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史嵩之关键时刻为了一己之私，置国家兴亡于不顾，宋军的粮草只能从两淮远道运来。而淮西方面，“自合肥部舟至京口支装，涉湖而江，又溯湖而淮，北过徐泗，南过盱眙，历濠梁，抵寿春”，转了这样大的一个圈子，还没有出淮西境！然后，再征用大量民夫运粮入河南。仅桐城一县，就出夫一万五千人之多！而淮东方面，由于黄河改道，也只能征用民夫运粮。其时六七月间，正值雨季，又要通过黄泛区，运粮的艰难可想而知！
前线的将士们看到的是一座座空城和满目疮痍，但理宗皇帝所能看到的却只是一封封捷报。这几天大概是他最快乐的日子，中兴的美梦仿佛就在眼前。得到收复汴京的消息之后，龙颜大悦的皇帝当即给前线将帅加官晋爵，分别任命赵范、赵葵和全子才为知开封东京留守、知应天南京留守、知河南西京留守，仿佛三京和中原的大片土地已经归南宋所有了似的。此刻的理宗已完全被自己的丰功伟绩所陶醉，甚至觉得即使是秦始皇汉武帝与他相比都失去了光辉！
当上了权兵部尚书、京河制置使兼淮东制置使、知应天府南京留守的赵葵，率领淮东军主力于7月20日赶到汴京。春风得意、忘乎所以的他，一见面就责问全子才道：“我辈始谋据关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趋洛阳潼关，何待耶？”全子才以实情相告：粮饷未集，无法进兵。按照宋军原来的战略部署，部队确实应该直扑洛阳、潼关，完成对蒙军的战略布防。但是现实情况是根本无法出兵！饿着肚子的军队就算到了潼关又能怎么样呢？能顶得住蒙古人的突击吗？
但是，贪功心切的赵葵却没有考虑这些。由于对全子才没有进兵的不满，赵葵解除了全子才的指挥权，把全子才留在汴京，改命他手下的徐敏子为前锋部队的监军，实际掌握前锋部队的指挥权。而前锋部队共一万三千人，是由四支部队拼凑起来，每支都只有数千人，而且彼此之间互不管辖，不设先锋官，以方便让徐敏子全权指挥。
宋军部队拿到粮食之后，都纷纷叫嚷军粮太少，由于粮草不足，赵葵强令各军只带五日粮出发，就是这样，粮食仍然不够分配，只好让各军“陆续起发”。7月21日，也就是赵葵进入汴京的第二天，徐敏子率军离开汴京，向洛阳进发。之后，由杨义指挥原全子才部的淮西兵以及其他部队作为第二梯队，共一万五千人，在得到军粮后，去洛阳与徐敏子会合。粮草不到而分两个梯队出发的宋军，给蒙古军队的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粮食不足，徐敏子下令各军五日粮留作七日食用，将士们就这样半饥半饱地向洛阳急进。26日，和州宁淮军正将张迪奉徐敏子之命，率领一支两百人的先头部队潜至洛阳，准备对洛阳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对宋军将士而言，收复洛阳是一场硬仗，但再硬的骨头也要啃！
抱着必死决心的宋军两百人的先行小分队，当晚乘着朦胧夜色，突然鼓噪攻城。当这些抱着必死决心的勇士冲进城之后，迎接他们的情景甚至比突然冒出来十万蒙古伏兵还要令人震惊……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伏兵，没有守军，没有迎降的官员，甚至连惊慌的百姓也没有，洛阳已经完全成了一座空城。
30日，徐敏子整军开入洛阳，收复三京的壮举仿佛已经完成了。可是，就在第二天，军需官报告军中携带的五日军粮已经在过去的七天里吃完了，部队开始“采蒿和面作饼而食之”。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消息，当天夜里突然有第二梯队的散兵逃入洛阳城中，向他报告：今天，杨义指挥的庐州强勇一万五千余人行军至龙门时，突然遭到蒙军骁将刘亨安部的伏击，全军覆没了。
