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国学十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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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国学如何进步(1)

中国学术,除文学不能有绝对的完成外,其余的到了清代,已渐渐告成,告一结束。清末诸儒,若曾国藩、张之洞辈都以为一切学问,已被前人说尽,到了清代,可说是登峰造极,后人只好追随其后,绝不再能超过了。

我以为后人仅欲得国学中的普通学识,则能够研究前人所已发明的,可算已足,假使要求真正学问,怕还不足罢!即以“考据”而论,清代成就虽多,我们依着他们的成规,引而伸之,也还可以求得许多的知识。在他们的成规以外,未始没有别的途径可寻,那蕴蓄着未开辟的精金正多呢!

总之,我们若不故步自封,欲自成一家言,非但守着古人所发明的于我未足,即依律引伸,也非我愿,必须别创新律,高出古人才满足心愿。这便是进步之机。

我对于国学求进步之点有三:

一、经学,以比类知原求进步。

二、哲学,以直观自得求进步。

三、文学,以发情止义求进步。——毕竟讲来,文学要求进步,恐怕难能呢?

清代治经学较历代为尤精,我在讲经学之派别时已经讲过。我们就旧有成规再加讲讨,原也是个方法。不过“温故知新”仅“足以为师”,不足语于进步。我们治经必须比类知原,才有进步。因前人治经,若宋、明的讲大体,未免流于臆测妄断;若清代的订训诂,又仅求一字的妥当,一句的讲明,一制的考明,“擘绩补苴”,不甚得大体。我们生在清后,那经典上的疑难,已由前人剖析明白,可让我们融会贯通再讲大体了。

从根本上讲,经史是绝不可以分的。经是古代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断代史。我们治史,当然要先看通史,再治断代的史,才有效果,若专治断代史,效果是很微细的。治经,不先治通史,治经不和通史融通,其弊与专治断代史等,如何能得利益?前人正犯此病。所以我主张比类求原,以求经史的融会,以谋经学的进步。如何是比类求原?待我说来!经典中的《尚书》、《春秋》,是后代“编年”、“纪传”两体之先源。刘知几曾说“纪传”是源于《尚书》,“编年”是源于《春秋》。章学诚也曾说后代诸史皆本于《春秋》。这二人主张虽不同,我们考诸事实,诸史也不尽同于《尚书》、《春秋》,而诸史滥觞于彼,是毫无疑义的。

所以治经:对于“制度”,下则求诸《六典》、《会典》诸书,上以归之于《周礼》、《仪礼》。对于地理,下则考诸史及地舆志,上以归之于《禹贡》及《周礼?职方志》。即风俗道德,亦从后代记载上求源于经典。

总之,把经看作古代的历史,用以参考后世种种的变迁,于其中看明古今变迁的中心。那么,经学家最忌的武断,琐屑二病,都可免除了。未来所新见的,也非今日所可限量呢!

中国哲学在晋代为清谈,只有口说,讲来讲去,总无证据。在宋、明为理学,有道学问、尊德行之分,自己却渐有所证。在清代专在文字上求,以此无专长者,若戴东原著《孟子字义疏证》,阮芸台讲性命。陈兰甫著《汉儒通义》,也仅在文字上求、训诂上求,有何可取!要知哲理非但求之训诂为无用,即一理为人人所共明而未证之于心,也还没有用处的必须直观自得,才是真正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