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不是好东西
中国社会不变是不行了。围绕着“变多变少”、“怎么变”的问题，中国的政治力量分化组合。载沣等人找不到路，立宪的道路也走不通，就只剩下革命一条路了。同盟会成立后，在海外华人中爆发了一场到底是要革命还是要改良的争论。这场思想争论蔓延到国内，对中国人起到了类似思想启蒙的作用。
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传统的社会力量都找不到解决的方法：最高统治者不愿意做深入变革，体制内的变革势力被斥退，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和农民大众不知道怎么变革——因为大家面临的问题是新旧交替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旧路不通，寻找新路的重任就落在了新的社会力量身上了……
1905年，在一艘欧洲邮轮上有两位新派的中国乘客。一个是在反清起义失败后逃亡欧洲的孙中山，另一个是在清朝驻法国公使馆当随员的张静江。张静江是朝廷命官，孙中山是朝廷钦犯。所以，孙中山躲着这个同胞，生怕张静江对自己不利。最后还是张静江主动拦住孙中山说，你就别躲了，我知道你是朝廷钦犯孙中山，你们造反肯定会遇到资金困难，我可以资助你们。这话说得孙中山惊喜万分，喜的是有人为革命雪中送炭，惊的是这人竟然是清朝官员。作为接受西方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孙中山希望中国走上西方的民主共和道路。张静江也属于中国新兴的社会力量。他是在近代发达起来的江浙巨商的子弟，花巨资买了一个道员当，不过他出洋当官的主要目的却是照顾张家在巴黎、伦敦、纽约等处公司的生意。和孙中山不同，张静江不愿意做职业革命家，却倾向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后来，孙中山在窘迫之时尝试着向张静江发电求援，革命同志们都将信将疑。不想，张静江马上汇来三万元钱，之后又陆续支援武装起义数以十万计，成为革命党人最大的幕后资助者之一。
这个故事可以说明：中国新兴的各个阶层经历迷茫之后，最终选择了推翻朝廷、救国图存的道路。
洋人不是好东西
近代以后中国历史与古代历史最显著的不同在于它是一个“全球史”。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运动，和其他国家的力量盛衰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西方列强涌入中国，给清朝带来了近代经济、科技和制度等等，也创造了新的社会力量。清王朝再也不能像之前一样关起门来独善其身了。然而遗憾的是，在近代对外交往中，中国是一个“受害者”。近代西方势力在中国的形象，就像那块挂在上海外滩公园的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一样，傲慢蛮横、欺压中国人、剥夺中国人的尊严，成了寻求变革的中国人要打倒的对象。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牌子很能激发中国人对洋人的愤怒，也折射出洋人形象在中国的变迁。
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外滩公园不让中国人进入，同时期禁止中国人进入的外国人专用场所还有不少，包括著名的跑马场、英国总会、德国总会等娱乐场所，都禁止中国人入内，从来没接受过华人做会员。租界的电车也分头等、次等车厢，前者由洋人乘坐，后者专供中国人乘坐。为什么独独外滩公园的这一条规定，激起了中国人的怒火呢？
因为各国总会和跑马场是私人经营性场所，采取会员制，人家不吸收中国人入会，这是人家的权利，但是外滩公园是负责租界市政建设的工部局修建的，经费来自租界的税收。华人占公共租界纳税人的多数，也就是说公园修建的经费主要来自华人。同时，外滩公园的英文名称是Public Park，意思是公共花园。既然是“公共”的，它应属于整个租界的居民共有。用中国人的钱在中国人的土地上造的公园，而且还标明是“公共”的，为什么就不能让中国人进入呢？
1885年，工部局打算扩建外滩公园，遇到了中国人的第一次抗议。唐茂枝等八人联名给工部局写信：“中国人与外国人在使用公共花园方面遭受到不同的对待是令人不满的，希望工部局想些办法来消除这种招人怨恨的矛盾。”他们指出：“工部局拒绝华人入园，仅仅是从种族方面来区别，这不管以权宜之计或国际礼仪作为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唐茂枝等八人的身份很能说明问题。唐茂枝是怡和洋行的买办，其余七人或是海关总翻译，或是房地产富商，或是教堂牧师，总之都属于“上等华人”之列。在上海这座由小渔镇发展为远东大都会只花了半个世纪的爆发型城市中，唐茂枝等人是身份尴尬的一群人。他们不属于传统的“士农工商”中的任何一类，是传统社会分类以外的群体；他们的身份和财富来源于洋人的事业、依附于洋人，可又不被洋人所接纳和尊重。最让唐茂枝八人气恼的是，外滩公园向日本人和朝鲜人开放，却不允许他们这些喝咖啡吃黄油面包的新派中国人进入！总之，他们迫切希望能在变化的社会中得到认同，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唐茂枝等人在抗议的同时建议工部局给那些“高贵阶层的中国居民”发券，允许他们入园。