对徐敏子和宋军前锋部队的将士们来说，这不啻是一声晴空霹雳，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宋军将得不到增援和补给，而且还说明蒙军主力已经完成了对洛阳宋军的合围。“于是，在洛之师，闻而夺气”。直到现在我们都好像是坐在临安城里，看着前方宋军发回来的一份份战报，那么在这段时间里，蒙古人又在做些什么呢？
蒙古人并没有闲着，主持中原方面军事的蒙军统帅速不台、塔察儿一得到宋军将要进军的消息，就立刻采取了四项措施：一、决开黄河南岸的“寸金堤”，使中原大地尽成泽国，阻碍宋军进兵及运粮。二、在三京及附近地区遍布“哨马”，“增屯设伏”，随时监视宋军的动态。三、留守部队撤出三京，将空城留给宋军，集中主力准备对分散在三京的宋军实施反突击，各个击破。四、命骁将刘亨安部埋伏于洛阳城东，准备首先拿进兵洛阳的宋军开刀。
由杨义指挥的第二梯队一万五千人马，首先到达洛阳东面的龙门，钻入蒙古军早已设好的包围圈，迎接他们的是蒙古的骑兵。杨义统帅的宋兵，以弩兵为主，尚不知道进入埋伏，刚好在龙门休息煮饭，这时蒙古伏兵四起，元军前锋刘亨安率一彪军马突然杀到，宋军毫无准备，乱作一团。杨义见势不妙，仓促逃跑，部众遂溃。元军乘胜追击，追至洛水。宋军淹死在洛河中的不计其数，杨义也死于蒙古军的乱刀之下。剩下的也被蒙军在后面追杀，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少数前锋因为在那时往前探路躲过埋伏，逃到洛阳城中。
我们已经看到速不台的这几项措施是如何一项项发挥作用，如何陷宋军于极端不利之境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宋军和蒙古军统帅的指挥艺术相差何其之大，诚所谓“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端平元年七月，就在宋军发起端平入洛之举的同月，速不台派人飞报窝阔台大汗，建议发动蒙古大军，挥师南下。
宋蒙开战
蒙古汗国此刻正在召开规模庞大的诸王大会，大会的目的是为蒙古重新制定战略目标。窝阔台甚至颁发条令：“凡当会不赴而私宴者，斩。”会上大汗窝阔台与大将塔思（木华黎之孙）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窝阔台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尽以臣附，唯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塔思回答道：“臣虽驽钝，愿仗天威，扫清浙淮，何劳大驾亲临不测之地哉！”
这段话显然是经过了后来汉族文人润色过了的，但是意思还是很清楚。被说中了心思而大喜的窝阔台，当即下令塔思“与王子阔出总军南征”，不久蒙古军主力就向河南急趋。
值得注意的是，在蒙古诸王召开大会的时候，宋军背约的消息还没有传到，而窝阔台决心攻宋显然更是在大会以前。因此，蒙军的行动完全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蓄谋已久”！
让我们先从蒙古高原回到洛阳城下。8月1日，取得龙门之战胜利的蒙军，乘势派先锋进抵洛阳城下扎营。在一般的情况下，宋军毫无疑问应该固守待援，以一万三千精兵守御洛阳坚城，以宋军之善守，蒙古人想拿下洛阳还真的要费些功夫。但此刻却不同，宋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没有援兵倒也罢了，没有粮草如何坚守？徐敏子召集诸将，议来议去，最终也只议出个“回师”一词。一群饥兵疲卒在强敌窥视之下“回师”，真是谈何容易！但是，这却是宋军的唯一生路，诚所谓：回师是九死一生，不回师是十死无生。
