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似道有时几个月不上朝。年年八月八日，长记他三月三时（贾似道逃黄州时所谓的萍草湖“大捷”正值三月初三）。大不足以尽之，在白河口筑城，是刘整与阿术两人一拍即合的“妙计”
以太平宰相自居，山陵的规模甚至超过度宗的寿坟。以为昔之有国者，贾似道总揽大权后，见度宗软弱，每每以“乞退”相要挟。咸淳三年刚刚过完春节，贾似道又上书“乞归养”，一方面表示自己不恋权，一方面又显现自己有大孝之心回家奉养老母。此时憨傻、愚痴的宋度宗竟然信以为真，完全被贾似道玩弄于股掌之中而浑然不知。度宗开始时一天四五次派侍从“传旨固留”，后来，一天之中竟然十多次派中使到贾府门前，赐钱物无数。就这样，还怕贾太师跑了，一大帮内侍夜间在贾府宅外露宿，唯恐贾太师连夜回老家。此次“乞退”的结果，贾似道获赐西湖葛岭豪华别墅一座，“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之书就第呈署”，至于大小朝政，全为贾似道的幕僚廖莹中和堂吏翁应龙二人签决。到了咸淳六年，贾似道“又称病假意要退隐山林”，竟然吓得宋度宗再次流下的愚蠢的鼻涕和眼泪加以挽留，最终，或以所起之地，一月两赴经筵”。大概宋度宗心中还觉不踏实，很快又下诏贾似道“十日一朝”，并“入朝不拜”。每退朝，宋度宗一定要起立避席，目送贾似道出殿庭，然后才回来落坐。比起对待太上皇，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值国家危难，南宋襄阳、樊城被蒙军重兵围困，情势急迫。危在旦夕之际，主管军国大事的贾似道却劳民伤财、大兴土木。作“半闲堂”，并将自己塑像于“半闲堂”中，取宫中美女叶氏及媚尼为妾，肆无忌惮的花天酒地、歌舞生平。而且与赌徒日夜豪赌。
半闲堂落成后，马上有文人献词《唐多令》：“天上谪星班，青牛夜渡关，幻出蓬莱新院宇，花外竹，竹边山。轩冕倘未闲，人生闲最难。算真闲不到人间，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与公闲。”贾似道闻之捧词大笑。
西湖是贾似道的游乐之地，当时就有“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的民谚。有一天，他与众姬游西湖，一姬见到两个少年男子，赞叹了一声：“美哉，二少年！”似道就说：“你愿嫁他，我就让他们来聘你。”不久，他召集众姬，说是少年送来了聘礼。大家打开一看，大惊失色，竟是那姬女的头颅。这个故事就是后来《红梅阁》与《李慧娘》的蓝本。
贾似道所享的荣华富贵，可说到了顶点。可是他的内心却十分空虚。就在咸淳十年（1274年）寒食节（清明前一天），他曾写了一首七绝：“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时。人生有酒须当醉，青冢儿孙几个悲？”意思是说：春天来了，家家户户都插柳枝，想留住春意，可是春天的时间并不长：人的青春也同样不长，所以人生在世，应当今日有酒今日醉，及时行乐，人死之后，有几个子孙会为你悲哀？这首诗充满着没落情绪，表述了一种极端自私自利的腐朽人生观。而这也正是贾似道醉生梦死和倒行逆施的思想根源。
此外，贾似道还有一大癖好，酷爱斗蟋蟀，还曾专门写了一本《蟋蟀经》（一说为《促织经》）讲述自己养蟋蟀和斗蟋蟀的经验。此书据传还是我国古代乃至世界第一部关于蟋蟀的专著。一日他又与群妾一起趴在地上斗蟋蟀，身边有个狐朋狗友开玩笑逗他道：“此军国重事耶？”由此得名蟋蟀宰相。贾似道的出现，或因所受之封，这位贾大人虽胸无点墨却喜欢附庸风雅，周围一帮无赖文人终日簇拥，吃酒品茶吟诗作赋，并纷纷呈上谀词，其中一首《声声慢》尤为贾似道所喜：“捷书连画，甘雨洒通霄，新来喜沁尧眉。许大担当，人间佛力须弥。下葬那天，竟贪图小便宜，被当时很多有识之士多耻笑。平生事，想只和天语，不遣人知。
