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其相异：《周礼》韶、勺并举，然《周礼》举事物尽是把些不同类且相出入的事凑成者，如六书六诗，原是不别择的大综合，则一物在后来以方言而有二名，二名亦因殊方不尽同实者，被它当做两事，初不奇怪。《荀子·礼论》亦杂举韶、武、勺、濩、象、箭及八种乐器，然《荀子·礼论》类汉儒敷论，故多举名物，不若《乐论》纯是攻墨者之言，较为近古。《吕氏春秋·古乐》《音始》两篇举乐舞之名繁多，独不及《勺》，而举九招之名。如此看去，由召流为勺看，在鲁失其用而有大号，由召流入虞者，仍用韶名，乐舞唐大，而被远称。这个设定似乎可以成立。加偏旁既多是汉儒事，则韶之原字必为召，招更是后起之假借字了。此说如实，则今《诗》中至少尚有《韶》之一章。
召字为乐之称，准以夏颂文王，武颂武王，舞名皆是专名之例，得名当和召公为一事。孔子对于《韶》《武》觉得《韶》能尽美尽善，《武》却只能尽美，未能尽善，当是由于《韶》之作在《武》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且《武》纪灭商，陈义总多是些征伐四国、戎商必克的话，《韶》之作乃在周室最盛的时候，当是较和平的舞乐，用不着甚多的干戈戚斧。《内则》郑注：“先学勺，后学象，文武之次也。”孔疏：“舞《勺》者，熊氏云，言十三之时，学此舞《勺》之文舞也。成童舞象者，成童谓十五以上，舞象谓舞武也。熊氏云，谓用干戈之小舞也，以其年尚幼，故用文武之小舞也。”孔子对此文舞遂称曰尽善，对彼武舞还以为不能尽善。
《雅》《颂》在孔子时之鲁国本已乱了，大约由于丧失、改作及借用。《论语》：“子曰，吾自卫及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则必以先已经不得其所。又，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则已把《周颂》借用到他事。《韶》并已亡于鲁，《论语》：“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适齐在年三十五以后，见《孔子世家》，若《韶》还存在鲁国，孔子不会到了齐始闻到，乐得那样。
《韶》之大体及本体虽早亡，但从这一个名字流行下来的却不少。在鲁儒家有《勺》舞，在齐有《徵招》《角招》之乐，《孟子·梁惠王下》：“景公说，大成于国，出舍于郊，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乐之乐，美《徵招》《角招》是也。”《韶》如是称道召公，则此处《徵招》《角招》为君臣相乐之乐，去初义还不远。召公之后召虎戡定南国，《韶》乐当可行于南国，后来《韶》既与南国有相干，则南国或有此名之遗留；果然《楚辞》中存《招魂》《大招》两篇。这里这个招字当即是《徵招》《角招》的招字，《大招》不如此解乃不词。《招魂·叙》上有“乃下召曰”，遂把《招魂》之招作为动字，不知《叙》和《招魂》本文全不相干，且矛盾，《招魂》本文劝魂归家，东西南北俱不可止，《叙》乃言下召之使上天，明是有人将这一篇固有之礼魂之歌，硬加在屈原身上，遂造作这一段故事作叙（楚赋中如此例者不一，《高唐》《神女》之叙与本文都不相干）。《吕览·古乐篇》《周礼·春官·大司乐》，皆载《九招》之名，是由召而出；以招名者，在战国至汉初年多得很了。至于后人何以把《韶》加在虞身上，大约由于虞地行《韶》之一种流变，遂以为是出自虞地之先人者。李斯《上秦王书》“郑卫桑间，韶虞舞象者，异国之乐也”，指明了它的流行地了。
其四曰象舞，《毛诗序》在《颂》一部分，虽然说得不大明晰，但还没有甚支离的话，且颇顾到诗本文，或者其中保存早年师说尚多，不便以其晚出及其为古文学一套中物而抹杀（《毛诗》实是古文之最近情理者，不泰不甚，或本有渊源，为古文学者窃取加人其系统内，说别详）。我们如用毛说，则《维清》为象舞之一章。《吕览·古乐篇》：“成王立，殷民反，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舞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商地本出象舞，近人已得证据，象舞应是商国之旧，或者周初借用商文化时取之，熊安生以为即在《武》中，未必有本。又春秋时有万舞，《左传》记其行于楚：“子反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倜，而振万焉。”《诗经·邶风·简兮》记其行于卫：“简兮简兮，方将万舞。”《商颂》记其行于商：“万舞有奕。”或亦是商国之书，远及南服，未知和象舞有关系否？
其五曰嗣王践阼之舞，此舞之名今不知，或可于传记中得到。《闵予》《访落》《敬之》三篇及《烈文》，均应是这个作用。我不是说这四篇应该合起来属一篇，但这四篇中必有如何关系，这四篇都不是单独看便能完全了意思的。现在把《书·顾命》及《诗·闵予小子》《访落》《小毖》《烈文》《敬之》抄在下面，一校便知嗣王践祚之容，当甚繁长。