8月1日当天，徐敏子率宋军东渡洛水，背水结阵，与已经逼近洛阳东南洛水沿岸的蒙古军对峙，准备向东突围；8月2日黎明，天才刚刚发白，战鼓声就划破了黎明的宁静，蒙古军开始了对宋军的总攻。可能是对名扬天下的宋军劲弩有所畏惧吧，蒙古军采取了一种不同往常的战术，以团牌为掩护拥近接战。蒙古军开始的时候气势逼人，一度将宋军分割为三块，但继续打下去他们却发现眼前的敌人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好对付。
毕竟是两淮精锐，宋军战斗得十分顽强，在蒙军的猛烈突击下坚守不动。战至中午时分，宋军毙伤蒙古军四百余人，夺得团牌三百多只，两军仍然不分胜负。
到这时为止，战场上宋军固然是没有输，但是战场之外的因素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宋军官兵已经绝粮四天了！饥肠辘辘的战士们再经过大半天的激烈战斗，很多都开始体力不支。看到这样的情况，徐敏子只得再召集众将讨论突围事宜，由于向东突围已经没有希望，他们决定向南，向京湖方向突围。突围的开始就是悲剧的开始。
蒙古军一发现宋军开始突围就立刻纵兵尾击。我们只要想象一下：一马平川的中原大地上，一支筋疲力尽、饥肠辘辘的步兵在撤退，而无数剽悍的蒙古骑兵在后面不停地追杀，结局可想而知。先前的战斗还能稳住阵脚的宋军，此刻已经溃不成军，几乎是毫无抵抗地被敌人屠杀。蒙军“追奔数百里”，杀伤宋军十之八九。宋将樊显、张迪等人战死，徐敏子身中流矢，受了重伤，战马又被射死，只得步行从小路突围。他一路上收集溃散兵将三百余人，吃了二日桑叶，七日入梨蕨才得以生还。
得知龙门与洛东两战宋军大败的消息之后，赵葵与全子才知道大势已去，于第二天开汴京东门，率领剩下的部队“班师而归”，轰轰烈烈的一场“端平入洛”的闹剧，就这样以宋军入洛的近三万精锐之师全军覆没，三京再次丢弃而告终。这次“收复失地”的美梦醒得竟然比一百多年前的那一次还要快，而随之而来的灾难则还要大！端平入洛结束了，但我们的思考并没有结束。原因似乎是很明显的，昏君和将帅为了追求战功而擅开“边衅”，最后导致大难临头，数百年来人们也是一直这样认为的。但是事情真的是这样吗？一件失败了的远征就一无是处吗？
反对端平入洛者最重要的观点是宋军进军河洛会惹来蒙古人，最后导致大祸。但这种意见有着一个隐含假设——宋军不进军河洛蒙古人就不会来。然而，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蒙古召开诸王大会，决定南下的时候还没有得知宋军入洛的消息，而耶律楚材和李实向窝阔台献“平南策”和窝阔台决策南下则更早了，也就是说蒙军大举南下根本就不是端平入洛惹的祸！反对派的基本出发点就错了。问题不是在维持和平的现状和卷入战争之间做选择，而是在等着敌人进攻和首先出击之间做选择。后人在回首这段历史时可能会觉得当年那些大臣们认为只要“自己不去惹事，敌人就不会动手”的迂腐之见感到可笑，但是同样的悲剧却在不断地重演着。
宋蒙之间，逐鹿中原的统一大战是迟早要爆发的，双方其实只是心照不宣而已。但是，发动战争总是要先找个借口，连流氓打架都得先找个茬，而且理由看起来还都比较充分，原因也是多种多样，比如因为土地、信仰、贸易、士兵突然失踪、怀疑对方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等。蒙古对宋开战也同此前蒙古人历次征讨敌人一样，事先找到了开战的充足理由，打着复仇的旗号，然后开始进攻。
端平入洛失败的原因，一半是起初的战略设想不合理和对战争形势的估计不足，另一半则是以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为首的反对派拒绝供应粮饷和见死不救。人们惯以成败论英雄，其实端平入洛的争论，不在于是谁主动挑起战争，而在于最后战争的胜利属于敌人，“后世以成败论功名，遂以贪功冒进罪之，恐亦非至公之论也。”
这场草率发动的战争的结果是，宋朝苦心经营多年才积累起来的一点军事资本也荡然无存了，特别是从两淮地区征用了大量的民夫千辛万苦往前线运粮食，刚运到就不得不仓皇撤退，不但丢了大量物资，军民加起来也死伤了十余万，基本上暂时丧失了战略进攻的主动权。
