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5月，茅先生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唐山交大），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修硕士学位。在他之前，康奈尔大学对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毕业证书不予承认，所以，对茅先生组织了入学考试。首先考了他的大学课程，成绩特优；继而参加研究生的入学考核，成绩又是特优，这才使金发碧眼的教授顿时对这位年仅二十一岁的华人刮目相看。并由衷地悲叹道：“你的程度很好，唐山学校不错。”从此，这座世界一流的大学作出决定：凡是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来的学生，一律免试入学。茅先生为中华民族，为唐山交大赢得了堪以自豪的荣誉。
“修路铺桥，利在一方；教书育人，功在万代。”茅先生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倾注了无限的热情，其中最关心的就是他的学校——唐山交大。1919年12月，二十四岁的茅以升毕业回国，首先回到唐山，在交通大学唐山学校任教授副主任。当时北洋政府将北京邮电学校、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和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合并为交通大学，由当时的交通总长叶恭绰兼任校长，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改名唐山学校，副主任就是副校长。主任为自1912年起在唐任教的罗忠忱教授，是茅以升的老师。当时像茅以升这样的年龄在这样的名校担任领导职务，为全国一最。
1926年2月，而立之年的茅以升再次到唐山担任校长职务，当时因为北洋政府的人事变动，任职两月，愤而辞之。
1937年7月，卢沟桥一声炮响，敌伪先于京津侵占唐山交大校园。当时学校正在放假，在校师生离校南下。这年冬，茅以升亲手设计施工的钱塘江大桥，完成拆迁疏运及军运任务后炸毁，他随当时的交通部内迁武汉。这时唐山交大部分师生也流亡汇集到武汉等后方城市，校友们密切联系，共商复校大计。当时国民党政府自顾不暇，他们只得自己组织复校活动，茅先生义不容辞地担任代理校长职务，领导了这次活动。这年12月，湘潭铁路工程局在湖南湘潭拨出两间公舍为“唐山交大”教育所用。国民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的校牌挂出来了，武汉、南昌、长沙等后方城市的大报纸上，刊登出了《茅以升招生启事》的广告，放假流散各地的学生们从华北、中原、上海等地归队。在教育部拒拨经费的情况下，校友们就主动捐款捐粮，维持课业正常进行。复课不到一年，1938年11月中旬，“长沙大火”迫使临近前线的“交大”往云贵高原转移。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跋涉，茅先生带领师生饥寒交迫行走一千二百公里，到达贵州平越县，第三次挂起了复院校牌。1942年4月，茅先生辞唐山交大院长职，专门致力于桥梁设计。这期间，茅先生担任校长职务五年，他和师生们一起，几经转移，顶风冒雨，累计步行数千公里，度过了交大最困难的时期。可以说，没有茅先生的艰辛努力，就没有1946年“交大”集体返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铁道部将交大京唐两院合并组建中国交通大学，任命茅以升为校长。这是他第四次领导“交大”的工作了。1949年11月初，茅先生到唐山，交大师生倾校出迎，排满了从车站到学校的长街。
茅以升对唐山交大的关怀始终未已，到晚年还为恢复“唐山交通大学”的校名四处奔走。
茅先生的儿子茅于润的名字也与唐山有着解不开的渊源。开始为于滦，后改为于润。滦河、滦州、开滦、丰润、滦丰中学……显然，这两个名字都与唐山有关。特别是茅先生的祖籍在镇江，原名润洲，一个润字融会南北，可见茅先生对唐山有故乡一样的眷恋之情。
§§§7.爱国爱矿的百岁老人——孙越崎
孙越崎，一位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他是中国著名的矿业专家，还做过高官；他为新中国的建立建过奇功伟绩。大南湖的土地也曾留下他的足迹，一旦翻开尘封的历史，这位杰出的人物令世人刮目相看。
孙越崎，1893年生于浙江绍兴，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1921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矿冶系。从1924年起，他应聘创办了当时北满最大的穆棱煤矿。1929年到1932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并到美、英、法、德、苏联等国考察油矿和煤矿。1932年回国后，任国民政府国防委员兼矿室主任。曾先后在陕西、河南、四川、甘肃油矿、煤矿任职。1934年，他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在陕北延长、延川一带勘探石油，打出了中国人钻探的第一口油井。1937年，他在茫茫的戈壁滩上，与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建成了我国第一座石油基地——玉门油矿。