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清廷高调派大臣出洋考察外国宪政，作为国内立宪的参考。出发之前，慈禧太后特意召见了考察大臣端方，真诚地询问：“如今新政都已经实行了几年，你看还有什么该办，但还没有办的？”端方直言：“尚未立宪。”慈禧太后问：“立宪有什么好处？”端方说：“立宪后，皇位置则可以世袭罔替。”慈禧太后让他细细说来，端方遵命讲了半个多小时。他的观点代表了清朝官员对立宪的主流看法：用立宪来对抗革命。慈禧太后听后，若有所思。
不想，端方等人刚上火车就遭遇革命志士吴樾的自杀性袭击，入院治疗。吴樾由此名垂千古，但当时国内主流舆论对这次暗杀事件评价不高。报刊评论大多认为朝廷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作预备，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爱国者应郑重其事以祝其行，所以对吴樾的暗杀行动一般都持谴责态度。不仅如此，立宪派们很担心这次暗杀事件会影响到清廷考察宪政的行动，进而影响到宪政的实施，于是纷纷在报纸上撰文敦促清廷要不畏艰难，奋勇前行。民间对于出洋考察大臣挨炸一事也大都表示同情，他们纷纷发来慰问电，如上海复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学校就联合发了慰问电。这说明，国内主流民意支持立宪，还不支持革命。
同样，列强也希望中国立宪。和立宪派一样，列强也要保护在华利益，不希望中国爆发革命，发生激烈的动荡。立宪了，很可能就稳定了。最终，清朝五位大臣还是出洋考察宪政去了。五大臣正式起航后，《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的中国》的文章。作者满怀热情地评论道：“人民正奔走呼号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几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
宪政真的能在中国实现吗，能够阻止革命吗？
清朝大臣考察宪政，主要是从日本和德国那里汲取“经验”。日本和德国都是君主掌握实权、民主程度不高的立宪国家。清朝大臣在日本、德国看到的是，实行宪政后，国会也好、宪法也好，君主都有解散和否决的权力，依然掌握最终的权力，皇权并没有旁落。君主受到的约束只是要遵守宪法和公布的其他法律。法律一旦公布，上自皇帝下到庶民，都得遵守。专制君主虽然不似往常那样可以奉天承运、恣意妄为，但法律同样可以用来约束和控制百姓。清朝政府从德日两国的宪政中领会了这两点：保证皇权不旁落和用宪政来维持统治。专制帝王向后退一小步，遵守双方约定的法律（在实践中，法律其实主要还是帝王制定的），来换取臣民新的支持。
清朝决心以德国和日本为立宪摹本，但在德日两国的基础上清朝皇权向后退的程度更小，民主程度更低。朝廷权贵们看到的主要还是宪政对皇权的维护作用，忽视了皇权的自我限制。比如出洋考察宪政的载泽回国后上书，陈述立宪有三个好处：一是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位万世不易，相位旦夕可迁，君主不负行政责任；二是外患渐轻，立宪是国际潮流，立宪后可以改善清廷的国际形象；三是内乱可平息，实行立宪后，革命党人也无话可说，即使想作乱也无人跟从。最后，载泽动情地写道，奴才是皇室宗亲，朝廷的命运和奴才全家的荣辱休戚相关，因此奴才对立宪这样关系家国命运的大事，万万不敢乱说，此次真的是深思熟虑之后的想法。据说，慈禧太后对载泽的折子足足看了有三个时辰，默然不语。
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谕旨的实质内容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这句话，但毕竟意味着中国立宪的大幕拉开了。
终于立宪了，立宪派十分兴奋，在当年12月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推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而梁启超则在东京组成政闻社，鼓吹立宪，与国内相呼应（后来政闻社回国发展，被清廷查封）。从1907年开始，立宪派推动请愿活动，要求“早开国会”。
清廷还是按部就班地缓慢推进，在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宪法既然是“钦定”的，其中自然大谈特谈“君上大权”。第一条就说“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紧接着，第二条就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第三条则限制了国会的立法权：“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这就把法律依然等同于“诏命”，国会通过的不算法律，只有“奉诏命批准颁布”才算。宪法还规定皇帝有权黜陟百官、设职制禄、宣战议和、解散议院、统帅海陆军、总揽司法权等。除了设立一个权力非常有限的国会之外，中国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做根本的变动，人民的权利也没有实质增加。同时，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公布《九年筹备清单》，详细列举了每一年中需要做的准备工作，比如核查人口、宣传宪政、教化选民、各省在一年之内成立谘议局等等。
按照清廷的设想，要等9年以后，中国才能开国会、将宪法大纲完善为正式宪法。这时间是不是太长了？
钦定宪法颁布不久，光绪和慈禧逝世。载沣集团上台后，很快在1909年初重申要立宪，一个主要的举措就是命令各省当年内成立谘议局。谘议局类似于议会，议员由选举产生，但通过的决议必须经过本省总督或巡抚“裁夺”，并无实权，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选举的结果是立宪派在各省谘议局中占据了领导地位。立宪派很重视谘议局，聚集在谘议局周围，联络同志，批评现实。现实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正朝着宪政方向发展。最大的问题是“预备期”太长了，立宪派要求“早开国会”，希望能把持日后的国会，纠正现在的种种问题。11月，在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的发起下，直隶谘议局议长孙洪伊、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等人纷纷响应，十六省谘议局代表组成国会请愿同志会。同志会的宗旨就是向朝廷请愿，要求缩短立宪的“预备期”，尽早召开国会。为此，他们发起了三次请愿活动。
1909年底，孙洪伊领衔，率领请愿代表到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请求在一年内召开国会。朝廷以“筹备既未完全，国民智识程度又未画一”、怕骤然推行议会宪政引起国家纷乱为借口，加以拒绝，坚持9年预备立宪期不变。第一次请愿活动失败了，国内立宪声音却就此高涨起来。立宪派的情绪非但没有受到打击，反而更积极地鼓吹立宪。梁启超于1910年2月在海外创办了《国风报》，开始解释国会、责任内阁和政党的运作方式，对国民进行政治理论的普及工作。当时，革命声音也开始高涨，同盟会在南方的起义屡败屡起。为了和革命派抢时间，立宪派在喧嚣之余，决心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用请愿盖过起义，用立宪阻止革命。
第二次请愿在1910年6月举行，超过150名代表入京请愿。请愿代表除了谘议局成员外，还有商会、教育会、华侨等代表，自称代表国内外30余万人。这表明国内外有一大批人不喜欢暴力革命，倾向于和平的改良。第二次上书的言辞比上次激烈。清政府也比上次更不客气，申斥代表“以为召开议会就能达到政治清明，古今中外都没有这个道理”，坚持要9年后再召开国会，同时警告代表们“毋得再行渎请”。
革命迫在眉睫，朝廷还不愿意早日立宪，立宪派们急在心里、喊在嘴上。第二次请愿被拒绝后，随即发生了日本吞并朝鲜的事件。朝鲜千百年来都是中国的藩属，朝鲜灭亡不免让中国人“唇亡齿寒”。再不立宪，恐怕国亡将至。革命党人高喊革命救国，立宪派也不敢耽搁，随即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