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姬传弟子甚多，以管同、梅曾亮为最。梅精工过于方、姚，体态也好，惜不甚大方，只可当做词曲看。曾国藩本非桐城人，因为声名煊赫，桐城派强引而入之。他的著作，比前人都高一筹。归、汪、方、姚都只能学欧、曾。曾才有些和韩相仿佛，所以他自己也不肯说是桐城的。桐城派后裔吴汝纶的文，并非自桐城习来，乃自曾国藩处授得的。清代除桐城而外，汪中的文也卓异出众，他的叙事文与姚相同，骈体文又直追陆机了。
我们平心论之，文实在不可分派。言其形式，原有不同，以言性情才力，各不相同，派别从何分起呢？我们所以推重桐城派，也因为学习他们的气度格律，明白他们的公式禁忌，或者免除那台阁派和七子派的习气罢了。
他们所告诉我们的方式和禁忌，就是：
（一）官名地名应用现制。
（二）亲属名称应仍《仪礼？丧服》、《尔雅？释亲》之旧。
（三）不俗——忌用科举滥调。
（四）不古。
（五）不枝。
有韵文
我们在此可以讨论有韵文了。有韵文是什么？就是“诗”。有韵文虽不全是诗，却可以归在这一类。在古代文学中，诗而外，若“箴”，全是有韵的；若“铭”，虽杂些无韵，大部分是有韵的；若“诔”，若“像赞”，若“史述赞”，若“祭文”，也有有韵的，也有无韵的。那无韵的，我们可归之于文；那有韵的可归之于诗了。至于《急就章》、《千字文》、《百家姓》、“医方歌诀”之类，也是有韵的，我们也不能不称之为诗。
前次曾有人把《百家姓》可否算诗来问我，我可以这么答道：“诗只可论体裁，不可论工拙。《百家姓》既是有韵，当然是诗。”总之，我们要先确定有韵为诗、无韵为文的界限，才可以判断什么是诗。像《百家姓》之流，以工拙论，原不成诗，以形式论，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诗。
诗以广义论，凡有韵是诗；以狭义论，则唯有诗可称诗：什么可称诗？《周礼？春官》称六诗，就是风、赋、比、兴、雅、颂。但是后来赋与诗离，所谓比、兴也不见于《诗经》。究竟当日的赋、比、兴是怎样的，已不可考。
后世有人以为赋、比、兴就在《风》、《雅》、《颂》之中，《郑志》张逸问：“何诗近于比、赋、兴？”答曰：“比、赋、兴，吴札观诗时，已不歌也。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复摘别，篇中义多兴，此谓比、赋、兴，各有篇什。
自孔子淆杂第次而毛公独旌表兴，其比、赋俄空焉。圣者颠倒而乱形名，大师偏而失邻类。”郑康成《六艺论》也说：《风》、《雅》、《颂》中有赋、比、兴。《毛传》在《诗》的第一节偶有“兴也”二字，朱文公也就自我作古，把“比也”、“赋也”均添起来了。我以为《诗》中只有《风》、《雅》、《颂》，没有赋、比、兴。
左氏说：“《彤弓》、《角弓》，其实《小雅》也；吉甫作诵，其风肆好，其实《大雅》也。”考毛公所附“兴也”的本义，也和赋、比、兴中的“兴”不同，只不过像乐府中的“引”、“艳”一样。
“六诗”本义何在？我们除比、兴不可考而外，其余都可溯源而得之：
一、风。《诗小序》：“风者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我以为风的本义，还不是如此。风是空气的激荡，气出自口就是风，当时所谓风，只是口中所讴唱罢了。
二、颂。“颂”在《说文》就是“容”字，《说文》中“容”只有纳受的意义，这“颂”字才有形容的意义。《诗小序》谓“颂者美盛德之形容”，我们于此可想见古人的颂是要“式歌式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