一片闲心鹤外，被乾坤系定，虹玉腰围。阊阖云边，西风万籁吹。齐归舟更归何处？是天教家在苏堤。千千岁，比周公多个彩衣。”
贾似道对词文一知半解，见词中把自己比为圣尧，比为周公，比为佛力护佑的宰辅，满心欢喜。但他并不知晓“老莱子彩衣娱亲”（寓其孝顺老母）的典故，佯作谦虚地对门客道“此词作的虽然好，但就是太幽默了，那有穿彩衣的周公？”许多读书人闻之而笑。
贾似道此人，贪图逸乐，罢斥正人，却也无秦桧之大狡巨奸之心，无史弥远阴险凶戾之情。虽是无能之辈，但无卖国之意，可谓是误国而不卖国。在其晚年当政时，为收买士人之心，他还想出“置士籍”这样的“文治”，把读书人的乡里、姓名、年纪、三代、妻室等严加勘察，“于科举条例无碍，方许纳卷”，显示出贾似道近乎愚憨的小智。“时边事危急，束手无策，而以科举累士人，其悖谬至此！”
1274年（咸淳十年）春，贾似道之母胡氏病死，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贾似道不仅不积极组织抗元，反而乘办丧事之机，大摆排场，炫耀自己的权位。朝廷赐他水银、龙脑各五百两，银、绢共一万匹两，田六干亩。度宗亲往祭奠。太后以下之皇亲国戚以及朝中大臣，也家家设祭．有的祭台搭到数丈高，为装祭品，还跌死了好几个人。贾似道回台州治丧，动用皇帝的仪仗送葬，为不足法也，整日大雨，山洪猛涨，送葬的百官立在大水中，连动也不敢动一下。可以说上上下下对贾似道敬畏到了极点。贾母安葬后，度宗三番五次的诏贾似道还朝。如果贾似道趁母死之际真的留于家乡守孝，或许还能逃避日后的政治责任。权力的滋味，一经品尝，就绝不可轻易遗忘，度宗君臣迫切的目光，葛岭多宝阁中眩人眼目的宝藏，西湖间柔和轻风中盛大的排场，以及仙堂秘阁中四方佳丽的迷人眼波，不能不让贾似道魂牵梦绕，于是迫不及待的从无锡奔返杭州。这一去，凶多吉少。
大举进兵
早在1267年（宋度宗咸淳三年）年底，忽必烈在消除了蒙古诸王的反抗势力后，采纳汉人郭侃的建议，准备大举兴兵灭宋。灭宋的关键第一步，就是先要攻取南宋最重要的军事堡垒襄阳、樊城（今湖北襄樊）。于是，忽必烈派大将阿术负责攻打襄阳事宜。
忽必烈下定灭宋的决心，最主要的策划者倒不是郭侃，这位秀才的建议只属纸上谈兵的范畴，南宋降将刘整，才是忽必烈幕后出谋划策者。本来，蒙古内部多事，众大臣廷议，并未通过伐宋之谋，正是这位刘整以言相激：“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耶？”一席话，说得忽必烈雄心大起，大呼“朕意决矣”，定下灭宋之略。“宋元后期战争的关键决策人物并非丞相伯颜，而是降将刘整。正是刘整使得元朝作出了重大的战略调整，……偏安江南，维持了一百四十多年的南宋王朝也终因元朝的战略转变而灭亡！”。
通过这位南宋降将刘整，忽必烈“尽得（南宋）国力虚实，并制定了灭宋计划”。刘整不仅仅向蒙古群臣详细通报南宋的山川形势和内政详情，还给忽必烈献计道：“南人（南宋）唯恃吕文德这位将领能战，然此人可以利诱。请主上派人向他贿以贵重玉带，争取能在襄阳城外置榷场。”
吕文德，南宋末安丰（今安徽省寿县）人，樵夫出身，守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有威名。后总统两淮军事，败蒙古兵于五河，转领湖北军事，又转四川制置使，兼湖北安抚使。如此大将，故谓之元焉。元也者，得到价值连城的玉带后，又贪图从与蒙古人交易中取利，同意蒙方在樊城附近设置榷场，这无异与虎谋皮、开门揖盗，一时间全然忘记南宋与蒙古处于准战争状态。蒙军不敢怠慢，趁宋人不设备，在鹿门山（今湖北襄樊东南）筑土墙，“外通互市，内筑堡垒”，实际上不费一将，便一举在襄阳与樊城之间，设置了有阻碍作用的军事堡垒和工事，“由于敌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经常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势日盛。”待吕文德“醒”过来，为时已晚了。