惟四月，哉生霸，王不怿……王曰：“乌乎，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女：昔君文王武王，宜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后之侗，敬御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兴弗悟，尔尚明时朕言，用敬保元子钊，弘济于艰难，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乱于威仪，尔无以钊冒赣于非几。”兹既受命，还出，缀衣于庭。越翌日，乙丑，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官髦、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千戈，虎贲百人，送子钊于南门之外。……越七日，癸酉……王麻冕服裳，由宾阶跻。……太史秉书由宾阶跻，御王册命。曰：“皇后凭玉几，道扬末命，命女嗣训，临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扬文武之光训。”王再拜兴，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乱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宅，上宗曰飨，大保受同，降盥，以异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哜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大保降，收，诸侯出庙门俟。王出在应门之内，大保率四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皆布乘黄朱，宾称奉圭兼币。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皆再拜稽首。王义嗣德，答拜，大保及芮伯成进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诞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后人休。今王敬之哉。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
以下《康王之诰》（《康王之诰》是报书，然词义同上）。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惟予一人钊报告，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务咎，底至齐，信用昭明于天下，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之臣，保义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树屏，在我后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顾绥，尔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无遗鞠子羞。”群公既皆听命，相揖趋出。王释冕，反丧服。
闵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兹皇祖，陟降庭止，维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继序思不忘。
访予落止，率时昭考，于乎悠哉，朕未有艾。将予就之，继犹判涣，维予小子，未堪家多难。绍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明保其身。
予其惩而毖后患。莫予荓峰，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虫，拚飞维鸟，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
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无封靡于国邦，维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予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
以上的排列，并非说《周颂》这几篇便是可以释《顾命》的，也不是说这几篇是和《顾命》同一事，也不是说《周颂》这几篇原来是一件，不过把这两事列在一起看，《周颂》这几篇的作用才更明白。
其五曰稷田之舞。《载芟》《良耜》《丝农》三篇属之。《丝衣》一篇尤像《豳风·七月》末章。稷田是当时的大事，自可附以丰长之舞容。
此外必尚有其他残篇在《周颂》内，只是此时，或者永远，寻不出头绪来了。
约上文而言之，《周颂》不分章非原不分章，乃是“不得其所”之后零乱得不分章。其所以在《三百篇）中独遭这个厄运者，由于这些事物的本体原是靠政府保存的，政治大变动便大受影响。只剩了些用旧名而变更成了新体的各种舞乐在民间了。东汉末年文化远高于西周末年，然灵帝以后之大乱，弄得中原众乐沦亡，魏武平荆州，获杜夔，善八音，常为汉雅乐郎，尤悉乐事。于是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东汉之乱尚至如此，遑论西周之亡？
