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4日，郑洞国给新七军军长李鸿下达了率领新七军最强的三十八师攻取大房身机场的命令，同时命令六十军军长曾泽生配合行动。曾泽生心中知道当时六十军的战斗力已很难胜任这种打进攻战的作战任务，因为六十军的军粮远不如新七军，有的军士已经出现水肿，这时出战无异于去送死。曾泽生对郑洞国说：“目前部队士气低落，根本突不出去，出击只是增添伤亡。”郑洞国说：“难道说我们就坐以待毙？”曾泽生无奈，只派出了一八二师的一个团。10月6日，李鸿率三十八师出城向西北方向进攻。由于这是几个月来敌军第一次出击，我围城部队事先未得到情报，准备不很充分。加之敌军一出来就是三十八师一个师，还有新七军六十一师和六十军一八二师的配合，所以双方刚接战时敌军就突破了我围城的独立七师防线。我东野总部得到报告之后，命令前线围城指挥所的萧劲光司令员“必须以炮火控制机场，防敌机空投。如步兵能占领即占领，并将跑道破坏”。我围城部队的独七师和独十师不仅坚决地阻击了敌人的进攻，而且把机场跑道炸了一个大窟窿。这一招很起作用，机场已不能使用了，又何须拼命去占领机场！李鸿和曾泽生都主张把部队撤回来，曾泽生又找郑洞国说官兵没粮，饿着肚子怎么冲得上去。郑洞国只好下令出击部队全部在8日退回城内。这一次突围就这样结束了。
为了防止敌人再次突围，在当时我围城主力十二纵和六纵为了配合北宁线的战事已调到开原、通江口一线布防的情况下，东野总部在原来6个独立师的基础上又调集了5个独立师和19个独立团，对长春的包围进行了纵深的二线部署，确保长春城中的敌军不可能有任何突围的希望。
可是，在第一次突围的尝试失败之后，蒋介石又曾两次下令，还给郑洞国、李鸿、曾泽生三人各写了一封亲笔信，要长春守军全部经四平以东地区向东南方向突围，并说“如不遵令突围，定以军法从事”。10月16日，郑洞国得到了蒋介石的第三次突围命令和亲笔信，电令说：
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你部应遵令即行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尔后即令守军全成饿殍，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盘战局于不利，你部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
郑洞国接到蒋介石如此命令，不能不马上开会研究。16日下午郑洞国通知两个军的军长和参谋长来开会，曾泽生说有事不到，李鸿说有病请假，都是由参谋长来代理。会上，郑洞国原文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并宣布只能遵命突围。郑洞国在会上宣布，决定于17日拂晓实行突围。
郑洞国未曾想到，就在16日晚上，他就得到了消息，六十军已经决定起义。当他给曾泽生打电话时，电话已经切断。郑洞国只得给新七军下达了“停止突围行动，撤回原防”的命令。17日早晨，曾泽生就把六十军所以发动起义的原因和起义的决定用信件告知了郑洞国。郑洞国立即上报了卫立煌。
长春城中，再也无人提“突围”二字。如果原来还有人在做突围之梦的话，从此之后，连这个梦也无人再做了。
六、曾泽生弃暗投明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与军事压力下，有大量国民党军队向我军投诚。这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六十军的起义。
曾泽生率六十军全军起义，并非在大军压境之时的临时决定，有着一个逐渐发展变化的过程，是我党我军长期艰苦工作的结果。
曾泽生是云南永善人，黄埔三期出身，以后又参加过黄埔军校的高级政治训练班。他参加过北伐。北伐之后，因“不愿做腐败之军人”而辞去了国民军的少校军职。1929年，他与潘朔端等20名青年军人被滇军录用，从此长期在滇军中任职，是龙云和卢汉手下最重要的军事骨干之一。
六十军和在东北战场上的九十三军都是滇军，是云南地方军政首脑龙云和卢汉经营多年的部队。龙云和卢汉本是云南昭通炎山彝族的一对表兄弟，他们从彝家山寨走出来，在行伍中奋斗几十年，从士兵直到成为滇军中无可替代和毋庸置疑的统帅，被全国公认为“云南王”。他们的部队都是亲自带出来的，其地方观念和家族色彩很重。但是，尽管滇军在1921年就开始追随孙中山，1927年就接受了蒋介石的指挥，云南地方政府也接受了国民政府的领导，听从了蒋介石“清党”“剿共”、堵截红军的种种命令，而且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出滇参加抗日战争，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滇西战役中立了大功，又把云南作为打通中缅交通线的基地，作为远征军的后方基地。可是，蒋介石按照自己一贯的排除异己的不变方针，总是把滇军看作非其嫡系的、不可靠的地方势力，另眼相待，而且一直在寻找机会完全除去龙云在云南的力量，让自己彻底统治云南。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命令卢汉率领滇军主力六十军和九十三军开赴越南河内接受日军的投降。