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大家庭的“牢笼”，巴金顿时感到天高地阔。
入学不久，成都就发生了各界群众反对军阀刘存厚的斗争，巴金和同学们一起积极参加罢课、请愿活动，心情从来没有过的兴奋、激动。
从这时开始，他才切实地感到自己走进了时代和现实之中，“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巴金曾这样概括地说明他当时极其兴奋的心情，他说：“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我有点张皇失措，但是我已敞开胸膛尽量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东西，我都一下子吞进肚里。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我都爱；旧的、落后的东西我都恨。”所以，在以后的两三年里，巴金虽然每天都跟三哥一起到“外专”上学，而他在心里却想得更多，飞得更远。
但是，这时巴金毕竟还只有十五六岁，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幼稚和缺少经验，所以面对“崭新的世界”不免“有点张皇失措”；也因此，他迫切地希望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和能引导他、给他指出前进道路的导师。恰在这时候，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一本小册子，就是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读了之后，立刻被吸引了，兴奋得几乎要发狂。他甚至说：“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15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从这时起，我才开始明白什么是正义。这正义把我的爱和恨调和起来。”克鲁泡特金是当时俄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告少年》是他以散文笔调专为青少年讲述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即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一本著作。书中用具体事例阐述了他的所谓“社会主义的真义”，就是要同情那些衣衫褴褛的穷人，要怜悯那些有病还须去做工的女人，要救助那些患了热病、濒临死亡的儿童。接着便号召青少年们行动起来，为解决这些长期以来得不到解决的社会问题进行斗争，并由此把他们引向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轨道。书中写道：了解了以上这些，“那么，你将自告奋勇，加入我们的战线，和我们去干那社会革命的工作了”，“虽尸填沟壑，置身枪林，亦所甘愿呢！”“试问人生一世，有比这样的事业还高尚的吗？”这些话使巴金深深地感动了，他说：“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的确，这本书所讲的一切都带有很大的诱惑性和煽动性，它的理论上的是非对巴金这样一个毫无社会经验的少年来说是不可能加以分辨的，所以一下子就被它抓住了。而且，其中所谓要同情穷苦人、怜悯患病的女工和救助濒临死亡的儿童等等，与巴金的母亲所教他的“爱”的哲学又是多么相似，与老周等“下人”的生活在他心中所引起的不平是多么合拍。难怪他的心要为之倾倒，为之震颤！《告少年》对巴金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过了许多年后他自己又特地把这本书重译了一遍，改名为《告青年》再次出版，而且对克鲁泡特金的全部著作都发生了兴趣，表示“愿意做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这是后话。而在当时，《告少年》对他的直接影响就是再也不能满足“闭门读书”的状态。他想“做点事情”，想用事实来证实他的梦想，想通过活动来发散他的热情。但是他“又不知道应该怎样地开头去做”，为此深感焦急，苦闷。
这时，送他《告少年》的朋友告诉他，书是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社翻印的。当天晚上巴金便郑重地铺开信纸，“怀着一颗战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给陈独秀写信。”他后来在回忆中说：“这是我一生写的第一封信，我把我的全心灵都放在这里面，我像一个谦卑的孩子，我恳求他给我指一条路，我等着他来吩咐我怎样献出我个人的一切。”
信发出去了，随后是难忍的等待，但始终没有回信。巴金更加焦灼，却并不死心，依旧到处找寻献身的途径。一天他从一份上海的报纸上看到赠送《夜未央》的广告，便寄了邮票去。不久，书寄来了，是一个剧本，这本书像《告少年》一样，又给了巴金一个巨大的惊喜。《夜未央》是波兰作家寥抗夫的三幕话剧，描写1905年俄国革命中一群青年反对沙皇统治的斗争，歌颂了革命者的英雄品格和不怕流血牺牲的坚定信念。读了这个剧本，巴金说：“我形容不出这本书给我的激动。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我第一次在另一个国家的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里，找到了我的梦境中的英雄，找到了我的终身的事业。”在这期间，在巴金寻找方向和道路的过程中，令他深受感动并对他发生过深刻影响的，还有流亡美国的俄国无政府主义女革命家爱玛·高德曼阐述其思想学说的一些文章，如《无政府主义》、《爱国主义》等。巴金说这些文章“把我完全征服了。不，应该说把我的模糊的眼睛，洗刷干净了。在这时候我才有了明确的信仰。”
眼睛擦亮了，信仰明确了，“然而行动呢？”巴金说，“这个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而我的渴望也更加变得迫切了。”1921年初，巴金在成都出版的《半月》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题为《适社的旨趣和组织大纲》，是该社的一篇宣言。“适社”是重庆地区的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其宗旨是为“适应人类全体生存的要求”，“建设互助、博爱、平等、自由底世界”，还提出要“铲除统治权力”，“冲破恶劣底旧环境”等等。巴金觉得那意见和那组织正是自己朝夕所梦想的，读完之后立即写信给《半月》的一位编辑，要求加入“适社”，并请那位编辑作他的介绍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后来巴金在回忆中写道：
这信是第二天发出的，第三天回信就来了。一个姓章的编辑亲自送了回信来，他约我在一个指定的时间到他的家里去谈话。我毫不迟疑地去了。在那里我看见了三四个青年，他们谈话的态度和我家里的人完全不同。他们充满了热情、信仰和牺牲的决心。我把我的胸怀，我的痛苦，我的渴望完全吐露给他们。作为回答，他们给我友情，给我信任，给我勇气。他们把我当做一个知己朋友。从他们的谈话里我知道“适社”是重庆的团体，但是他们也想在这里成立一个类似的组织。他们答应将来让我加入他们的组织，和他们一起工作。我告辞的时候，他们送给我几本“适社”出版的宣传册子，并且写了信介绍我给那边的负责人通信。
事情在今天也许不会是这么简单，这个时候人对人也许不会这么轻易地相信，然而在当时一切都是非常自然。这个小小的客厅简直成了我的天堂。在那里的两小时的谈话照彻了我的灵魂。
我好像一只被风暴打破的船找到了停泊的港口。我的心情昂扬，我带着幸福的微笑回到了家里。就在这天的夜里，我怀着佛教徒朝山进香时的虔诚，给“适社”的负责人写了信。
我的生活方式渐渐地改变了，我和那几个青年结了亲密的友谊。我做了那个半月刊的同人，后来也做了编辑。此外我们还组织了一个团体：均社。我自称为“安那其主义者”，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均社”的成立看来并不复杂，它的核心就是《半月》的几个编辑。他们起草了一份《均社宣言》，在1921年6月1日出版的《半月》第21号上发表，宣称“人生来是彼此均等的”，“不能使劳者独劳，逸者独逸”；“政府即强权的根据地”，永远为少数人所专用，应一律取消；相信世界是“爱”组成的，要用各人真实的“爱力”去实现“自由、平等、互相爱助的社会”，等等。总之，其宗旨与重庆的适社是相通的，性质也相同，同样有着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