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判断并非一厢情愿。确实，如果有一个好的、科学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基础的政治体制的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实可以扬市场经济之长，避市场经济之短。
但在十多年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实践过程中，我们这一期待并没有完全实现，甚至在很多层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权钱交易现象，用一位经济学者的话讲，出现一些“权贵资本主义”的苗头。握有权力的部门与群体运用权力到市场中去获取不应得利益，又以市场经济为借口逃避应该承担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责任，以至于社会公众开始质疑市场化的改革取向，开始怀念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做法。
我们不用去回避社会公众提出的这些质疑，十多年来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甚至远比已经被大家意识到的还要多，还要严重。但问题的根源是，这些弊端、这些扭曲其实正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适应所导致的，而不是市场化本身。可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却让普通老百姓把这一盆脏水倒在了市场经济头上。
（三）全面改革要做到“三合一”
全面改革，当然是指改革要全方位推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方面面的改革都要协调推进。但我们今天讲全面改革，其着眼点主要是指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从现状来看，这一改革是所有改革中的短板；从发展来看，这一改革又是所有改革的保障。套用一句话“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一点都不过分。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以务实的态度进行，既要积极，又要稳健，还要讲策略。只有“三合一”才有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有真实的政治体制改革。
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一定要稳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很难，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认识。连邓小平这样的大政治家都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如果贸然激进，不仅不可能取得良好预期，反而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导致政治真空，社会失序。
我们以近来深圳的改革为例。
当下的中国社会对于深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寄予厚望，深圳自己也有些踌躇满志、跃跃欲试。但是深圳对自己即将要推进的改革真的想清楚了吗，会不会自以为已经清楚了其实并没有真正想清楚，或者说只是一些人想清楚了更多的人还没有想清楚。而这后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毕竟不是少数人的游戏，而是大家的事。
被中国社会寄予希望的深圳政改究竟要改什么？
从表面上看，这一问题的答案好像很明确。要改革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完善、改革不符合现代文明社会发展进步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权力运行体制。比如说，权力不受制约，要改；权利不被保障，要改；法治不被尊重，要改；权力与市场结盟谋私，要改；城乡二元分割不公正，要改；社会运行官僚化，要改。等等。要改的清单可以列很长很长，而关于清单中的这些内容，中国社会不论站在哪个立场上的人都会表示认可。就算有些群体并不想真的如此改，嘴上也不得不说要如此改。因为这些要求真好像是“普适价值”，没有人敢公开反对。
既然认识一致，又有明确对象，那改就是了，何需赘言。可是真到要改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如何改上，社会上意见竟然大相径庭、甚至水火不容。结果政改只能在讨论中继续讨论，在呼吁中继续呼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悖谬呢？
这还得回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上来。
从表面上看，政治体制只是一个社会权力运行方式，但在这表象背后是社会利益的分配与调整。说句不太全面但大体不差的话，如果说一个社会的经济体制关注的是如何激发不同社会群体创造财富的话，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则是关注不同社会群体如何分配和占有这些财富。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在现代社会，社会群体在分化。一些群体比较适应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比如像知识阶层、工商阶层、权力阶层，可以运用自身的资源在社会中游刃有余；而另外一些群体则会边缘化，客观上成为社会进步的工具，比如城市化导致的失地农民，建筑业制造业吸纳的体力工人。
但是，所有这些中下层的民众，他们依然有着神圣的求生存与求发展的权利。“马太效应”在西方可能理所当然，在中国绝对是逆天道而行不通。中国有句古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我们就拿保障权利为例。现代西方社会在保障权利方面可圈可点，以至于我们的一些改革不免或隐或现地向其看齐。但问题是真能看齐吗？
让中国3亿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中国现在已经做到了，甚至这些人过得比美国人还要好；但是要让中国13亿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到目前来看好像还没有哪个制度框架敢于承诺，至少在现有的美国制度框架内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对于一个自认为在社会中永远只是处于普通人地位的群体来说，他会希望什么样的政改？
有人会说为什么老要把目光放在普通人身上。只要给予机遇，普通人一样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一样可以成为社会精英。这一判断没有错，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正是要扩大这种可能性。但不论再怎么扩大，社会存在普通群体是一个客观事实，尤其在中国社会，在我们可预计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普通群体的数目仍然会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
这一段时间来，深圳说要向香港学习社会管理，出于鼓励我们也帮着喊几声，但其实深圳是真学不了香港。不是深圳笨，也不是深圳僵化，而是深圳没有香港的条件。
香港不允许外来人口自由进出，要进入香港居住得通过它的人才引进计划。这种制度保证了香港社会成员的大体稳定与人口素质的相对均衡。可是深圳三十多年的发展，人口增加了上百倍，常住人口已经突破1400万，可是户籍人口只接近300万。这就意味着有一千多万人是自发流动来的，而且大多数是中低层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尽管在社会福利上与户籍人口有一定差距，但在政治身份上谁敢说有半点不同。
但问题是深圳能既容纳这么些中低层的人员而又去建设一个以香港为范本的高度发达的现代城市吗？事实上深圳现在已经开始考虑通过产业升级转移来消化这样的人口积聚。姑且不说深圳能否做到这一点，更严肃的问题是深圳可以把劳动密集产业转移到深圳之外，中国社会能把密集的劳动大军转移到中国之外吗？
政改最基本的逻辑就是，一定要问清楚为谁的利益而改，为谁的权利而改；公平正义最起码的底线是，允许你有发展的权利，但你的发展不能以剥夺我的生存为代价。
那么，面对这样的逻辑要求与现实状况，深圳准备怎么改？深圳又能怎么改？
从深圳一个区域的先行先试改革就可以看出，最为关键的是，中国下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才能真正走向实践的问题。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决心、需要勇气，更需要策略、需要基础。空洞的口号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于事无补。只有真正搞清楚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的主体培育、利益格局、技术准备，真正弄清楚消除阻力的方式方法，才可能为务实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可操作的路径图。
