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般的鼓舞士气，还有一个全国性的大局考虑在内。这时正是国共两党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调停下进行和平谈判的重要时期，而东北正是谈判的重点地区。3月27日，军事调停处执行部的三人小组正式签订了一个《调处东北停战协议》，能否执行，尚不确定。如果我们能守住四平，也就守住了长春，就有了和蒋介石进行谈判的实力。假若能够执行停战协议，东北就会成为我占领长春、哈尔滨，国民党政府占领沈阳的南北分治局面。而我军如果守不住四平，让对方直上北满，长春也就很难守住，这将置我方在谈判中于极为不利的境地，蒋介石就决不会与我方停战谈和，我们在东北就更加被动。正是出于这种大局上的考虑，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电报上不止一次用了“死守四平”这样的提法。
可是，林彪并不乐观。在第一线的他很清楚：前一段时间的战斗，暴露出了我军不适应这种阵地战的很多毛病，如火力的配备、对付火箭筒和坦克的办法、工事的修筑等，缺陷很多。还有一个致命问题是弹药的供应。长期的阵地战对弹药消耗很大，我们到东北后从日军仓库中取得的那点弹药快用光了，自己的兵工厂还未建起来，如果把新调过来的部队都拉上去，把弹药打光，以后怎么办？为了补充四平前线的弹药，罗荣桓出面请苏联方面帮忙，从海路经朝鲜调拨了八列火车的弹药和药品，谁知在梅河口火车站被国民党空军炸掉了。
南满的敌军在攻占本溪后，廖耀湘的新六军等部被杜聿明调到四平前线，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从国外回到了军中，加上陈明仁的七十一军，国民党军队的三支主力军一齐压向四平。
新一军和新六军同属于国民党军队中的五大主力之一，而且是一对孪生的难兄难弟。新一军1943年1月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第一任军长是郑洞国，下面两个师长是孙立人和廖耀湘。这是国民党军队中第一个全部美式装备的军。这支部队在印度兰姆伽成立后接受了严格的美式训练，又增加了大批青年学生。这两支部队遂成为东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支柱。这时，同时向四平展开了进攻。
由于敌军三个主力军一齐向我压了上来，而且其中有两个国民党军队的王牌军，战斗力很强，我军的防线不得不拉长，两翼长达100多公里，形势对我明显不利。林彪曾将守四平的各种困难如实向中央报告，黄克诚更是明确向中央建议放弃四平和长春，用以保存实力，以求再战。但中央从全局出发，仍要求林彪在四平死守，因为从全局来说，“四平街保卫战支持的时间愈长愈有利”。
当杜聿明把他在东北的主力基本上都集中到四平之后，从5月14日开始以10个师的兵力再度向我军发起了进攻。这时双方的对阵形势是：
黄克诚的三师和梁兴初的一师对付西边的敌七十一军，新从南满调来增援的程世才的三纵和三五九旅对付东边的新六军，杨国夫的七师和彭明治的七旅对付正面的新一军，万毅的一纵增援制高点塔子山。15日，三个方向同时进行激战。在三道林子北山阵地上，新一军在飞机、重炮的支持下向我军进攻，北山阵地高不过20米，宽不到100米，可是平均每分钟都要承受100多发重炮炮弹和几十枚重磅炸弹的狂轰滥炸，整个阵地完全成了一片火海和血山。新六军用部分兵力和我作战，同时用600辆大卡车运送部队绕路向前冲，再用飞机掩护，突破了我三纵的防线，然后会同新一军猛攻四平的制高点塔子山。我守塔子山的七纵和火速增援七纵的三师十旅的指战员打到18日，伤亡殆尽，塔子山终于失守。塔子山一失守，四平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更重要的是，我军有被敌人切断后路的危险。林彪在无法等待中央批准的情况下，下令全军撤出四平。19日，敌军进入四平。
四平之战，是我军进入东北后打的第一次大仗，我军共投入了8万人马，结果并未保住四平，虽然消灭了敌人1万多人，但是自己的主力部队伤亡达8000人以上，有的师、旅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这一仗，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阻滞了敌人的北进，在当时，对巩固北满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所以，中共中央在给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电报中说：
