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巴金的父亲到四川广元做县官，巴金的母亲带着孩子也随他到了广元。这时巴金只有四五岁，也大体是从这时候起才开始记事。所以他眼中的人生的第一幕，也就从这里拉开。
广元地处川北丘陵地区，土地瘠薄，人民生活贫苦，但县太爷的衙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阔绰的。在巴金最初的记忆里，那衙门是“很大一个地方，进去是一大块空地，两旁是监牢，大堂，二堂，三堂，四堂，还有草地、稀疏的桑林，算起来大概有六七进”。他们一家住在三堂。
在当时的社会里，一般老百姓谁也不愿意跟衙门打交道，那是一个森严、可怕的地方。然而在还不懂世事的“四少爷”巴金眼里，这里却跟成都的李家公馆没有什么两样，是一片温暖快乐的自由天地。
家里有专设的私塾，父亲给孩子们请了一位塾师。先生姓刘，性格温和，待孩子们十分亲切。从这时起巴金就开始跟先生读书，课后就跟三哥在窗外的小花园里玩耍；或跟侍女香儿（一个十二三岁的瓜子脸的女孩儿）和三哥一起到桑树下捡桑葚，边捡边吃，弄得嘴巴和双手都是红红的；或者独自一人爬上高高的干草堆，睡在那里晒太阳；或者带领一大群鸡，把米撒在地上，让它们围着啄食，并在早晚由香儿陪着把鸡群放出或收进鸡笼，一个个给鸡点名，俨然像个鸡司令……这些便构成了巴金幼年时期最初的梦幻般的生活内容。
而使他最难忘的，则是母亲的抚爱和这抚爱的温馨。巴金后来在《最初的回忆》一文中说到他的幼年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母亲和母亲讲述的那个令人着迷的梦，他清楚地记得母亲说话的情景——“这个娃娃本来是给你的弟媳妇的，因为怕她不会好好待他，所以送给你。”
这是母亲在她的梦里听见的“送子娘娘”说的话。每当晴朗的午后，母亲在她那间朝南的房子里做针线的时候，她常常对我们弟兄姊妹（或者还有老妈子在场）叙述她这个奇怪的梦。
“第二天就把你生下来了。”
母亲抬起她的圆圆脸，用爱怜横溢的眼光看我，我那时站在她的身边。
“想不到却是一个这样淘气娃娃！”
母亲微微一笑，我们也都笑了。
母亲很爱我。虽然她有时候笑着说我是淘气的孩子，可是她从来没有骂过我。她让我在温柔、和平的气氛中度过了我的幼年时代。
一张温和的圆圆脸，被刨花水抿得光光的头发，常常带笑的嘴。淡青色湖绉滚宽边的大袖短袄，没有领子。
我每次回溯到我的最远的过去，我的脑子里就浮现了母亲的面颜。
我的最初的回忆是跟母亲分不开的。我尤其不能忘记的是母亲的温柔的声音。
巴金这里所说的“每次回溯到我的最远的过去，我的脑子里就浮现了母亲的面颜”却是再真实不过的。对巴金来说母亲是最难忘的，虽然母亲在他10岁的时候便去世了，但是他对母亲的记忆和怀念却是永远也磨不掉的。他永远记得母亲的常带笑容的圆圆的脸，永远记得母亲的爱怜横溢的目光，永远记得母亲的温柔的声音。因为在这一切里面都渗透着发自深心的爱呀！这在任何一个孩子的心里都不难体察，何况巴金又是那么一个敏感的孩子！所以，在巴金还很小的时候，当他还处于蒙昧时期，就已经被“母亲”这两个字迷住了。有时在夜里，望着清油灯的暗淡的灯光，他会陷入痴想，他后来曾说过，这时候“我睡在被窝里，常常想着‘母亲’这两个字的意义”。真是奇妙的现象！这时的巴金才只有四五岁，已经在思考“母亲的意义”
这样一个哲学命题了。当然答案是没有的，“母亲”的意义是什么，当时他不可能说得明白，但他却能感受到，而且那感受是真实的，强烈的，浸透心脾的。不仅如此。母亲的心似乎还要更大些，她的爱也似乎更广博。她不仅爱自己的子女，不仅给了他们爱，使他们感受到了爱，懂得了爱，而且还教育他们要爱别人，体恤别人，要有一颗仁爱的心。这里很有一些儒家思想的影子，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
有一件事巴金一直记在心里。那也是在广元的时候，一天下午巴金看见三哥尧林为了一件小事摆起主人的架子，把使女香儿骂了一顿，还打了几下。香儿哭着告诉巴金母亲，母亲立刻把三哥叫过去，温和地向他解释：“丫头同老妈子都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即使犯了过错，你也应该好好地对她们说，为什么动辄就打就骂？况且你年纪也不小了，更不应该骂人打人。我不愿意让你以后再这样做！你要好好地记住。”
三哥一直低着头，不敢说话。香儿高兴地在一旁暗笑。等母亲说完，三哥便垂着头慢慢地往外走。母亲叫住他，说：“三儿，你不忙走！你还没有回答我。我说的话你懂了吗？你能记得吗？”
三哥迟疑半晌终于回答说：“我懂……我记得。”母亲这才站起来，说：“好，拿云片糕去，喊香儿陪你们去耍。”边说边从瓷缸里取出云片糕递给他们。
这件事不只是三哥牢记终生，也使更年幼的巴金铭记不忘。
可以说，这是巴金人生教育的第一课，就是做人要有爱心，要爱人，爱一切人，要懂得同情和怜悯。这一课是母亲给他上的，是母亲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埋下了“爱”的种子。所以后来巴金多次称他的母亲是他的“第一个先生”，因为母亲不单是生养了他，她还用自己的言行第一个教给了他生活的道理，做人的道理。关于这一点，巴金后来有一段话说得明白而感人，他说：
