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说过，他的父母“都不是性情偏执的人，他们是同样地温和，宽厚，安分守己”，他们是“配合得很完满的一对”。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父亲显得很和善，巴金从没有见他发过脾气，也没见他骂过人。
但是，作为一位县太爷，情况却是大不相同。
从前面提到的处理那个偷吃黄瓜的老妈子，我们多少也可以看出，他作为县太爷的手段和另一副面目，而这也是巴金早年认识生活、认识世界的一个方面。
关于父亲作为县太爷的这副面目，巴金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后来作过精彩的描述，很值得我们认真阅读。巴金曾经写道——父亲在这里被人称作“青天大老爷”。
他常常穿着奇怪的衣服坐在二堂上的公案前面审案。
下面两旁站了几个差人（公差），手里拿着竹子做的板子：
有宽的，那是大板子；有窄的，那是小板子。
“大老爷坐堂！……”
下午，我听见这一类的喊声，知道父亲要审案了，就找个机会跑到二堂上去，在公案旁边站着看。
父亲在上面问了许多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些。
被问的人跪在下面，一句一句地回答，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好几个人。
父亲的脸色渐渐地变了，声音也变了。
“你胡说，给我打！”父亲猛然把桌子一拍。
两三个差人就把犯人按倒在地上，给他褪下裤子，露出屁股。一个人按住他，别的人在旁边等待着。
“给我先打一百小板子再说！他这个混账东西不肯说实话！”
“青天大老爷，小人冤枉啊！”
那个人趴在地上杀猪也似地叫起来。
于是两个差役拿了小板子左右两边打起来。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真是冤枉啊！”
“胡说！你招不招？”
那个犯人依旧哭着喊冤枉。
屁股由白而红，又变成了紫色。
数到了一百，差人就停住了板子。
“禀大老爷，已经打到一百了。”
屁股上出了血，肉开始在烂了。
“你招不招？”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无话可招啊！”
“你这个东西真狡猾！不招，再打！”
于是差役又一五一十地下着板子，一直打到犯人招出实话为止。
被打的人就由差役牵了起来，给大老爷叩头，或者自己或者由差役代说：
“给大老爷谢恩。”
挨了打还要叩头谢恩，这个道理我许久都想不出来。我总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
打屁股差不多是坐堂的一个不可少的条件。父亲坐在公案前面几乎每次都要说：“给我拉下去打！”
有时候父亲还使用了“跪抬盒”的刑罚：叫犯人跪在抬盒里面，把他的两只手伸直穿进两个杠杆眼里，在腿弯里再放上一根杠杆。有两三次差人们还放了一盘铁链在犯人的两腿下面。
由黄变红、由红变青的犯人的脸色，从盘着辫子的头发上滴下来的汗珠，杀猪般的痛苦的叫喊……犯人的口里依旧喊着：“冤枉！”
父亲的脸阴沉着，好像有许多黑云堆在他的脸上。
“放了他罢！”
我在心里要求着，却不敢说出口。这时候我只好跑开了。上面的这段叙述不仅精彩，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到，在20世纪初期，辛亥革命前夕，在我国末代王朝的封建体制下，我国的“青天大老爷”们是如何审案、用刑，犯人们是如何申辩、告饶，在被打得皮开肉绽之后又是如何叩头谢恩的。
要知道，这可不是信笔写来的公案小说，也不是经过多少代的口头流传已经失真的历史故事，这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亲眼目睹的事实，是活生生的历史见证。对于这一切，诸如挨打之后还要谢恩等等，幼年的巴金当然是不可理解的，他的稚嫩的心也承受不了那种酷刑下的惨叫和哀痛，所以尽管有满肚子的好奇，也只能跑开了。