“四平我军坚守1个月，抗击敌军10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对于这个大仗在当时该不该打，如果要打又应当如何打，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我军的高级领导人都有着不同的意见。当时东北局的结论认为：“防御战不是消灭敌人的有效手段，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宜采取大规模的防御战。四平保卫战是由于对时局估计的错误而形成的，以为守住了四平就能获得和平。这种作战按当时一般条件是不甚适宜的。”几十年之后，亲身参加了这一战役的韩先楚上将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认为的：
四平保卫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城市防御战，是我军进入东北后，领导层对和战问题看法不一、掌握不定的集中反映。在我军处于劣势情况下，过多地看重了一城一地的得失，与敌进行不利条件下的作战，在战略上是失策的。不过，经过四平保卫战和大撤退的反面教育，彻底消除了和平幻想，对东北全党全军在和战问题、根据地建设问题上统一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暂时的沉寂
四平失守之后，毛泽东命令林彪：“长春卫戍部队应立即开始布置守城作战，准备独立坚守一个月，不靠主力援助，现时我主力则将在敌人两侧及远后方行动。”毛泽东不是不知道大平原上的长春不利防守，也不是不知道我军已消耗很大，疲惫不堪。这种考虑仍是从当时国共两党正在进行的谈判这个大局出发的。
就在四平之战之前不久的4月下旬，苏军已完全撤回苏联，东北的接收问题已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国共双方如何划分在东北所占地域的问题，双方如果再打，当然就是纯粹的内战。周恩来多次向马歇尔和蒋介石谈判东北的停火问题。这时中原并未怎么打，马歇尔还想暂时把内战控制下来，所以也劝蒋介石停火。他甚至表示，如果再不停火，他就退出调处回美国。这时，中国民主同盟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就是共产党的军队退出长春，国民党军队也不进入长春，在这种情况下再行谈判全面停火。可是蒋介石非但不停火，反而在四平大打一仗。这时，毛泽东估计在我方和美方的压力下，停火有一定可能。如果我们能守住长春，就可能在停火时多占有一片地区，就可以在谈判中用退出长春来交换其他条件。
但是，事态的发展出乎毛泽东的预料。杜聿明在攻下四平之后，就命令部队继续前进，直指长春。杜聿明的考虑是，一则共产党发动群众、扩充队伍的速度很快，如果不很快攻占长春，东北民主联军很快就会有强大的兵力来守卫长春；二则东北最大的水电站小丰满电站就在长春附近，如不控制在手，整个东北包括沈阳在内用电就无法保证。本来这时蒋介石是没有命令杜聿明立即进攻长春的，在沈阳督促战事的国民党军队总参谋长白崇禧也认为打长春把握不大，但杜聿明认为有把握，从而说服了白崇禧，这才指挥着军队向北推进。是不是完全有把握，杜聿明心中并不是真正有底。可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个突发事件——我军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出现的最严重的一次叛徒事件，即王继芳的叛变。
王继芳是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这时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作战科长。5月19日，当我军撤出四平之际，他叛变革命，当了叛徒。
由于他原来所担任的重要职务，了解我军大量的机密，故而他的叛变给我军的行动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王继芳叛变后进了军统特务系统，四川解放后在重庆被捕，被送到当时第四野战军总部所在地武汉市枪毙）。
杜聿明从王继芳那里得知了我军各部减员的情况和已经决定向北撤的部署之后，下定了向北进攻的决心，命令新六军等部以汽车坦克急速向长春一线推进，并宣布首先进入长春的部队赏东北流通券100万元。
这时我军主力都已投入到四平之战，长春的兵力不多。在四平之战后，我军主力消耗很大，有的部队在激战中已经分散，在向长春转移时，天上有敌军飞机的轰炸，地上有敌军机械化部队不时的攻击，速度不可能快。长春周围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兵力少了是无法守住的。
根据这种实际情况，东北局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无价值的牺牲，做出了退出长春的决定。