抗日战争胜利后，孙越崎先后任河北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行政院政务委员，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在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历史关头，孙越崎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站到了共产党和人民一边。1948年10月，他以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在南京召开重工工矿企业和部分负责人的秘密会议，确定了“坚守岗位，保护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的方针。尔后，他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组织工作开展护厂护矿斗争，拒绝蒋介石当面下达的“拆迁资源委员会所属工厂设备去台湾”的命令，并于1949年11月14日通告全国宣布起义。将所属大中型厂矿企业及三万多科技、管理人员完整地移交给共产党，为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贺电嘉奖。孙越崎领导的资源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中唯一有领导有组织的开展斗争、集体转向人民的部级单位，孙越崎居功至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孙越崎先后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煤炭工业部顾问、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唐山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孙越崎是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曾担任民革中央、民革河北省委、民革唐山市委的重要领导职务。
1952年12月，孙越崎到开滦任职，担任开滦煤矿总管理处副主任，主管技术工作，直至1966年。1976年唐山地震后调离唐山，1995年12月在北京逝世，享年一百零三岁。孙越崎在开滦二十多年，兢兢业业工作，平平常常生活，不以功高自傲，不以权威凌人，宠辱不惊，处之泰然，活出了知识分子的至高境界。在开滦工作期间，他奔走于百里矿区，地上井下，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为煤矿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位功勋卓著的百岁老人，一生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生命的晚年却定格在唐山。大南湖有幸印上了他的足迹，南湖将永远珍藏这份记忆。
§§§8.生长在南湖之滨的矿山铁人——艾有勤
艾有勤，这位曾被誉为“矿山铁人”的汉子，生长在唐山市郊区刘家过道村，他的家乡就在今日南湖生态城内，大南湖的岸边。他是喝着南湖地下水长大的，是土生土长的南湖人。这个朴实敦厚身体壮实的汉子，在农村当农民时就以力气大，能干活，吃苦耐劳闻名。
1969年27岁的艾有勤来到开滦唐家庄矿，当上了一名采煤工人。从此，他扎根矿山，献身煤海，释放身体极限的光和热。在参加工作的28年里，他认准一个理儿：干啥务啥，煤矿工人就要为国家多出煤，出好煤。仅据1969年到1987年统计，艾有勤除完成正常工作定额外，共为国家多出煤炭十一万吨。为了多出煤，多少年来他总是上班有准点，下班没钟点，经常带着两盏矿灯，提着两大兜子干粮下井，一干就是两三个班。打高效，超定额，已经成了他的工作习惯，一个人干几个人的工作量，对他来说已司空见惯。矿领导不得不采取下命令的办法，让他上井休息。人们为之感叹，折服，真没见过这么能干的人，真是个铁人！从此，“矿山铁人”的称号成了他的别名，传遍了开滦百里矿区。
井下生产时刻与水、火、瓦斯、顶板等危险因素打交道。每当遇到困难和危险时，艾有勤总是挺身而出：“这儿危险，我来！”据不完全统计，他曾十四次舍生忘死抢救工友和国家财产。在一次事故中，一个老工人被矸石埋住，情况危急。艾有勤立刻冲上前去，手扒矸石，并摘下安全帽，给那位工友盖住头部，而他却被不断滚下的矸石砸得浑身是血……从1976年算起，艾有勤带领的小队，十年完成了十四年的工作量，成为矿、局、市、省的先进班组，还被全国总工会命名为全国先进班组。1986年艾有勤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并多次参加全国英模先进人物会议，曾受到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艾有勤的先进事迹曾被编成歌曲，在开滦传唱。艾有勤曾当过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当选大会主席团成员，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坐在主席台上，共议国是。艾有勤还随中国工人代表团出访多个国家。大南湖，应该为养育出艾有勤这样的英模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