这种事情给巴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真是终生难忘。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巴金被打成“反动权威”等等，“身经百斗”，而在每次批斗之后，都有人来找他谈话，或要他写思想汇报，总之是要他认罪，承认批斗就是对他的挽救，是莫大的恩惠。头一两次他还相信那些人说的话，后来他就看出批斗他的人是在演戏，于是他也照样对待他们。他后来说，每逢那种场合，他总要想起小时候在广元的经历，想起父亲如何“坐堂”、“审案”，被告如何挨打、求饶，以及打完之后如何由自己说或者由差役代说“给大老爷谢恩”等等。接着他说道：“我当时和今天都是这样看法：那些在批斗会上演戏的人，他们扮演的不过是‘差役’一类的角色，虽然当时装得威风凛凛仿佛大老爷的样子。不能怪他们，他们的戏箱里就只有封建社会的衣服和道具。”后来，巴金在《说真话之四》一文中又提到这件事，他说：“父亲就只做过两年县官，但这两年的经验使我终生厌恶体刑，不仅对体刑，对任何形式的压迫，都感到厌恶。”不过，巴金的父亲这位“县太爷”毕竟还算是“仁慈”的，而且也比较温和、开明。当时巴金把他所看到的告诉了母亲，母亲一面对他说：“你是小孩子，不要多管闲事”，一面劝告父亲“以后问案，可以少用刑”，因为“人家究竟也是父母养的”。父亲辩解说：“我何尝愿意多用刑？不过那些犯人实在狡猾，你不用刑，他们就不肯招。况且刑罚又不是我想出来的，若是不用刑，又未免没有县官的样子！”这最后一句话讲得最老实，说明封建制度下的各种刑罚总不过是装装样子、逞逞威风，以维护这个制度的威严和统治而已。尽管如此，在这以后巴金的父亲还是有改变的，他说他绝不杀一个人，而且再不用“跪抬盒”那样的酷刑，大堂外面两边的站笼里也总是空的。
当然，“县官的样子”也还是必须装的，“打小板子的事情也还是常有的”，而且对家里的仆人们也颇严厉，不肯通融。
巴金记得，有一年冬天，离新年还远，几个仆人聚在门房里推牌九，巴金也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后来父亲知道了，就去捉赌，把骨牌拿来叫人抛到茅坑里，并马上坐了堂，把参与赌博的几个仆人抓来，其中还有管监的刘升和何厨子，他们平时都对巴金非常好。他们都跪在地上，向父亲叩头认错，求饶，但父亲仍是拍着桌子骂，生气地喊：“给我打，每人打50板！”开始，差人们不肯动手，父亲更生气，甚至从签筒里掷下了几根签子。最后还是每人挨了20下小板子，叩头谢恩，才算完事。这件事使巴金很难过，好像觉得跟自己有关，立刻跑到门房去看他们，说了些讨好的话。但他们似乎并不计较，仍然对他很好。
除此之外，巴金记得的，就是惩罚十妹的奶妈那一次了。不过这两次仆人确实都有错，打打小板子似乎也是他们罪有应得，对县大老爷来说虽然有些过火或失态，但总的说仍不失为宽厚与开明。
到溥仪在北京城里做皇帝的最后一年，因为感到时局的剧烈动荡，巴金的父亲便辞去广元的官职回成都去了，虽然当地有人出来挽留，他也不肯留下。巴金后来在回忆中说：“父亲在广元做了两年的县官，回到成都以后就买了40亩田。别人还说他是一个‘清官’。”
不过，这算不了什么，在那样的时代，历来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嘛！
就这样，巴金也结束了他在广元的生活。
巴金在广元时间虽然不长，却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正如他在回忆中所说：“在广元的两年生活我的确过得很愉快，因为在这里人人都对我好。”在这里，他受到了母亲的“爱”的教育，得到了身边各种人的充分的关爱，并且也总是想把自己的爱分给别人。这培养了他的一颗善良的、很能体恤别人痛苦的心，也给了他一个判别人间善恶是非的基本标准。这对他后来的成长和未来的事业都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