1946年5月23日，国民党军队占领长春。杜聿明本想继续向北进攻拿下哈尔滨，但他却在松花江南岸停了下来，让我军得以沿松花江为界暂获休整。杜聿明所以会停下来，是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蒋介石为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就在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的那一天，他偕同夫人宋美龄，在白崇禧等大员的陪同下，飞到沈阳视察，30日又飞往长春视察。他一来，大小头目都得陪同或等候召唤，各路军事行动只得一概停止。
第二，为了缓解北满方面的压力，中央军委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我南满地区部队在本溪地区寻机歼敌。我辽东军区部队在萧华的指挥下从5月15日开始行动，发起了鞍海战役。5月22日，我四纵收复鞍山。
在我方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海城守军在潘朔端师长带领下于5月30日宣布起义。6月3日，我军又攻占了大石桥。整个鞍海战役共歼敌3300余人，争取起义2700余人。特别是潘朔端的起义是东北第一次整师起义，也是东北战场上我军第一次吃掉一个整师的战例，对东北战场战局影响很大。
由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了长春，控制了大半个东北。所以，蒋介石于6月3日飞返南京之后第三天，在和马歇尔商议之后，宣布停战15天，以便在下一步的谈判中取得主动，在全国人民面前捞取政治资本。
同时也是为了休整部队，准备更大的进攻。
停战期间，国共代表又进行和谈。种种情况表明，和谈进入了关键时期。如果这次和谈破裂，国共两党之间的和谈很可能彻底破裂，内战将全面拉开。6月18日，蒋介石通过马歇尔向中共代表团提出《东北整军及中共军队在关内外划地驻留之方案》，他要占领包括哈尔滨在内的大部分地区，我党只能在佳木斯和齐齐哈尔地区活动。我党当然不可能接受这种条件。不能和平解决问题，就得准备大打。1946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就向全党发出了准备大打的指示。6月22日，又给东北局专门发出了类似的指示。6月24日，林彪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份长电，报告东北如果要大打将会遇到的困难，认为“目前能争取和平为有利”，为此，可以“作暂时的一定限度的让步”。6月25日，中央给林彪本人发出了“国民党一切布置是打，暂时无和平希望”，“全国大打”，“全靠自力更生”的指示。
中央的估计是正确的。6月26日，蒋介石就开始全面进攻我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7月2日，周恩来和蒋介石进行会谈，毫无结果。
国共两党进行了大半年的和平谈判从此停止，此后再也没有进行过正式会谈。虽然周恩来仍在国统区与各界人士进行联络，做各方面的统战工作，还与美方多次讨论过停战问题，但国共和谈实际上已经彻底破裂（周恩来等在11月19日返回延安，参加军事调停处执行部的叶剑英等人则一直到1947年2月21日才回到延安），全面内战已不可避免。
全面内战开始后，从全国来看，由原来的“关外大打，关内小打”，变为“关外小打，关内大打”，因为蒋介石把内战的重点放在中原、陕北和山东。东北地区大致保持了以松花江为界的对峙局面。由此，我东北局把主要力量放到了根据地建设上来。
四、战南满
东北地区双方的对峙只是相对的沉寂，局部的战事仍然存在。
1946年8月，杜聿明命令郑洞国指挥十三军、九十三军、七十一军向我热河地区进攻。由于敌我兵力相差太大，我军主动撤离，敌十三军于8月29日占领承德，敌九十三军于10月4日占领赤峰。承德和赤峰被占以后，我军和关内联系的主要交通线基本上被敌人所控制。
杜聿明认为，北边已基本安定，他制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
的方针，妄图一步一步吃掉整个东北。所以，这一时期，他把兵力和精力都放到了南满。
从1946年10月中旬开始，杜聿明调集了8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我南满根据地发起进攻，妄图消灭我南满主力。其主要的进攻矛头是安东（今丹东）、宽甸地区。
这时我南满地区的主要负责人是我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辽东省委书记萧华。
为打退敌人的进攻，我辽东军区在萧华的率领下做了周密的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