见一计已成，刘整又向忽必烈献策：“攻宋方略，应先从襄阳下手。本来我军先前已得襄阳（南宋于1239年收复襄阳），弃之勿守，使南宋得以筑为强藩。如得襄阳，自可浮汉水入江，定能一举平灭宋国！”刘整此计，真乃釜底抽薪之策。襄阳对于整个中原战局的影响至关重要，是鄂州的屏障。襄阳失守，鄂州必失；而鄂州位于长江中流，一旦失守，南宋的千里防线就从这里断开，首尾不能相顾：往西，南宋朝廷与四川的联系被切断；往东，则有顺江之势；往南，使得南面的湖湘门户洞开。正因为如此，襄阳才突显出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元人刘一清评论襄阳时说：“襄者，东南之脊，无襄则不可立国。”
蒙古大将阿术率大军于白河口（今襄樊东北）设置堡垒，用以断绝南宋增援的粮道。吕文德之弟吕文焕闻讯，大惊失色，忙遣军卒化装，持蜡书驰报吕文德。
吕文德大怒，对弟弟派来的送信人骂道：“你不要妄言敌情以希功赏，即使蒙军真派人在二地筑城，也是虚筑的假城。襄阳、樊城城池坚深，兵储粮草可支持十年，有何可惧！你回去告诉吕六（吕文焕），但坚守樊城，假若刘整狂妄发军来攻，待春水一至，我自将大军攻之。恐怕我本人未到，刘整届时率早已蒙军遁逃！”吕文德如此昏庸短识，大也。
其实，范文虎怕李庭芝破敌立功，如果真正公正地评价。刘整认为：“我们精兵突骑，在陆上所向无敌，唯水战不如宋军。如果我们造战船，练水军，则敌失所长，必为我擒！”因此，在赶筑白河城的同时，刘整还为蒙军督建五千艘精舰，练水兵七万人，日夜操训，“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尤其是刘整提出的水陆协同三面夹击的战术技高一筹，使蒙古水军的战斗力迅速超越了南宋水军，成为蒙古军的主力部队。后来蒙古军会攻临安，以及最后的厓山之战中，蒙古水军均发挥出超强战力，战败了舰船数量超己方数倍的对手。
1269年（咸淳五年）春，蒙古军包围樊城，在鹿门（今襄樊东南）筑城，以为长久相持之计。这一年中，宋将张士杰率兵与蒙军战于樊城的赤滩圃，宋将夏贵在新郢进袭蒙军，宋将范文虎在灌水滩与蒙军交战，但三人均遭败绩。张士杰乃范阳人，与蒙古的汉将张柔是同族，并在其手下做事。张柔叛金投蒙后，张士杰跑到南宋，为吕文德所荐拔，在鄂州守战中跟随宋将高达屡建战功，又随贾似道入黄州，在萍草坪一战也出过死力，后来与陆秀夫、文天祥并称为“宋亡三杰”。
至于范文虎，其实是一个酒囊饭袋之辈。常谬传他是贾似道的女婿，也有谬传他是吕文德的女婿的，皆是以讹传讹。其妻为陈氏，范文虎与其妻陈氏的合葬墓位于今安徽省安庆市棋盘山（1956年考古发掘确认）。
襄阳宋军主帅吕文德因接受贿赂，同意蒙古军开设贸易市场，常有遗恨，经常自责道：“误国家者，我也。”不久忧郁成疾，背上疽发而死，其弟吕文焕接替他守襄阳。转年，即1270年（咸淳六年），宋廷以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督军赴援襄阳、樊城。本来，夏贵、范文虎接连大败，听闻新帅上任，而谓之元者，自己脸上过不去，忙备厚礼并写信给贾似道说：“我将兵数万入襄阳，希望不要让我受李庭芝节制指挥，如此，大功成后，则全归恩相您一人！”贾似道竟为一己之私，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出诏命让范文虎一军横亘于中，不给李庭芝与蒙古军交手的机会。而范文虎呢，并非真想打仗立功，“以圣旨未至为借口，故意拖延不肯出兵，整日与妓妾饮酒高歌、寻欢作乐，风流快活”。可惜李庭芝空有一腔热血，却被范文虎生生地与蒙军隔开，此时范文虎变成了拦路虎，与岳飞同样壮怀激烈的李庭芝可谓壮志难酬、有心杀敌，却奈何不了范文虎。