为了追究战败责任，史嵩之辞官，赵葵、全子才都被外放去当小官，徐敏子等都被放罢，赵范因为在出兵后反过来反对自己的计划，停留在黄州、光州一带按兵不动而没有被牵连到。宋理宗自己也下了罪己诏，大骂自己寡德，皇室的威望荡然无存。
同时，为了弥补端平入洛造成的物资损失，南宋在江南地区加重税收，增加了原来的丁税，在田税之外加收“加耗”，甚至裁减官员俸禄，原本封建时代不用纳税的读书人和僧尼等，都强迫征税，弄得江、浙、福建、两广一带社会动荡。
端平之役之后，蒙古派了使臣来责问南宋，同时要求南宋把原先给金朝的岁贡转给蒙古，南宋因自己也是宋蒙联军灭金的成员，拒绝了蒙古的无理要求，于是宋蒙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端平入洛失败之后，双方都积极备战，南宋以孟珙出任襄阳兼镇北都统制，招募蒙金战乱前后逃难来到南宋的中原勇士，组成镇北军加强荆襄地区的防御，在两淮开挖渠道和河网沟渠，以利用江淮水网地利抵抗蒙古骑兵，同时增兵四川。
定都和林
窝阔台在制定了南下伐宋的战略方针后，又做出了定都和林的重大决定。成吉思汗当年在西征花剌子模的路上就曾经谈到过，“想在克烈部活动的区域建立一座首都”。但和林作为蒙古汗廷，是直到窝阔台称汗之后的公元1235年才确立的。和林位于今蒙古国后杭爱省厄尔得尼召北，色楞格河南面，其西面有一条小河从南向北注入色楞格河，周围有平缓的山包，山上有茂密的树林，而城的东南方则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这里有山、有水、有草、有树，既适于放牧，又是大草原上一处易守难攻之地。
蒙古的首都和林不过是一座长约一公里，宽不足一公里的小城。城设四座城门，南北向与东西向两条大道交会于城中心并通向四门。城内建有大汗所居的万安宫，这是一座长六十米、宽五十米，由六十四根石基木柱支撑的金顶大殿，但相比中原王朝的历代宫殿不知逊色了多少倍，当时还建造了一些类似金朝和宋朝的官宦府邸，还有回族人区和汉人区，以及十二座佛寺、两座清真寺和一座基督教堂。但在和林城内外，金顶大殿周围，还有若干个蒙古包，甚至像汗妃的斡耳朵（宫帐），几位亲王的营地，也仍然是蒙古包和帐篷，只是比普通的蒙古包大一些，里边的陈设更豪华而已。其他王爷、万户、千户们都各有各的封地，各有各的部众，当然也各有各的帐篷。它是从草原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过渡时期的产物。
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和汗廷政务的日趋繁多，在逐步接受周围政权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窝阔台开始进行汗廷和地方官制的改革。1229年，开始设立课税所；1231年，始立中书省，任命耶律楚材为中书令，黏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这时中书省的权力虽然不能与隋、唐、宋朝的中书省相提并论，但它毕竟成为了蒙古政权的最高行政机构，已经初步从内廷分立出来，这标志着军政合一的体制开始发生了变化。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出现了蒙古政权一系列的汉化即封建化改革。
窝阔台继位后，曾经两次在库里台上颁行大札撒。如1234年曾在库里台上针对应召参加库里台的诸王、贵戚与首领们颁布了若干条礼仪和纪律，其中包括“凡当会不赴而私宴者斩”，“诸公事非当言而言者，拳其耳；再犯，笞；三犯，杖；四犯，论死”，“诸千户越万户前行者，遂以木镞射之”等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