龙云和卢汉明知这是在搞釜底抽薪、调虎离山，但是在这种民族大义面前又不能不去。谁知，就在卢汉率滇军主力离开云南之后，1945年10月，蒋介石制造了著名的“云南事变”，命令驻云南的杜聿明所率的中央军包围了云南省政府，残酷镇压了云南地方势力，将龙云绑架到重庆，改组了云南省政府。紧接着，蒋介石又命令六十军和九十三军分别开到海防、河内、北海，然后直接海运东北，到东北打内战，让其在与共产党作战中相互削弱，两败俱伤。蒋介石对付地方实力派的这一套手法使滇军将士心寒齿冷，但在蒋介石强大的中央军面前又无可奈何。六十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东北内战前线的。到了东北之后，六十军仍然保持了滇军的很多特点，部队团以上军官基本上都是曾泽生的学生或老部下，基本上未让蒋介石插进自己的人，连新兵补充也是从云南征兵，所以曾泽生在六十军中有极高的威信。
滇军到了东北之后，就被分割使用。六十军的一八四师放在海城地区，由杜聿明指挥；一八二师放在昌图地区，由孙立人指挥；军部和暂编二十一师放在抚顺，曾泽生能指挥的就只是一个暂编二十一师。这种安排事实上是为了便于国民党嫡系部队的监视。至于在给养、待遇上当然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两种对待。所以，六十军的一八四师到达东北不久，就是在被分割使用的情况下，由于在海城怕作为杂牌被蒋介石放弃，在潘朔端师长率领下于1946年5月举行了起义。一八四师起义之后，六十军当然更被另眼相看，不断有以各种考核、视察、联络之类名义派到部队中的监军和钦差大臣。同时又把六十军调到北满作战，把九十三军调到热河作战，使两支滇军部队远远分开。当新组建的一八四师被歼以后，又把原来的中长路交警二总队改编为暂编五十二师拨给六十军，用以取代一八四师。交警二总队是众所周知的属于军统系统的原忠义救国军，战斗力不强，让其到六十军，实际上也是用来监视六十军的。所以，六十军和蒋介石嫡系军队之间长期是离心离德，而且分歧愈来愈大。
我云南中共党组织早在1937年六十军刚组建时就派有党员杨重等人进入该军开展工作，并在一八四师中建立了滇军中第一个党支部。我党还从延安派了周时英、薛子正等同志到六十军中，根据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躁和泄露”的方针开展工作。杨重还担任了曾泽生的副官长兼特务营长，1947年秋天因为身份可能暴露，才根据组织决定离开六十军（当时正在长春城外专门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所以对六十军内部的情况十分了解。当滇军到了东北之后，党中央就把争取滇军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朱德、叶剑英都亲自过问过这方面的工作。滇军元老、原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张冲很早就与我党有联系，身份暴露后前往延安参加革命，这时也被中央派到东北，担任了东北军区高级参议和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参加对滇军的工作。
根据六十军的具体情况，东北局对敌工作部门开展了多方面的争取工作，如不断地送给六十军各种传单和宣传品，利用云南同乡的关系经常给六十军的各级军官写信，将被俘后思想转变较好的云南籍官兵有意释放回去做策反工作等。1947年5月，暂编二十一师在海龙突围时被我军俘虏7500多人，备受优待，我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抗日名将周保中（周保中本人就是云南大理人，白族，而且是著名的云南讲武堂出身）亲自给俘虏上课，给他们指出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和对滇军利用、分化、瓦解、消灭的用心，勉励他们参加革命、将来打回老家去，解救云南的父老乡亲。我政工人员还向他们散发《新民主主义论》、《蒋管区内幕》等书。最后，我军将120多名军官当场释放，让他们回去，并请他们给曾泽生等滇军高级军官带回一封信，劝他们效法潘朔端将军走自新之路。特别是张冲和已经起义并担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的潘朔端一直坚持用各种方式对六十军官兵做工作，对六十军官兵逐渐认清前途、选择正确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
