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美国商务部2012年5月中旬裁定，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太阳能光伏组件产品，征收31%～250%的反倾销关税。尽管中国光伏业界对美国的贸易制裁早有预期，但这么高的关税，还是出乎业界之预期。这将是迄今为止我国新能源行业被征收的最高关税，而中国光伏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将彻底丧失。
3.全球资源再分配触及的美国国家利益
美国居民生活方式的特点是资源的高消耗：用地很多的住宅，大量使用淡水，奢侈性用电，家庭出行汽车化，消费品的过度包装，许多产品一次性消费等等。近年来，美国汽车保有量在2.4亿到2.5亿辆范围。据有关统计，美国每年人均能源消耗量是全球平均水平的9倍，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全球平均水平的8倍，人均生产垃圾量则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美国总人口从1亿增长到2亿用了52年，而从2亿增长到3亿仅用了39年，目前在世界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虽然不到5%，但却消耗了世界25%以上的自然资源。
按现在的速度，美国总人口到2040年时将接近4亿。中国如果调整人口政策，2040年时，人口规模在14亿左右。据联合国人口司预测，世界人口将在2050年达到93亿，在2100年达到101亿。2040年估计在80亿左右。届时，中美两国人口将占世界总人口的18%左右，如果那时中美人均GDP水平分别达到6万多美元和7.5万美元，美国生活方式不变，加上人口增长，而中国不转变发展和调整生活方式，并向美国的生活方式攀比，中美两国将消耗掉全球资源的75%。
当然，技术进步，新能源和新材料的替代，新的矿产资源的发现，以及价格机制，终究会缓解上述全球资源再分配的矛盾。但是，技术进步的速度有多快？新的技术在成本和安全等条件约束下，能否产业化？钢铁这样的材料能找到完全可以替代的材料吗？等等，都充满疑问和不确定性。新的解决方式的扩展往往不及需求增加的速度更快。
在21世纪的未来30年到50年中，不仅中美两国与全球其他国家在全球资源分配上发生激烈的利益冲突，中美之间也会在全球资源分配上发生各方面的利益矛盾。一是资源再分配上，中美两国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各自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争取勘探权，投资、储备和开采矿产资源；特别是技术成熟后，在公共海域勘探和开采有关石油和其他矿产资源。二是为保证资源供应的安全，各自将在全球海空领域布置维护资源安全通道的军事力量，21世纪将形成一轮海空军事力量的竞争。三是中国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和其他资源需求的上升，将拉动资源价格水平的上涨，其上行经济体推动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攀升，会对相对下行经济体的生产和消费等成本产生重要的影响。美国当然不会例外。
四、中美在外太空和环境利益方面的冲突
中美之间，除了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外，从一些领域重要程度看，一是由于信息材料等科技发达后，外太空领域的利用空间加大；二是全球环境容量毕竟是有限的，因此，在这两个方面也会形成利益冲突。
（一）美国在外太空领域的利益与中国的冲突
人类社会获得资源的领域，先是来自于陆地，那时，谁有了制地权，谁就控制了世界。如历史上许多战争，只要在陆地上有先进的武器和交通方式，就会成为世界大国。典型的如马背上的民族，蒙古征服欧亚。后来海洋运输技术和方式，成为重要的国际经济发展动力。谁有了制海技术和位势，及制海权，谁就控制了世界。19世纪和20世纪，一些重要的战争，都在海上发生。在早期发现新大陆，是航海技术发展与欧洲一些国家的领域扩张实现的。工业革命，是航海技术及方式与机器工业的合力所推动。
而现代社会，信息技术、无线通信技术，与空间，特别是外太空利用技术、方式及控制程度相结合，实现人类对低空资源及外太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实现了通过航空、航天和信息及无线传输技术，实现了通过空间和外太空对陆地和海洋的开发、利用和控制。因此，21世纪，谁在空间，特别是外太空领域技术、装备等方面占优势，有了制空权，谁就控制了世界。因此，在大国之间，对外太空领域控制权的争夺，也将会越来越激烈。
在外太空开发更多的军事应用对大多数美国防御计划者来说，都是重要的需求。在许多关于所谓“军事革命”和“国防转型”的思想中，都强调了航天能力的重要性。在未来几年中保证美国在军事方面的主导地位，这是对保持全球稳定以及维护美国单边优势至关重要的一点，也是许多支持者更愿意看到的前景，这将需要美国在科技方面保持大大领先于其潜在对手的优势地位。对于一些防御未来主义者来说，核心要求将是控制太空，封锁美国的对手对太空的有效使用，同时保存美国卫星在这方面无上优先的操作权，这将有助于形成一个“侦察打击复合体系”。而其他人则倾向于一个更具野心的方式。鉴于陆地上的固定基地和大型设备（如舰船等）在面对精准打击武器和其他的敌方能力时显得越来越脆弱，一些建议者提出，美国应当对远程打击系统形成更大的依赖，包括对太空平台的依赖。
最近几年，中国和俄国在反对太空武器化和力求签订禁止测试、部署和使用太空武器的条约方面显示出一致的立场。美国的许多盟国也是如此，包括加拿大，在1998年日内瓦举行的裁军谈判会议上提出由联合国来召集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提议。而联合国大会花了20年之久的时间才通过了反对外太空武器化的决议。然而，美国的单边主义，不可能进行纯粹的外太空和平利用。除了世界各国协调，形成防止外太空武器化的国际公约外，在外太空形成平衡的军事制衡，是遏制外太空单边军事化的有效方式。
