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底，巴金提前结束了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学习。他在“外专”连续学习了两年半，从补习班读到预科，又读到本科，眼看就要毕业了。但因为巴金过去没有上过中学，交不出中学毕业文凭，却被改为旁听生，并因此失去了获得毕业文凭的资格。这使巴金非常气恼，但也毫无办法。但是，这却成为一个契机，帮助巴金说服了继母和大哥，同意他离开“外专”，跟三哥一道去上海读书。
这对巴金是一次真正的解脱。他早已盼望尽早离开闭塞、保守的四川，到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去经风雨、见世面，开辟自己新的生活，“像一个人的样子用坚定的脚步，走向人的新天地去”。
1923年4月初，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巴金和三哥一起离开家，到成都东门外的江边登上一条木船。大哥把他们送到船上，流着眼泪同两个兄弟告别。此时的巴金心情十分复杂。他知道，他这一去便很难回来，而且他也不愿意再回来，所以不能不有所牵挂。他最牵挂的是他的大哥，因为他们手足情深，多年来大哥为他和三哥吃了太多苦，受了太多累，而他却无以回报。还有几个在大家庭压制下呻吟的姐妹也让他放心不下。想到这些，所以他说“那时候我的悲哀是很大的”。但是他并不留恋。对封建大家庭他有着太多的憎恨和厌恶。他说：“一想到近几年来我的家庭生活，我对于旧家庭并没有留恋。我离开旧家庭不过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阴影”。作为一个“经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的青年，他的心向着未来。
巴金晚年，一次偶然的触发，他又想起当年离开家乡时在船上的一幕情景，写道：
我忽然想起了六十年前的事情。我还不满十九岁，同长我一岁的三哥乘木船从成都去重庆、转赴上海。在离家的第一天，夜幕下降，江面一片黑，船缓缓地前进，只听见有节奏的橹声，不知道船在什么地方停泊。在寂寞难堪、想念亲人的时候，我看见远方一盏红灯闪闪发光，我不知道灯在哪里，但是它牵引着我的心，仿佛有人在前面指路。我想着，等着……我想好了一首小诗……天暮了，在这渺渺的河中，我们的小舟究竟归向何处？
远远的红灯啊，请挨近一些儿吧。那远远的红灯该是河面上的航标灯吧？但在巴金的心里或想象中，它却是理想的象征和闪光。“远远的红灯啊，请挨近一些儿吧。”你看，他是多么急迫地想冲上前去啊！
这时的巴金，和他的三哥一样，怀着满腔的热情面向未来，只觉得“一个理想在前面向我招手，我的眼前是一片光明。”这愿望是真诚而美好的，但也幼稚而天真。他还想不到，在前面等着他的仍是曲折的道路和艰难的探索。
巴金和三哥顺利抵达上海。一位远房叔叔帮他们在汉口路的春江旅馆安顿下来。巴金本来准备学工，因为没有中学文凭，不能报考，便同三哥一起考入上海龙华日晖桥南洋中学，巴金插入二年级，三哥是在三年级。读了半年之后，他们感到该校不适合他们的程度，而且学制太长，要上五年才能毕业，大好时光就被蹉跎了。于是他们在1923年寒假到南京去，经朋友介绍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的补习班。
就此他们离开了上海。
巴金和三哥这次在上海还经历了一件事，就是先后两次回浙江嘉兴祭祖。前面我们谈到巴金祖籍嘉兴，在那里还有李家的后代，也是一个庞大的封建家族。巴金和三哥到上海落脚之后，头一件事便是乘火车去嘉兴祖居探访。这对嘉兴和成都两地的李氏族人都是一件大事。因嘉兴与成都相距遥远，山川阻隔，双方已多年没有来往；巴金兄弟更是初回故土，对老家的一切完全陌生。他们在辈分最高的四伯祖家住了两天，见过了各房亲戚，然后由四伯祖亲自陪同乘小船到嘉兴城外的塘汇镇拜谒李家祠堂。那祠堂极其破败，整个房舍四面透风，神主前的玻璃窗已经破碎，地上满是碎瓦和烂泥，而且管祠堂的族兄已把祠堂租给了一个裁缝，唯一的供桌被裁缝拉到一边做了工作台。如此景象令巴金凄然。勉强随四伯祖点起蜡烛，行了礼，便匆匆离去。
过了半年，在巴金和三哥决定离开上海转学南京的时候，他们又拐到嘉兴。这次主要是来验看祠堂修缮情况。上次离开嘉兴，他们把在祠堂见到的情况写信报告成都，二叔等立即决定出资重修祠堂，此时已经峻工。巴金兄弟再次来到塘汇祠堂，景象与上次看到的自然不同，租用祠堂的裁缝已经搬走。但旧家庭的衰败在巴金心中所留下的影像却长久挥之不去。
两次回乡祭祖的经历，对巴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可以说这是一次深入的调查和体验，使他对封建家庭和封建制度的历史和现状，以及这个制度的最后的衰落，有了更真切、更全面、更具体的认识。对种必要的准备。