出生于云南的刘浩是1937年入党的老同志，他和其他几位同志从延安派往东北工作之时，是由***和朱德亲自向他们交代的任务。刘浩的妻子也是彝族，而且和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是亲戚，刘浩过去在云南时就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和龙云、卢汉有交往。所以他到东北之后，就利用各种关系在滇军中开展工作，曾三次面见卢浚泉，面交了朱德的亲笔信。根据刘浩在多方努力之后掌握的情况，东北局在研究之后认为，我党在六十军中的工作基础要比九十三军好，曾泽生的情况要比卢浚泉好，所以决定把争取滇军工作的重点放在六十军，并成立了两个滇军工作委员会，一个由东北局联络部长李立三兼任书记，一个由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兼任书记，刘浩在这两个委员会中都担任副书记。刘浩早在1947年夏天就和曾泽生的亲信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讨论了起义问题，陇耀表示理解，但说目前条件不成熟，以后再从长计议。他希望我军能尽快把被俘的暂编二十一师官兵释放回来，以免卫立煌安插大批的蒋军嫡系军官。我军根据陇耀的请求，将被俘的暂编二十一师200多名军官在教育之后放回了二十一师。所有上述工作，都在六十军中有不小的影响。
1948年春，六十军驻守吉林、永吉地区。在我军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同意卫立煌的方案，让其撤到长春。蒋介石给了曾泽生一个秘密命令，要六十军在撤离前将小丰满水电站炸掉。与之同时，驻守小丰满的五四四团团长胡彦也收到不少我军的宣传品，要他们认真保护这个东北最大最重要的水电站（小丰满水电站的发电量在当时占整个东北发电量的一半，在当时也是全国最大的水电站）。在这种必须认真抉择的情况下，曾泽生在与部下商议之后说：“蒋介石要我们做花园口式的罪人（按：1938年6月，日寇入侵豫东，蒋介石为了掩护其溃退，遂在郑州北面的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造成了淹没土地5.4万平方公里、淹死人口80多万、受灾人口1250万的大惨案），我们没有那么蠢。共产党说了，谁破坏小丰满，谁就是千古罪人，列入战犯。”他顶住了蒋介石的压力，让胡彦将团部弹药库引爆，给人造成电站已炸的假象，保护了小丰满水电站。这说明，在这样的大事面前，曾泽生已经站到了人民的一边。
既然滇军与蒋介石有很大矛盾，在1945年的“云南事变”问题上甚至可以说有深仇大恨，可是为什么他们还要跟着蒋介石走，还要与我军作对，不愿起义投诚呢？为什么我党还要在与之作战的同时花大力气进行争取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云南事变”之后，龙云被蒋介石绑架到了重庆，免除了龙云在云南的所有军政职务，名义上让龙云做军事参议院院长，实际上是被软禁在南京。卢汉不得不忍辱负重在云南仰人鼻息，收拾残局，维持乡梓。滇军主力两个军全都被送到东北内战前线。在这种情况下，在东北的滇军，特别是滇军中的主力六十军就成了蒋介石和卢汉之间政治交易的抵押品。六十军是1937年组建的，卢汉是其第一任军长，军中所有高级军官都是卢汉一手提拔的。六十军还在东北打内战，就表明卢汉还在跟着蒋介石；六十军如果有了反叛蒋介石的行动，就表明卢汉对蒋家王朝的反叛，在云南的卢汉和在南京的龙云就会受到蒋介石的追究甚至迫害。还有，当时在锦州的卢浚泉是卢汉的叔叔，他所统率的九十三军和六十军的情况完全相似（卢浚泉在升任第六兵团司令后，第六兵团事实上也就只有九十三军一个军，由原九十三军副军长盛家兴任军长）。如果六十军反叛了蒋介石，九十三军也就难以生存。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所以六十军的将领们一直是抱着对卢汉怀恩抱德、荣辱与共的态度在过日子，一直抱着保护龙云与卢汉的目的在过日子。正如六十军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自己所说：
人人抱着“可以叛蒋，不可叛卢”的信念，因此，内受蒋介石中央军的排挤打压，外受解放军的进攻包围，内外交困，艰险重重，前途暗淡，但仍然含垢忍辱，任劳任怨，惨淡经营。即使在困守长春、弹尽援绝、杀马烹犬、勉强度命的严重关头，也仍然死力挣扎，以期维持云南政治局面的稳定，不负卢汉而后已。对于国家民族的大义则茫然置之度外，致使共产党的争取工作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但共产党的政策影响，却已在第六十军中播下了思想的种子，时机成熟，就会发芽滋长。
曾泽生和六十军的领导人是从围城到了十分危急的9月中开始考虑自己出路的。蒋介石要派来援军已绝无可能，长春绝不可能再守下去，也绝不能突围出去，滇军要想再行入关也是绝无可能。在这几种绝无可能之后就只有两条路：一是为蒋介石殉葬，被解放军所消灭；一是起义反蒋，投向共产党。9月22日晚上，曾泽生约他的两个师长白肇学和陇耀密谈。三人都倾向于走后一条路，唯一的顾虑就是怕六十军起义之后云南的卢汉立刻就会被蒋介石搞掉，所以对具体步骤未能进一步研究。
但是想来想去，他们估计，蒋介石已经被打得手忙脚乱，自顾不暇，难以加害云南。至于远在后方的眷属的安危此时已无法顾及，有冤有债，只能以后再算。所以，他们逐步下定了起义的决心，从9月26日开始，他们进入了起义的准备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