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议和
南北统一，中华民国定都北京，辛亥革命至此可算结束。从表面看，革命取得了成功，共和国成立了。实质上，以袁世凯为代表的、脱壳于王朝体制的一批人控制了共和国。他们能否将民主共和的旗帜高高举在中华大地上呢？
民国成立后，人们遇到当官的不用跪拜了，脑袋后面不用垂辫子了，一般国民的心理却不能立刻从根子上转过弯来。就说剪辫子的事情，光复后大城市里经常有大兵背着枪拿着剪刀，看到辫子就剪。人们临时剪掉辫子，头上四周光光，中间露出一两寸长的辫子根，头发披散，如秋天乱草。也有思想保守的人，不肯剪去辫子，把辫子盘在顶上，戴帽子遮起来做伪装，大约就像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讽刺一些留学生的头发像“富士山”。还有迷信的人，事先选择吉日，祭拜祖先，然后剪去辫子。更有联合多人同时剪辫子的，到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非常隆重。甚至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还有不肯剪辫的人。
社会习俗如此，政治惯性更大。民主、民权的思想对各级政权有多大的影响，进而对老百姓的现实生活有多大的改变呢？1911年前后，全国各地多灾多难，非旱即涝，老百姓生活困苦。比如苏南的无锡、常熟、江阴三县交界地区大雨成灾，地主绅商趁机囤积粮食牟取暴利。饥饿的农民抢粮抗税。武昌起义消息传来，农民们高兴极了，都说：“皇帝已经没有了，租米可以不交了。”方圆几十里的贫苦农民纷纷组织起来，同心抗租。不料，江苏光复后，无锡军政分府迅速成立，首脑是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同盟会会员，成员基本是地主和旧官僚。新政府催迫农民照常交租，还在当年年底派军警下乡逮捕了抗租的农民首领，行为和晚清政府无异。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山西省东南的长治、高平。当地农民自发组织干草会，抗拒苛捐杂税。太原光复后，两县的各乡干草会号召百姓组织起来，要求免粮免税，并放火烧毁了许多大地主的家。不久，民国新县官上任，地主们涌到县里和省里控告“刁民”。新政府照样保护地主，派兵镇压农民组织。传统政治仿佛是一汪死水，水面起的风要深入水底，让水流畅起来，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南北议和
革命引发了战争，但是战争并不是目的，只是推翻清朝的手段。不仅是立宪派和普通商民不希望战火蔓延，就是革命党人也不愿看到战火涂炭生灵、摧毁村庄和城镇。如果能和平地通过谈判解决南北双方的政治问题，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推翻清朝，革命阵营就非常愿意坐下来谈判。
清军占领汉阳后，袁世凯就授意清军停止进兵。之后，北洋军和湖北军政府达成了停战协议。加上南京战斗的胜利，南北双方再没有爆发激烈战斗。双方都想寻求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12月7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全权大臣，负责与南方和谈。袁世凯即委派唐绍仪为全权大臣总代表，南方则公推伍廷芳为独立各省议和总代表。12月17日唐绍仪到达上海，南北和议正式开始。历来决定谈判结果的不是正式代表的表面磋商，而是桌子底下的斡旋。本次南北和谈，幕后角色都聚集到上海赵凤昌的“惜荫堂”私宅商讨。赵凤昌早年曾入张之洞幕僚，在晚清官场有人脉，又与张謇等江浙名流关系很好，和黄兴、伍廷芳也能谈上话，他家就成了理想的幕后舞台。事实上，经过武汉保卫战后，南北双方都没有继续激战的能力了，所以双方都想在谈判桌上达到政治目的。这一轮和谈，南北双方都相当重视，是真心想谈出成果来的。
袁世凯相对占有一些优势。他控制着被各国承认的中国政府，听命于他的北洋新军的实力也强于南方的革命军。国内涌动着拥戴袁世凯出来结束乱局统一南北的呼声。袁世凯深谙权谋之道，自然会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来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袁世凯之前和革命党人没有过接触，对革命党也不了解，迫切需要和革命党核心建立联系。于是，刺杀载沣的革命党人汪精卫被袁世凯放了出来。有一段日子，袁世凯每天晚饭后都找他来询问共和、革命等情况。汪精卫一般是七八点进入袁府，和袁世凯谈到十一二点才出去。后来汪精卫又推荐了魏宸组。他们讨论的内容已经包括君主制和共和制哪种制度更适合中国。魏宸组大谈共和制的好处。袁世凯起初还说官话，后来渐渐不坚持君主制，只说在中国实行共和很不容易。汪精卫和魏宸组都说：“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袁世凯半推半就，默许了。他的真实心思是，君主制正在被国民抛弃：“然而彼众若狂，醉心民主，兵力所能平定者土地，所不能平定者人心，人心焕散，如决江河，己莫能御，爵禄不足以怀，刀兵莫知所畏。似此亿万之所趋，岂一二革命党所能煽惑。”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的年纪比汪精卫大，袁世凯却要儿子称汪为兄。汪精卫从死牢逃生，知恩图报，在京津与杨度等人发起国事共进会，倡导南北妥协实现和平，后来南下打入了临时政府内部，鼓吹拥戴袁世凯。