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我已经说过使我认识“爱”字的就是她。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是我的世界的中心。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她常常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解释种种的事情。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与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母亲自己也处过不少的逆境。在大家庭里做媳妇，这苦处是不难想到的。但是母亲从不曾在我的眼前淌过泪，或者说过什么悲伤的话。她给我看见的永远是温和的、带着微笑的脸。我在一篇短文里说过：“我们爱夜晚在花园上面天空中照耀的星群，我们爱春天在桃柳枝上鸣叫的小鸟，我们爱那从树梢洒到草地上面的月光，我们爱那使水面现出明亮珠子的太阳。我们爱一只猫，一只小鸟。我们爱一切的人。”这个爱字就是母亲教给我的。
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部性格的根柢。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母亲的爱的教育的力量和深远影响。从这位可敬的母亲本身来说，无疑她所说所做的一切都出于一片真诚，表现了当时社会条件下，一位封建大家庭中的少夫人的稀有的好心肠。
她对自己的子女的爱更是真诚的，充分体现出母爱的深沉与无私。至于她所说的要“爱一切人”云云，她说时虽然十分真诚，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也不可能做到。因为爱必须是平等的，自由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特别是当彼此处在尖锐对立或对抗的阶级地位上的时候（如主子与仆人，坐轿的与抬轿的，总之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人与人之间既然没有平等，没有自由，怎么能谈得上普遍存在、一视同仁的爱呢？怎么能谈得上去“爱一切人”？其实，从巴金自己的回忆和叙述里也不难看出其中的自相矛盾。前面母亲不是说要“爱一切人”吗？但接下来她就把“爱一切人”改为要“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动辄将他们打骂”。从“爱”到“同情”和“怜恤”，这已经打了很大折扣；再到不要“动辄打骂”，那就谈不上什么“爱”了，充其量不过是好心主子的同情心而已。而事实上就连这种同情心也很难贯彻始终。巧得很，就在母亲说要“爱一切人”，不可“动辄将他们打骂”之后不久，巴金亲眼看到了这样一件事情：
有一次，我看见领十妹的奶妈挨了打。
那时十妹在出痘子，依照中医的习惯连奶妈也不许吃那些叫做“发物”的食物。
不知道怎样，奶妈竟然看见新鲜的黄瓜而垂涎了。
做母亲的女人的感觉特别锐敏。她会在奶妈的嘴上嗅出了黄瓜的气味。
一个晚上奶妈在自己的房里吃饭，看见母亲进来就露出了慌张的样子，把什么东西往枕头下面一塞。
母亲很快地就走到床前把枕头掀开。
一个大碗里面盛着半碗凉拌黄瓜。
母亲的脸色马上变了，就叫人去请了父亲来。
于是父亲叫人点了明角灯，在夜里坐了堂。
奶妈被拖到二堂上，跪在那里让两个差人拉着她的两只手，另一个差人隔着她的宽大的衣服用皮鞭打她的背。
一，二，三，四，五……足足打了二十下。
她哭着谢了恩，还接连分辩说她初次做奶妈，不知道轻重，下次再不敢这样做了。
她整整哭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晨母亲就叫了她的丈夫来领她去了。
这个年轻的奶妈临走的时候脸色凄惨，眼角上还滴下泪珠。
我为这个情景所感动而下泪了。
我后来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待她。
母亲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她不说别的话。
以后也没有人提起这个奶妈的下落。
母亲常常为这件事情感到后悔。她说那个晚上她忘记了自己，做了一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事情。
我只看见母亲发过这一次脾气。“只看见这一次”，也许是吧，但有这一次也就够了。在这件事情上，奶妈固然是有错的，但也并不犯王法，用不着县大老爷连夜升堂，打板子。用现在习惯的说法，这叫“滥用职权”！之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奶妈的行为可能（仅仅是可能）对自己的孩子不利。那么奶妈自己呢？不仅受了皮肉之苦，而且被赶走了，丢了饭碗。这是不是会影响到她以后的生计？会不会影响到她的家庭和孩子？对这些问题，巴金的母亲就不去考虑了。所以，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巴金母亲在性格上的矛盾，表现了她所说的要“爱一切人”的不切实际，同时也表现了她所进行的爱的教育的局限性。巴金说这是他的“全部性格的根柢”，这是不错的，母亲的爱的教育的确是巴金思想性格的一个基点，是把他与这个社会联系起来的一条纽带或支柱；但是就其本身来说仍然是有矛盾、有局限的，不可能贯彻到底，这在巴金后来的生活和创作中都有表现。
当然，巴金的母亲毕竟是仁慈的，可敬的，她养育了一位杰出的作家，给了他无微不至的爱，并给了他一颗善于体恤他人痛苦的仁爱的心。
上面所引的那段精彩的文字，巴金是以极其坦诚的自我解剖的态度写下来的，在轻松而幽默的文字中闪烁着思想的光芒。他毫不掩饰自己思想和性格中的矛盾，并深刻地挖掘和剖析了这矛盾形成的根源，给社会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这一点令人非常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