晚清时期，西方势力进入中国，培养了一批处境和唐茂枝类似的社会新力量。他们的抗议得到了新兴力量的声援。《申报》连篇累牍报道此事，上海的华商团体也为此联名上书工部局。最终，工部局在压力下同意外滩公园从1886年5月起有条件向中国人开放，让华人凭券入园。
华人进入公园后，因为素质欠高，做了许多违反公德的事，激起了外国游客的抗议。1890年，管理公园的“上海公共娱乐委员会”向工部局报告说，有中国人在游园券上弄虚作假，更改券面日期（游园券有效期只有一周）。华人入园后，“有挟妓以入者，此已犯西人之所忌，而妓又爱花成癖，往往一见鲜花，必欲折取”。“中国人入适园后，往往不顾公益，任意涕唾，任意坐卧，甚而到于大小便亦不择方向……”在租界的华人公园开放后，有华人游客“一人欲独坐一凳，不肯与人共坐……巡捕遂斥此人之非是，彼即骂詈不绝。又有游园诸华人见此人与捕忿争，亦不问事之是非，咸助此人，大有与捕为难之势”。工部局决定收紧入园券发放的范围，限制素质低下的华人入内。为了分流华人游客，工部局将苏州河边一片河滩改建为华人可以随便进出的“华人公园”。华人公园虽然设备简陋、环境卫生也差，但此后华人的抗议之声就基本平息了。
这就是整个上海外滩公园接纳中国人入园与否事件的来龙去脉。
那么，这一件被租界当局及时平息的“群体性事件”为什么在近代中国人语境中就成了外国人欺压侮辱中国人的典型案例了呢？
争论的焦点是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有许多人，包括近代名人，都言之凿凿地声称看到了类似内容的警示牌。同时也有许多人否认在公园看到过类似的牌子，后人也找到类似的实物或者当年的老照片、老报纸来佐证。租界当局是否出示过这块警示牌就成为争论的焦点。查1885年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章程》，其中的第24项第1条说“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第5条说“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有人就说可能后人将这第24项的其中两条规定合二为一，得出了洋人将狗和华人并列的结论。在民族主义情绪的刺激下，人们很容易从中品出辱华的味道，把繁琐的条文演变为简单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1928年，面对中国人汹涌的抗议浪潮，租界工部局宣布：外滩公园对所有中国人开放。但是为时已晚，“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恶劣印象已经无法从中国人脑海中抹去了。
必须承认，西方列强在中国还是客观上干了许多实事的。最明显的表征是协助中国兴起了近代经济。先是中国人简单模仿西方，建造星星点点的近代企业，进入20世纪后近代经济在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05年到1911年7年时间里，中国近代经济的投资总额就达到了以前30年的总和。投资的对象在国内市场的棉纱、造纸、面粉等行业中遥遥领先。从1895年到1913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速度还略高一点。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趁着列强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1912年到1920年的发展速度为13.8%。近代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是让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群“新”人，他们抓住中外通商契机进行中外贸易、或兴办近代工商业、或给外国势力打工做中外沟通的中介，富裕起来。他们被称为民族资产阶级、近代工商业者、绅商或者买办阶层。
西方人还告诉晚清的人们，地球不是方的而是圆的、打雷不是雷公在发威而是一种叫做电的物质在碰撞、清朝只是世界上的一国而不是全部，等等。他们又告诉中国人，妇女是可以不缠足的、有的国家是没有皇帝的、国家和王朝是两码事、人生下来虽然物质上不平等但在精神上是绝对平等的，等等。闻所未闻的思想文化冲击着中国人的心灵，加上新式教育的推广，西方势力在中国培养了一批新式知识分子。这些读书人不再像祖父辈那样苦读四书五经、钻研八股文，自然也就不再以科举考试和做官为唯一的出路。他们有的参与新式事业，有的继续出国留学，有的成为买办或者官员的外交幕僚。因为中国新式教育的蓬勃发展是在新政之后，所以事实上，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多数都还是学生——试想一下，短短的十年时间，刚好可以把一个懵懂的少年儿童教育成为独自思考的青年，却来不及让他们进行社会角色的分化。他们比新兴富裕阶层年轻，思想活跃，更容易接受变革。