唐绍仪和伍廷芳的会谈，在双方都有结束战争建立新政权的期望背景下，很快就达成了召开国民会议商议国体问题的共识。双方都同意少数服从多数，用开会来决定中国走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的道路——君主专制已经不是南北双方考虑的选择了。但是在国民会议的成员组成、开会时间和地点等细节上，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国民会议的结果是君主立宪也好，共和也好，清朝皇室不可能再专制了，成了最大的失败者。所以，这个谈判“成果”是瞒着清廷的。袁世凯怕消息传出引起清廷权贵的极力阻扰，更担心背上背主篡权、欺负孤儿寡母（宣统小皇帝和隆裕太后）的坏名声。他在一封通信中明确表示自己希望“不辜负孤儿寡妇”。但他想一点都不辜负，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袁世凯已经在利用革命形势威胁清廷，榨取隆裕和宣统手中的权力了。他能够做的最现实的事情就是为隆裕和宣统手中的权力找到一个好的“售价”，让他们避免历史上末代君王惨遭杀戮甚至家族灭亡的悲惨命运，能够有个安逸富贵的后半生。如果能把隆裕和宣统安排好，顺利接过他们的权力，袁世凯将是最大的获利者。可惜，没等他想好怎么做，半路却杀出一个程咬金来：孙中山归来！
孙中山回国后，南方形势大变。众人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而且组织了新政府。之前是南方组成的松散联盟和北方的中央政府谈判，不是两个平等的谈判对象，而是类似于独立省份和原来的中央政府谈判；现在则变成了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清朝政府谈判，是两个平等的政权在谈判。南方的要价水涨船高。尽管孙中山对袁世凯很谦虚，但在给袁世凯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这就等于是南方在事实上推翻了之前要召开国民大会商讨政体的决议，要求袁世凯只能接受民主共和一条路。至于如何推翻清朝政府，让满族权贵接受民主共和，就要袁世凯想办法解决了。
袁世凯的恼怒之情，可以理解。他也不是好惹的，很快展开了反攻。
首先，袁世凯让唐绍仪辞去北方和谈代表的职务，宣布唐绍仪这个人忒大胆了，之前的谈判都是背着他私自干的，没有和他商量，因此无效。袁世凯又宣布以后的谈判亲自操刀，通过电报与伍廷芳直接谈判。袁世凯一上来，就质问南方：“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亦即取消？”他坚持要召开国民会议讨论共和与君主立宪问题，要求南京撤销临时政府。同时，北洋军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40多人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于1912年1月2日发表通电，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宣称如果以“少数人的意见”采取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军队是袁世凯手中的王牌，北洋军态度陡然强硬起来，让南方感觉到了军事压力。袁世凯借此提醒孙中山，实力的天平倒向北方。同时，袁世凯又通过此举树立了忠臣形象，缓和了一下和清廷的关系。袁世凯还入宫向隆裕太后表示效忠，大谈“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向太后索取内宫库房里的300万两银子——他是真没钱，北洋军也濒临山穷水尽的边缘。内库银子可是紫禁城的私房银，往常都是只进不出的，无奈现在王朝危急要拉拢大兵们，隆裕太后咬咬牙掏出了这笔银子。袁世凯可谓“一举两得”。
这么一反复，和谈出现了僵局，就看谁先妥协了。
我们知道南方实力略逊于北方，而南方内部早有拥戴袁世凯的声音。早在1911年12月初，各省都督代表就在武汉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不计较个人名位，在海外的时候就同意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1911年11月16日致电上海方面说：“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指黎元洪）。闻黎有请推袁之说（黎元洪也拥戴袁世凯出面统一南北），合宜也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他从国家早日稳定和推动社会发展的立场出发，希望早日建立共和国。当时中国人普遍都有这样的心理。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学家李剑农说：“当临时政府组织时，一般人的心理，已注定南北议和的成功，已注定清朝皇帝的命运全操在袁世凯手里，已准备俟清皇位推翻后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作袁世凯的酬劳品，已准备在袁世凯作总统的时候，便得到共和立宪的政治。”因此，南方决定妥协。
