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书稿的出版就像新生的婴儿已呱呱坠地，该感谢一路呵护她的好心人！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蓝勇教授。有幸在攻读硕士学位后，承蒙恩师不弃，再次在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先生治学的方法和理念让我受益匪浅。六年来跟随先生左右，他不仅用他的博学、睿智引领我遨游学术的殿堂，还用他深挚的爱心给我敦敦的教诲；恩师关怀现实的理念、大胆创新的勇气和严谨求实的风格一路引导我踏上学术之旅。
“读万卷书，行千里路”，这是恩师的座右铭，我也受益匪浅。如前说述，客家研究缺乏现成的文献资料，只有到田野调查中去征集、感悟和体验。学习期间我多次随同恩师到西南各地进行实地考察，不但为我论文的写作收集了许多原始材料，更重要的是给了我求真求实的治学方法和精神。我博士论文中的资料也主要是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收集而成的。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感谢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张诗亚教授、巴登尼玛教授、何景熙教授、杨昌勇教授等人的指教，他们开阔了我的思维空间。也感谢吴康宁教授、丁钢教授、刘海峰教授、胡建华教授、张文教授等在论文开题、评审或答辩时提出的宝贵意见。
感谢在论文选题构思过程中客家研究专家给我提出的宝贵意见。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东教授作为客家教育研究的拓荒者，鼓励我以四川客家的教育为主题，完全可以写出一篇具有开创意义的学位论文，但也指出有关客家教育史的文献只有在家族谱牒或地方志中才有零星的记载。因此，要复原历史时期客家教育的全貌，并非一件易事。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院周建新博士则认为已有的四川客家研究主要着眼于地方文化史的角度，且多是传统的史学研究框架，因而建议从人类学或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切入。这些宝贵意见大大开拓了我的视野，使我深受启发。
特别感谢在田野考察和论文构思、写作过程中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客家研究中心主任陈世松研究员提供的帮助。我的论文从研究思路的设计、研究计划的实施，直到最终修改与定稿的全过程都离不开陈老师的点拨和帮助。
陈世松先生不仅赠送给我大量的资料，也对我论文的写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同时承蒙陈先生帮助和引荐，我才有幸认识了四川客家研究的有关专家，如李全中副教授、谢桃坊研究员、孙晓芬研究员、崔荣昌教授等；也有幸求助于福建师范大学谢重光教授、长汀市志办黄马金先生等专家。这些专家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或热情地提供资料。特此感谢他们的热心帮助。
老实说，该论文选题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正因为如此，当我把这一选题向四川客家研究的专家如陈世松、孙晓芬和谢桃坊等先生咨询时，他们既赞赏又担心。赞赏的是这一选题学术界少有人问津，富有开创性，而担心的是我能否交卷。因为客家教育研究现成可资利用的成果和文献资料都稀少。
不过，陈老师给我提供了进行四川客家调查的联络点与联络人，使我有信心深入巴蜀地区的一些客家乡镇，搜集到大量第一手田野资料。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前后两次约三个月时间在四川客家区的实地考察，都得到当地客家乡亲的热情帮助，客家人的热情好客让我感动不已。他们不计报酬，无私地为我引路或拿出自己的家谱、文书，给我提供许多有价值的线索或资料。
我要从内心感谢给我提供帮助的这些好人：成都红光电工公司廖明光先生、龙泉驿区十陵镇太平村钟培全先生和洪和乡柳树村冯思章先生、洛带镇文化馆李声鸿先生和广东会馆负责人杨值鸥先生、隆昌县二中曾一书先生、成都市抚琴河涂鸿贵先生、成都市图书馆肖平先生、大足县信用社陈大雨先生、成都龙潭镇保平村李成基先生、新都县木兰乡狮子村范学中先生及县三中李义让先生、石板滩乡文化站丁启满先生、黄土镇大同村的刘生平先生、成都龙江路小学教师舒毕生先生、荣昌县志办郭礼怀先生等客家文化人士以及成都东山区大面镇正街水巷子魏春山、十陵镇青龙村曾其文、洛带镇宝胜村刘贵禄及西平镇鹿角村邱伦权、何乐玉，龙潭鹤林村张华通、周技明、周泽贵，原长安乡石碾村罗国发，十陵镇松林村范自才等客家老人。此外，众多默默无闻的客家阿公、阿婆的无私奉献与帮助让我感激不尽。愿好人一生平安！
在资料查阅中，也得到西南大学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客家研究中心、重庆北碚图书馆、重庆图书馆、成都市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的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在我的学习和书稿的写作中，得到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如安书记、张明富教授、黎小龙教授、张文教授、杨光华教授、朱圣钟博士和马强博士等人的关心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资助；在出版过程中，责任编辑谢艺波女士为拙稿的出版、校对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在论文出版前夕，再次感谢恩师蓝勇教授和陈世松先生在百忙中又欣然为拙作作序。他们的鼓励和支持，将鞭策我在前行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严奇岩
2009年6月于贵州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