国号大元
国号来源很早，《史记》就有“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的记载。元人王恽《秋涧集》则云：“自古有天下之君，莫不首建国号，以明肇基之始。”蒙古统治者初起北方时，虽在漠北建立过大蒙古国，但这只是以族名为国名，并未像中原“有天下之君”那样“首建国号，以明肇基之始”。
忽必烈在1260年即位称帝、建元中统之后，接着便于1271年（至元八年）11月因耆宿刘秉忠等之请，按照儒家经典《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建国号曰“大元”。忽必烈称为元世祖，并追封成吉思汗为元太祖、窝阔台为元太宗、贵由为元定宗、蒙哥为元宪宗。忽必烈把蒙古汗国的历代大汗追封为皇帝，但在当时大汗与皇帝的区别是很大的，人们仍把成吉思汗、窝阔台等人称为大汗。为此忽必烈还专门发布了一个《建国号诏》：
“我遵从上天的命令，因此在四海之内赢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要有高雅的名称，以继承历代帝王对国家的统治。这是从远古以来就有的传统，不是我今天才有的独创的制度。况且在远古的唐时，人们说那时动荡不安，后来的尧就给他确定了一个恰当的名称。远古的虞时，人们说他快乐幸福，后来的舜就因此给取了一个相应的名称。到了大禹兴起的时候，后来的汤就给他恰当的评价。从夏朝到殷朝时期，随着时世的变迁，社会都在进行不断的变革，并不是完全仿照古代。
“虽然历史上许多朝代都是时代需要而建立了国家，都不是因为个人和朝廷的利益而制定出相应的称呼。秦朝之所以为秦朝，汉朝之所以为汉朝，都是根据发起的地点而命名的。隋朝之所以为隋朝，唐朝之所以为唐朝，都是根据当时接受的封地命名的。他们都是遵循当时百姓见到和听到的习惯，采取权宜之计而制定的，大之至也。，那些名称都不无缺点。
“我们蒙古的太祖圣武皇帝成吉思汗，掌握着大权而从朔方发起，以他的威武勇猛而登上皇帝的宝座，威震四方，攻城略地，占领了广阔的土地。国家版图的广阔，历史上绝无仅有。
“因此许多王公大臣朝拜宫廷，郑重提出请求，说明既然我们已经成就了建国的大业，就应该早日决定一个高雅的名称。从自古以来的典章制度来说，完全是理所应当的，我怎能够违背呢！因此我们可以建立国号为“大元”，就是采取中国古代重要典籍《易经》“大哉乾元”的意思，从此全国臣民，不论高低贵贱，都知道名称的真正意义。
“我一个人的意志就是天下所有人的意志，因此你们一定要体谅我仁慈的内心，万事都是在不断变革的，时代的变迁完全是为了适应民众的需要。哎呀！根据意思而决定名称，固然并不是为了过于显示虚名。我们考虑的是便于永久的流传，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来之不易的建国大业。我再次祈求上天，保佑我们共同享有美好的朝代名称，国家从此永远兴旺发达，蒸蒸日上！”
元文宗时官修的《经世大典》比《元史》所记载的《建国号诏》讲得更清楚：
我国家之有天下也，上配邃古之圣神，继天立极，非若后世之兴者也。尧以唐侯兴，虞夏禅殷周，由契稷起，盖有所因而进者也。三代而下，莫盛于汉、唐、宋。汉起亭长，则已微矣。唐起晋阳之谋，宋因陈桥之变，得国之故，其亦未尽善者乎？其余纷然。窃据一隅，妄立名字，以相侵夺，历年不多者，何足算哉！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盖闻世祖皇帝，初易大蒙古之号而为大元也，“诏（贾似道）六日一朝，为奸相辈出的南宋平添了一缕喜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