中国一直本着和平利用外太空的原则，积极推动外太空领域的非军事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中国在大数据运算、第四代无线通信、航天材料和装备等技术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考虑中国人口众多的国情，中国将更多地依赖信息计算、无线通信、航天等技术和装备等基础上的空间和海洋资源。为了保证整个太空卫星体系，地面设施，以及海洋运输和陆地安全，需要建立制衡和防御性的外太空军事体系。在2007年的ASAT武器测试中，中国毁掉了其所拥有的一颗老式气象卫星。这是中国平衡外太空利益的一种战略措施。这体现在五角大楼20世纪70、80年代开发出来的ASAT技术方面，还体现在潜在的现代ASAT能力方面，是以美国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样的能力展示是与一个经济发展处于上升阶段的中国应该怎样去历史性地掌控这种局面相一致的。中国需要发展空间，特别是外太空防御性的军事技术、装备体系，以防御来自建筑于现代信息、移动通信、大数据运算、航天等技术和装备基础上的外太空军事武器的攻击，以保证中国陆地和领海的安全，保证海洋运输通道的安全，保证低空领域交通及外太空卫星等和平设施的安全。实际上，如果美国不能向着和平利用外太空的轨道上靠近，则会有俄罗斯、日本、印度、欧盟等，加入外太空领域军事化的竞赛，这虽然对美国单边将外太空领域军事化有所制衡，但是，来自外太空的星球大战的风险将加大。因此，人类和平发展的选择，仍然是外太空领域的非军事化。
（二）全球环境容量与中美利益冲突
全球的大气、海洋等环境，对人类发展和生活所产生的废气、污水和垃圾等的稀释净化容量是有限的。中美分别是两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的大国。国外的有关文献研究，2011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340亿吨，其中中国二氧化碳排放95.2亿吨，为全球碳排放的28%。金融危机时，美国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的16%。从人均看，美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是17.2吨，而中国人均只排放了6.6吨。美国人均排放是中国的2倍多。从总量上看，中美两个大国，人口占全球24%，碳排放则是全球排放的44%。因此，从目前看，在世界环境问题上，中国与美国的立场有时是相近的。
美国在全球环境问题方面的立场，一是由于其人均碳排放量较大，如果进行大幅度地减排，势必影响经济繁荣和生活水平，特别是其近两年推行的再工业化和重振制造业的战略，也需要大量的环境排放容量。因此，从几次其参加世界环境大会看，对减排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二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提出的鉴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同，在减排的任务上，实行共同但区别责任的原则，美国不愿意认可其具有法的约束力。在签署《里约宣言》时对原则7附加了一条解释性的声明：“它不包含任何有关全球环境问题的法律责任”。可以看出，美国以此来推卸其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三是对建立绿色基金的倡议，美国是先反对，后改口支持。资金支持和绿色气候基金的设立不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施惠和礼物，而是对历史排放所造成发展中国家损失的一种补偿，是责无旁贷的。根据许多国际组织的估算，发达国家每年应提供1300亿～2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在减缓、适应、能力建设、技术开发等领域开展工作。美国在德班会议上，先是反对，后因欧洲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指责和要求，才紧急改口，表示支持。而在对欧洲征收航空碳税的做法，中美一致，进行抑制和反对。
美国是世界上人均碳排放水平较高，且人口3.1亿多的大国，中国是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且人口规模达13.54亿之多。因此，在环境问题上，目前看，有着共同的利益：美国不愿意急剧下调和限制排放，影响其现有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特别是影响其最近实施的再工业化和重振制造业的战略；而中国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能源结构中煤炭占75%，太严格地控制碳排放，将影响中国的发展。因此，虽然发展阶段不同，但是，减排势必影响中美各自的国家利益。虽然中美在世界环境资金筹集上各负多少资金责任方面，意见不一；然而在需要排放空间方面，利益还是相近的。
但是，从长远看，中国经济是上行的国家，美国是下行的国家，从能源利用规模看，中国的使用量会越来越大；中国的碳排放在世界总排放中的比例，将会上升；加上其他新兴体国家的经济发展，碳排放量加大，美国的碳排放比例，将会下降。这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从长期的趋势来看，美国将会逐步调整其全球环境利益方面的立场，一是对中国的排放发出更多限制方面的声音，并可能积极参与对中国碳排放的干预，形成两国在环境方面的更多的利益摩擦和冲突；二是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美国将对中国提出更多的责任，如要求中国拿出更多的钱，承担越来越多的全球绿色资金方面的投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