（四）政治体制改革的三大要点
那么什么内容的、什么程度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能推进和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体制改革呢？回顾改革历程，遵循改革规律，破解改革难题，我们可以说，适应下一步中国社会改革深化要求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破题。
一是规范权力。
政治权力是保障一个社会稳定有序不可或缺的要素，任何弱化政治权力的做法不仅幼稚、甚至有害，尤其对于一个正在快速发展和转型中的大国来说，强有力的政治控制力是福不是祸。但是信任权力不等于放纵权力。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在这方面是有教训的。比如，失范的权力制约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比如转换政府职能、培育非政府组织、鼓励媒体监督，辅之以现代技术进步的依托，比如互联网带来的公开化、透明化等等，把权力装进法治的笼子，让它服务于社会而不能凌驾于社会，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真正的开始。
二是保障权利。
这些年来在中国社会运行中出现了诸多让人费解的现象。比如，经济领域民营企业家“不找市场找市长”，甚至于到最后“不找市长要当市长”，企业家关心的不是经济运行而是政治背景，总想为自己戴顶红帽子；又比如，一方面是经济高增长，GDP大膨胀，另一方面却是老百姓“三难”，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经济增长速度与生活改善状况极大反差；还比如，大学生没有找到工作但在教育部门的统计表上已经“被就业”了，水价上涨原来是居民已经被自来水公司董事长“代表”了，以至于有人戏称中国社会进入了“被时代”。所有这些现象看起来互不关联，其实背后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正当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企业家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平等经营的权利缺失，只能在非经济领域去补偿；社会公众的基本福利被漠视，只能勤劳而不富有；既然逃不脱被别人“被”的命运，何不“打打酱油”自我安慰。
可是当这些不正常的现象通过不得已的方式得以暂时缓解的同时，其实是给未来社会健康发展埋下了雷区。社会发展其实就是公民权利清单被不断拓展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有赖于政治体制的跟进。因而，有效保障社会公民的权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性要求。
有的同志寄希望于一个聪明、慈祥、全能的大家长来保证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平正义。其实，再聪明的家长也有犯糊涂的时候，再慈祥的家长也难免有偏心的可能，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诉求，所谓全能只能是痴人说梦。更何况如果这个家长有些私心只顾自己不顾他人麻烦就更大了。所以，真正可靠的还是让社会群体通过宪法赋予的权利自己去维护自己的利益。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通过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让广大群众更好地参与管理基层公共事务，等等。
不过，汲取这些年来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教训，做到这些还稍嫌不足，我们还应该再往前走一步。这就是当政治体制说要保障权利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保障谁的权利，保障什么样的权利。没有后面的这明确界定，保障权利就不仅是一句空话，甚至还是一句谎话。
之所以要分得这么清楚，是因为现代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与权利，固然不必然是对立与冲突的，也不全然是一致和互补的。很多的时候某一群体的某种权利的实现是以其他群体的另一种权利的丧失为前提的。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为了城市化拿走了农民的土地让他们成为了失地农民；为了国际贸易中的低成本比较优势，进城务工人员只能拿极低的工资；为了企业的高效率，一大批工人下了岗。可是，所有这些中下层的民众，他们依然有着神圣的求生存与求发展的权利。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去增进他们本已经贫困的权利，而不能去掠夺之。我们经常讲特色，这正是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特色”所在。
三是构建新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中国社会现有的政治格局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革命、改革、建设奋斗所得，是历史的赋予，是既定的事实，执政合法性毋庸置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时代的演进，中国共产党也必须通过实践信仰来构建新的政治生态，以进一步充实和丰富政治合法性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唯一执政党，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但是，如果回避开执政党的政治优势，回避开共产党的先进性，来谈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不会有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还会给多党政改提供口舌。
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旗帜鲜明地宣示并身体力行地实践其信仰。试想，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切实做到了党章所要求的没有自身的利益，还会有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吗？如果中国共产党人真正把自己当做服务员为人民服务，社会公民的权利能得不到保障吗？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障了民众的主人公地位，人民可以有效地监督政治权力，有必要搞走马灯似的政党竞争吗？
中国共产党要通过自我完善、自我净化乃至凤凰涅槃的行动告诉公众，目前出现的所有这些体制方面的不适应、不规范、不理想，皆是政党自身的先进性没有充分体现、有些淡漠，皆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尚且初级、还不够格。并不是政党本质的矛盾，更不是社会主义的困境，通过加强政党自身建设、通过社会主义不断进步，这些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最后，强调一点。实践信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上，就是一定要改，而且要深刻地改。不能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比较困难，就给很多不愿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提供了借口，总是在外围兜圈子，或者只进行一些细枝末节的改革来搪塞。邓小平当年对此曾做出很明确的回应：“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即使有些方面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要像邓小平所说的“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
更何况政治体制改革并非“通天塔工程”，并没有什么技术难题不能克服，并没有什么必要条件不可获得。曾经有一位老同志讲过一句话，“文化的改变至少需要60年，经济体制变革需要6年，政治体制变革只需要6个月”。这句话说透了体制变革的核心密码。也许当我们真正付诸行动的时候，就会发现政治体制改革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难，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甚至都用不了我们想象中那么久的时间。
五、乐观看待政治文明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