大约《周颂》可分三类，一无韵者，二有韵之短章，三有韵之长章，文辞各不同。
上文中涉及两事，心中寻绎起来觉得关涉颇大者：一、西周亡时是怎么个样子？二、《风》《雅》《颂》中关系南者何以这样大？西周亡时，大约是把文物亡得几乎光光净净。因亡国而迁都，都不是能搬着文物走的，永嘉之乱，没有搬出什么东西到建业来；靖康南渡，没有搬出什么东西到临安来。东晋文化只靠吴国的底子。南宋文化只靠江南诸军内的底子。照例推去，则宗周之亡，至少应该一样损失文献，遑论平王以杀父之嫌，申侯以弑君之罪，自取灭亡之后，更不能服人的。
《小雅·正月》《雨无正》两篇，记载周既东之初年景况，一望而知当时的周王竟成流离之子，则《诗》《书》《礼》《乐》带不出来，是当然的。而据周故地者，先是野蛮的犬戎，后是称中国为蛮夏的戎秦，其少保存胜国文物更不必说。
所以现在所见《诗》《书》关于西周者，应该别有来源处，断不能于既东之周室求之。那么。来源处在哪里？我想，一是南国，二是鲁。
先说南国。照上文说，韶乐与召公当有一种关系，如《武》之于武王。
《颂》中既有勺一章，则《颂》和南国当不是没有关系的。
就《小雅》论，说到地名人名，涉及南国者不少。《出车》所记是北伐，而北伐之人是南仲，此诗是“狁于夷”后“薄言旋归”者，仿佛当时移镇南之师以为北征。《六月》之尹吉甫不知即是《大雅·常武》之尹否，若是，则伐狁至于太原之人，也曾有事于东南。方叔之方应在西周境内，故狁来侵，则侵镐及方，薄伐狁，则往城于方；《采芑》中以方叔南征，又若移直北之师以为平南。《四月》所记又是“滔滔江汉”，《瞻彼洛矣》亦是东都之诗，《鼓钟》又有“淮水湝湝”之语，《鱼藻》有“王在在镇”之文，然这可是遥祝之语。《小雅》中有地方性之诗，只伐狁涉及西周，其余皆在南国，或东周区域之内；所记之事，除燕享相见的礼仪外，几乎大多数是当周室之衰，士大夫感于散亡离乱之词。
《大雅》称述周先德及克殷功烈者颇多，但除去涉及文、武者外，所指地名人名都关涉南国及东周诸侯者。《崧高》之中伯，《江汉》之召虎，《常武》之南仲，乃及《烝民》中“城彼东方”之仲山甫，皆是南国重要人物；即《韩奕》之韩侯，虽未记其涉南国事，但韩亦近洛，只到《召旻》，宗周既亡，所思亦是召公之烈。《大雅》自《烝民》以下无不涉南国者。
如此看来，《大雅》《小雅》之流传和南国当有一段因缘。
《大雅》《小雅》不尽是西周诗，有确切之内证。《正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雨无正》“周宗既灭”，犹云宗周既灭；《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从此可知《大雅》《小雅》决不是全数出自西周的。
又如上节所举事实，南国成分占这么多，若是出于西周，不会如此偏重南国。宗周三百年间文献，为什么要偏于厉、宣两朝之一隅？又《大雅》《小雅》之记丧乱，就辞义看去，许多已是“亡国之音哀以思”，至少也是出于两代的政景，故这些虽未指明南地的，也只能出于南国或东周之初。
从这些事实上我们可以断定《大雅》中总有不少一部分是由南国传下的。至于《大雅》之述先烈，《小雅》之记礼乐，也许是从南国出来，也许是从东周保存故周礼乐最多的鲁国出来，也许春秋初其他列国中还有些保存的，现在未能决定；不过《鼓钟》明言“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南配合在一起，则其中关系之大，恐有过于我们上文所叙者。
《大雅》《小雅》各篇，以时代论，集在宣、幽、平时代如此多；以地方论，集在南国徐、淮如此多；以事迹论，集在南国拓土上如此多；以感情论，集在政乱国破上如此多，若把这么一套作为宗周遗物，则由文王算起，大约宗周有三百年，即令前半诗体不发达，也何至有这样的分配？若看做大部分自南国出，这样时代地方事迹分配不平之怪状，都可释然了。
《风》中之《周南》《召南》同明指南地，且看它是何时诗，何地诗。
二《南》中之地名，有河、汝、江、汉，南不逾江，北不逾河，西不涉岐周任何地名，当是黄河南，长江北，今河南中部至湖北中部一带。
二《南》中之时代，有《何彼秾矣》篇中“平王之孙”一语，证其下及春秋初世；有《甘棠》一篇中“召伯所茇”一语，证其后于《召虎》多少年，这一篇恐正如《大雅》之《召旻》，因丧乱而思先烈；又《汝坟》一篇也言“王室如毁”，恰是在《风》中对待在《雅》中《正月》《十月》《雨无正》等篇者。
《南》《雅》之相对已如此合符，至于词句中相同处更多，不待尽举，且有连着几句同者，如“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同见《小雅·出车》《召南·草虫》。
又《毛序》论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实在只有在二《南》可通，邶、鄘、卫、王、郑、齐、陈都包括很多并没有节制的情诗。
二《南》之作用实和其他《国风》有些不同：第一，二《南》的情诗除《野有死麕》一篇都是有节制的；第二，二《南》中不像是些全在庶人中的诗，已经上及士大夫的环境和理想；第三，二《南》各篇，如《关雎》为结婚之乐，《樛木》《螽斯》为祝福之词，《桃夭》《鹊巢》为送嫁之词，皆和当时体制有亲切关系，不类其他《国风》咏歌情意之诗，多并不涉于礼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