新的富裕阶层和读书人的出现，表明一向高度官僚化的中国社会松动了，出现了传统体制囊括不了的新力量。他们的财富和知识不是依附朝廷得来的，这让朝廷非常担心。更担心的是他们学会了独立思考，比如抗议外滩公园不向华人开放的那批“上等华人”头脑中就有“反抗不公”和“正当权益”的概念，进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对坚持绝对权力的清朝统治者来说是个噩耗。最终，这些富裕阶层和读书人，不能被传统体制所包容，自身权益又得不到伸张和保障，就都走到朝廷的对立面去了。我们会发现，改良也好，革命也好，新兴阶层都是运动的精英。
话说西方势力在中国客观上做了一些实事，催生了新兴的社会力量，传播了近代科学文化，带来了丰富多彩、光怪陆离的新生活，应该能让中国人产生好感。的确有很多中国人对西方人和西方文化抱有好感。开风气之先的上海人在19世纪都以西化为时髦。洋人在上海举行的各种活动，虽然不对华人开放，依然有许多华人欢天喜地去观看。比如跑马场赛马，上海人倾巢出动，万人空巷，连附近的苏州、杭州、嘉兴等城市的人们也不顾劳顿，奔波赶来。由于观众实在太多，那些简易的看台常常发生倒塌伤人事故。租界的重大庆典，比如法国国庆、英女王登基等活动，上海人均踊跃参加，积极性比庆祝慈禧的生日要热烈得多。长三角地区许多人千方百计移居租界，投奔相对自由宽松和富裕的生活环境。1883年，上海《申报》刊登《论引见验看代以照相说》一文，主张把朝廷选拔官吏时不必再让候选者亲自到北京“验明正身”，改为查看候选者的照片即可，希望以此杜绝官场上的行贿受贿现象的发生。
然而，进入20世纪，情况大不相同，洋人的形象大幅下降。
这完全是西方人咎由自取。西方势力的进入，刺激中国社会进步只是“副产品”，他们是带着枪炮、抱着获利的目的来的。西方列强在对华问题上坚持两点：第一是坚持维持和扩大在华特权利益，包括广被中国仁人志士诟病的治外法权、租借地和耀武扬威的驻军权等等；第二是欧美始终不愿意一个强大、平等的中国的崛起，幻想中国永远被他们剥削、掠夺和“教导”。这就导致国内排外情绪在逐渐积累。有趣的是，依靠西方势力产生、之前还以西化为时髦的新兴阶层，如今走到了抨击洋人的队伍前列。
在畅销的政论小册子《猛回头》中，留学日本的新知识分子陈天华激愤地列举了列强的罪行：“海禁大开，风云益急，来了什么英吉利、法兰西、俄罗斯、德意志，到我们中国通商，不上五十年，弄得中国民穷财尽。这还罢了，他们又时时的兴兵动马，来犯我邦。他们连战连胜，我国屡战届败，日本占了台湾，俄国占了旅顺，英国占了威海卫，法国占了广州湾，德国占了胶州湾，把我们十八省都画在那各国的势力圈内，丝毫也不准我们自由。中国的官府好像他的奴隶一般，中国的百姓，好像他的牛马一样。又有那一班传教的教士，如狼似虎，一点儿待他不好，使办起教案来，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中国虽说未曾瓜分，也就比瓜分差不多了……可怜北京一带，被八国杀得尸体遍野，血流成河，足足杀了数百万。俄国乘势占了东三省，无故的把六千人赶入黑龙江。”面对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西方势力不仅不思考如何修复与中国的关系，平息中国人的愤怒，反而变本加厉地从中国窃取利益。租界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一批批的矿藏和宝物被装船运往海外，一队队中国人被捆绑着押上海外苦役的道路。
主管开平煤矿的张翼原本在醇亲王府饲马，是两代醇亲王奕譞、载沣信任的人。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北方局势动荡，开平煤矿不稳，张翼忧心忡忡。英国人利用张翼不懂洋务，采取坑蒙拐骗的手法，骗得张翼将矿产以极低的价格卖给英国人，“得以保全”。舆论大哗。朝廷也逼张翼去伦敦诉讼，要求赎回开平煤矿。载沣监国后，张翼仗着载沣的信任，颠倒黑白，吹嘘自己“中外合办”煤矿的功劳，还进一步将开平附近的唐山、西山、半壁店、马家沟、无水庄、赵各庄、林西等处地脉相接的矿产以及秦皇岛通商口岸附近土地，承平、建平等地金矿银矿，都交给英国公司经营。河北士绅联名反对，要求惩办卖国贼张翼。载沣念旧，加上老福晋在一旁说张翼的好话，他非但没有惩处张翼，还追认了张翼的卖国行为。清朝自办矿务以来，开平周边矿产获利最多，最后竟然被英国人侵吞，有识之士莫不扼腕叹息。
20世纪初的世界，是一个殖民的世界。西方列强争相瓜分殖民地，弱国坠入苦难的深渊。有识之士放眼望去，不能不对中国的前途忧虑万分——尤其是东亚邻国纷纷沦为列强殖民地后，也断不会对西方列强产生好感——谁能保证列强明日不会瓜分中国呢？随着欺辱凌掠日重，国家危机日深，洋人成了新的斗争对象。洋人乘坐洋车时用“文明棍”敲打被大车压弯身子的中国车夫的后脊梁骨、催逼加快脚步的镜头，成了中国人爱国主义教育的经典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