南京临时政府重申了各省都督代表会议的决议，答应只要袁世凯拥戴共和，推翻清朝，依然会推举他为民国总统；只要清廷自行退位，就给予优待。袁世凯乐在心里，可还得寸进尺，提出：清帝退位的同时，南京临时政府要同时取消，由他在天津成立临时统一政府。这个条件突破了南方的底线：新的统一政权必须是已经建立的中华民国。南方不同意取消中华民国。孙中山也非常愤怒，在1月22日将南北谈判的内容公诸于众（那时候的谈判是秘密的，不像现在一样暴露在媒体的荧光灯下），指责袁世凯缺乏诚意。孙中山还强硬地提出了拥戴袁世凯为总统的限制条件：袁世凯要和清朝政府断绝关系，变为“民国国民”，也就是要求全国统一在中华民国的五色旗下；袁世凯必须由临时参议院选举为总统，必须宣誓接受参议院所定之宪法（当时还没有，但会有的）。孙中山把秘密谈判的内容全部曝光后，各方面反响强烈。南方虽然有杂音，但基本上对袁世凯另立新政府的条件不能接受。孙中山进一步宣布袁世凯破坏和议，下令革命军准备战斗。北方社会更是炸开了锅。满族亲贵们知道袁世凯在和南方谈判，但不知道袁世凯已经把朝廷给出卖了，换来了一顶总统帽子自己戴。他们组成的宗社党，激烈反对清廷退位，敌视袁世凯。
和谈又一次陷入僵局，还几乎走到了战争边缘。袁世凯面临巨大压力，不得不让步，基本上接受了孙中山的要求。南京临时政府也适当让步，接受了袁世凯提出的对清室的优待条件。袁世凯能否用优待条件说服隆裕太后主动退步，能否将担任大总统的诺言变为现实，就看他的努力了。
袁世凯是怎么做的呢？宣统皇帝溥仪几十年后回忆说：“我胡里胡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胡里胡涂地退了位。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惟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从这次召见之后，袁世凯就借口东华门遇险的事故，再不进宫了。”
溥仪说的“事故”是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退朝回家途中遇刺的事。同盟会员杨禹昌、张先培、黄芝明三人藏在东华门大街便宜坊酒楼上，向袁世凯的队伍投掷了炸弹。袁世凯只受了轻微伤，他的侍卫长袁金标成了替死鬼。事后，袁世凯以“久患心跳作烧及左骽腰疼痛等症”为名请假，不再入朝，让胡惟德等人作为中间人与宫廷联络。在重要历史时刻，这三名革命党人的行动是帮忙还是捣乱，很难鉴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刺杀并非南京临时政府指挥的。
溥仪为什么会看到隆裕太后在哭呢？因为立国300年的清朝四面楚歌，极可能在她手里灭亡。跪在地上的袁世凯拿来了两份密奏，第一份是驻俄公使陆征祥联合各驻外公使的上奏，内容是要求皇帝退位，第二份密奏是内阁全体成员的上奏，内容是认为除了实行共和，朝廷别无出路。密奏中除了纵论形势外，还有威胁，比如：“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造也。”军队都叛变了、友邦都背叛了、不接受共和的法国皇室被满门诛杀了，这样的内容怎么不让闭塞懦弱的隆裕太后满心恐惧呢？
袁世凯走后，被吓晕的隆裕太后慌忙召集宗室和亲贵们来开御前会议，把情况一摆让亲戚们拿主意。王公们先不拿主意，纷纷痛批袁世凯，有说袁世凯忘恩负义的，有骂袁世凯一直就不是东西的。袁世凯之前表现得效忠朝廷。武昌起义后，清廷发布过准许百姓剪发的上谕，留不留辫子由老百姓自己决定。一次散朝后，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笑着问袁世凯：“大哥，您对这个打算怎么办？”袁世凯当时还肃然回答：“大哥您放心，我还很爱惜它，总要设法保全它！”这让很多满族亲贵对袁世凯感到满意，认为：“袁宫保决不会当曹操！”其实，那是他们自欺欺人，就像溺水的人连一根稻草都不放过一样，无能又身处险境的满族亲贵们宁愿相信袁世凯是忠臣，也不愿意去想象他是曹操。如今，幻梦破灭了，那些自欺欺人的人恨恨地说：“谁说袁世凯不是曹操？”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贝勒载泽和其他年轻的皇亲国戚们，都破口大骂袁世凯。奕劻和溥伦流露出赞成退位的意思，立刻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多数人嚷嚷着要和革命军决一死战。在一片怨恨和争吵声中，谁都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应对袁世凯的逼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