离开嘉兴老家，巴金和三哥直接来到南京，在南京北门桥鱼市街租了一间房子住下，便开始到东南大学附中读书。先在补习班补习半年，1924年暑假后兄弟俩一同考入东南大学附中的高中三年级，1925年暑期他们一起高中毕业。
为了顺利完成中学学业，拿到毕业文凭，以便升入理想的大学，巴金在上海和南京读书期间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功课上，学习非常刻苦。后来他在回忆中说，当年他和三哥“那种可怜而可笑的样子”现在大概没有人记得了，但是他却难以忘怀。特别是在寒风凛凛、冷雨凄凄的日子里，我总会想起在南京北门桥一间空阔的屋子里，我们（按指巴金与三哥）用小皮箱做坐凳，借着一盏煤油灯的微光，埋头在破方桌上读书的情景。我们在那间空阔的屋子里住了半年，后来又搬到前面另一间狭小阴暗的屋子里住了一年。在那些日子，我们没有娱乐，没有交际，除了同寓的三四个同乡外，我们没有朋友。早晨我们一块儿去上学，下课后一块儿从学校走回家。下雨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撑着一把伞，雨点常常打湿了我们的蓝布长衫。夏天的夜晚我们睡在没有帐子的木板床上，无抵抗地接受蚊虫的围攻。我们常常做梦，梦是我们的寂寞生活中唯一的装饰。……我们并没有把那一年半的时光白白浪费，我们的确给自己的脑子里装进了一些东西。于是安于后来《家》、《春》、《秋》以及《憩园》、《寒夜》的创作是一种必要的准备。
离开嘉兴老家，巴金和三哥直接来到南京，在南京北门桥鱼市街租了一间房子住下，便开始到东南大学附中读书。先在补习班补习半年，1924年暑假后兄弟俩一同考入东南大学附中的高中三年级，1925年暑期他们一起高中毕业。
为了顺利完成中学学业，拿到毕业文凭，以便升入理想的大学，巴金在上海和南京读书期间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功课上，学习非常刻苦。后来他在回忆中说，当年他和三哥“那种可怜而可笑的样子”现在大概没有人记得了，但是他却难以忘怀。特别是在寒风凛凛、冷雨凄凄的日子里，“我总会想起在南京北门桥一间空阔的屋子里，我们（按指巴金与三哥）用小皮箱做坐凳，借着一盏煤油灯的微光，埋头在破方桌上读书的情景。我们在那间空阔的屋子里住了半年，后来又搬到前面另一间狭小阴暗的屋子里住了一年。在那些日子，我们没有娱乐，没有交际，除了同寓的三四个同乡外，我们没有朋友。早晨我们一块儿去上学，下课后一块儿从学校走回家。下雨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撑着一把伞，雨点常常打湿了我们的蓝布长衫。夏天的夜晚我们睡在没有帐子的木板床上，无抵抗地接受蚊虫的围攻。我们常常做梦，梦是我们的寂寞生活中唯一的装饰。……我们并没有把那一年半的时光白白浪费，我们的确给自己的脑子里装进了一些东西。于是安静的日子完结了，在学校生活结束以后，我开始了飘泊的生活。”从1923年暮春巴金和三哥离开成都，到1925年暑期高中毕业，中间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这一段时光如巴金所说，他确实没有白白浪费，不仅如愿以偿完成了预定的学习目标，而且进一步了解了社会，受到了新的磨练。特别是在南京期间，虽然学习紧张，生活艰苦，他仍以高度热情密切关注国家命运和现实斗争。1923年9月日本东京发生特大地震，日本政府利用震后的极度混乱，纵容警察、宪兵大肆屠杀革命者和反政府民众，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日本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夫妇，及其年仅7岁的侄儿橘宗一也惨遭杀戮。巴金义愤填膺，积极参与了抗议和悼念活动，并连续发表文章和诗歌，歌颂死难者的斗争精神，声讨日本政府的残暴行径，表明了同摧残人性的资本主义制度斗争到底的决心。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后来他在法国参与援救萨柯、樊塞蒂这一世界性活动的一次预演。还有一件事，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南京的大、中学生立即行动起来，罢课，游行示威，声援上海的工人和学生，并宣传、鼓动英国资本家开的工厂“和记洋行”工人罢工12天，给制造惨案的英帝国主义者以沉重打击。在整个活动中，东南大学附中起了带头和先锋作用。这段经历为巴金后来创作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提供了切身的感受和真实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