇尚文化的传统；四是客家宗族办学的热情、成效和规模；五是学校教育与人才状况。总之，强化族群文化认同教育是客家“崇文重教”的主要体现；受经济和环境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崇文重教”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客家地区“崇文重教”、“尚文重学”的社会氛围使客家地区的家族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并行发展，由于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原因，客家“崇文重教”并不一定表现出文教发达的特点。
客家文化是族群意义上的文化，又是典型的地域文化。四川的客家教育也表现出族群性和地域性特点。客家文化首先是族群文化，因而四川客家教育表现出族群性的特点；客家文化又是区域文化，表现出地域性特点。地域性是对于某特定区域文化表现出的特征。客家人离开大本营迁入到四川后四川客家为融入或扎根于当地主流社会，为适应当地社会的发展，四川的客家文化又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发生地域性流变，从而表现出与原乡文化不同的地域性特色。因而四川客家教育又呈现出地域性的特色。
前文提到，族群性是指族群的性质和特点，是一个族群长期适应一定的生存环境而形成的特性。客家“崇文重教”主要是客家适应“住山不住坝”生存环境而形成的族群性的文化适应策略。“耕读传家”是生活在“孬田孬土”的客家人谋生存、求发展的手段，是客家人选择民风淳朴的人居环境的理想生活模式。四川移民社会两大族群的互动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客家人被湖广人贬称为“土广东”、“苕管儿”，有明显的歧视和排挤色彩，因而两者明里暗里都处于斗争状态。在这种“鲶鱼效应”下，崇尚名节的客家人为免受湖广人的歧视，为保持家族地位和声望，把读书、发展教育看成其文化适应策略和生存策略。因此，四川客家人与湖广人的竞争实际上是一场文化与教育资源的竞争，并在客家区形成“崇文重教”的社会氛围。
客家“崇文重教”的诸多内容无不体现族群性或地域性的特点。
客家教育观有两重性，即广泛的普及教育和英才教育，体现出家族性、务实性、传统性等特点。而客家人的婚姻观、职业观、居住环境观、社会民俗等方面体现出的客家教育观，尤其是客家人的居住环境观更体现了客家人“崇文重教”，因为客家人的迁徙过程也是对居住地环境的选择过程，追求民风淳朴的环境是客家人迁居过程中首先考虑的因素。而民风淳朴的人居环境既有利于“耕”，也有利于“读”，是客家人耕读传家最理想的生活环境。
耕读传家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也是客家族群特色之一。以“耕读传家”自居的四川客家善耕又重读，体现出族群性特点。客家移民在四川白手起家，坚持半耕半读或先耕后读的生计模式，依靠佃耕或农商兼顾等方式逐渐发迹，并出现许多科举人才或文化世家，为四川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四川客家佃耕起家，奋斗约35年时间就发家致富，约80年时间就出现科举人才，即入川后多在第三代出现科举人才，与客家原乡相比，四川移民家族出现科举人才的时间要早，表现出一定地域特色，这是四川地域环境所决定。
在迁居四川后的社会化过程中，客家人为了增强文化认同和族群的凝聚力，传承客家族群的文化，客家重视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教育，重视族群历史的集体记忆，强化族群认同教育，客家教育在四川客家文化的传承与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因而四川客家教育带有浓厚的“移民”色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无不体现“移民眼光”，这反映了客家教育的族群特色，强调族群文化认同教育是客家“崇文重教”的主要内容。同时，族群文化认同教育又体现出地域性特色。如客家话母语教育，正是因为在四川客家话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才出现客家话传承的危机感，因而出现四川客家“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现象，而在客家原乡客家话作为强势语言，语言危机感不强，客家人无须强化母语教育；客家移民史教育中为了进行祖籍教育，四川客家神榜中载明祖籍，表现出浓厚的地域特色。
客家宗族办学的热心程度和办学规模是衡量客家“崇文重教”的重要因素。由于客家宗族观念强，客家族学相对要发达，其中以成都市郊龙潭乡范家祠办学为典型个案。客家宗族办学成为客家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社会活动，是族群性的表现。但是，受四川特殊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四川客家宗族办学又体现出地域特征。
客家人才和学校发展状况反映四川客家教育水平。总体上四川客家教育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四川客家教育的发展明显地显现出一个区域性和阶段性的特点。教育发展自然与客家地区的山区开发、经济发展等密切相关。但主要与客家生存环境和客家的族群性有关。
清代移民入川有一个创业发展的过程，初期的客家正规教育十分落后，乾嘉以后四川客家教育才开始起步，到近代客家教育才得以蓬勃发展，客家名人相继涌现；这与清代以来四川教育发展的轨迹一致。从客家人才状况看，尽管四川客家经济状况比不上四川的湖广人，但四川客家人才比例不逊于湖广人；从私立学校发展看，与湖广人相比，四川客家人积极办学，私立学校的比例和质量要高，因此，相对而言，四川客家体现出“崇文重教”的族群性特点。但是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四川客家教育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即相对来讲，在四川省内，客家散居区教育较客家聚居区发达；但与客家原乡比较，四川客家教育又远不如客家原乡（尤其是梅州）的教育发达，四川客家教育总体发展水平并不乐观。因而“崇文重教”又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色彩。其原因有二：从经济因素看，四川家族组织的不发达和四川客家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等两大因素影响下，四川族田的不发达，这是导致四川客家教育落后于客家原乡教育的主要因素；从环境的原因看，四川客家区的族群关系和当地民风状况导致四川客家教育的区域差异，族群冲突中的“鲶鱼效应”是族群发展的动力，也是导致四川客家教育区域内部存在差异的主要因素。
当然，通过对四川客家教育的历史考察，我们发现四川客家教育表现了自己的特色，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因而需要对客家教育进行反思。
一、四川客家教育特色
四川客家为强化族群的认同，其教育体现出族群性特点，形成富有特色的客家教育。其教育特色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 充分挖掘民间丰富的教育资源
客家地区有丰富的民间教育资源。在移民史教育中，四川客家充分利用祭祀、族谱、神榜、碑刻、地名、祖先遗物、歌谣、口碑传说以及有感而发的家书等多种形式对后代进行家族史教育、祖籍教育以及创业教育。这些教育资源寓教于乐，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其中尤值一提的是客家歌谣的教育功能。客家人喜欢民歌，唱山歌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特征。四川客家地区流行的山歌主要有民歌（劳作山歌、情歌、婚嫁歌谣、丧歌）、民间说唱词和儿歌等，内容有教育、婚嫁、丧葬等方面，起到了俗歌劝世的功能。不过，四川客家最具表现力的是婚丧、祭祀等活动中的仪式歌。前文提到的《劝孝俗歌》、《张兴万自传》、《祭创业二始祖祭祠祝文》和《广东小儿歌》等都体现出客家歌谣的教育功能。如《广东小儿歌》作者注意到俗歌劝世的功能，“广东歌，莫嫌俗。广东人，爱唱熟。唱熟识人情，当读劝世文。自家劝好了，又好劝别人。劝得世上好人多，齐家同唱太平歌。唱完了，笑呵呵，笑呵呵”。这些歌曲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是客家民歌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教育内容上强调文化认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