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国际社会不断炮制“中国威胁论”的论调，这是很荒谬的一个说法。数年前，美国有位学者跑来找我，说要让我谈谈对“中国威胁论”的看法。我当时就很不客气地说，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对于你们西方学者来说可能是为了混口饭吃自炒自卖，对中国人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这纯属是个伪命题。首先，我们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追求和平的国家，历史上强大的时候也没有威胁过其他国家，更何况现在中国尚处在新的发展阶段中，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其次，就算中国要威胁其他国家，以中国现有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也做不到啊。中国经济总量不到美国的1/5，人均就更排不上队。为什么你们不说“美国威胁论”，反而老炒作“中国威胁论”呢？说白了，就是见不得中国的发展，就是把世界分成了三六九等，你美国再强大也是应该的，中国稍有发展就威胁世界了。这不公平啊。当然了，你们这样炒，说心里话是希望中国衰退，你们不是又有什么“中国崩溃论”的说法嘛？其实就国际社会来说，中国发展了倒是你们的大幸，中国人安居乐业，中国平安世界平安；如果真是哪一天中国崩溃了，我们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不能生存了，一看美国是好地方，那就去吧，“我们失去的只是脚上的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到那个时候你们才真要叫苦不迭了。那个美国学者听完后，憋了半天，说了一句：DO NOT THREATEN。我可能也有些得理不让人了，又说了句：NO THREAT, JUST LOGICAL FORCE。不是吓唬你，而是逻辑的力量，是逻辑的必然。
教育别人归教育别人，其实我国目前所面对的环境跟我们自己的一些做法也有关系。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尽管仍然是以美国为主，但在国际社会却很有市场，而且一些周边国家也在推波助澜。为什么？因为这些年来我们应对国际关系中的一些行为给了其他一些国家以侥幸之心。上个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不去欺负别人，但也不让别人欺负我们。我们与一些国家的友好关系不仅建立在和平友善的基础上，也建立在我们有力量、有信心、有行动维护自己尊严的前提下。美国佬在朝鲜战场威胁要打核战争，毛泽东说了，那就打吧，你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来说，也算不了什么。中国人头可断气节与尊严不能丢，结果核武器也没见到，而且我们还打赢了。一个连世界头号强国美国都无可奈何的国家，其他国家自然也不会有非分之想。现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总想从中国这里多占一些便宜，让我们多让步一些。中国的边境争议、南海资源开发的争议、以至于钓鱼岛的争端，等等，都是在这些心态下出现的问题。
我们友善，但不等于软弱，我们追求和平，但不等于没有力量。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十六大以来，在一系列的国际交往中展现出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应该有的气度与作为，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开始说“不”，从反对日本进入联合国成为常任理事国，到稳定人民币汇率、解决贸易争端，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面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家不稀罕西方政客们廉价的认同与所谓的惯例。这倒反而赢得了他们内心的敬意，尽管可能很不乐意。
所以，在利益关系日益复杂、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固然要韬光养晦，更要和平崛起。尊严是干出来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别人施舍的。
二 当代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新变化
如果说概括国际格局的变化用“惊天动地”这四个字的话，描述中国国内的变化就需要用“翻天覆地”这四个字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和辉煌的成就，这一点一定要充分评价，否则就有些昧良心；当然同时也存在相当的问题与隐忧，有些甚至是很严峻的，不承认这些，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当我们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形势的时候，既没有必要为什么人歌功颂德，为成绩沾沾自喜，也没有必要搞什么春秋笔法，揪住问题不放。因为不论成绩也好，问题也罢，已经客观地成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已经在或潜移默化、或急风暴雨，或彻头彻尾、或零敲碎打地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社会，使得当代中国社会呈现出了与传统中国社会截然不同的特点。
未来中国的发展也好，建设也罢，都需要在目前这样一个客观的背景和环境下往前走。这有点像马克思所说的，这条件不是我们自己选定的，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既然我们不可能避开这些变化和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既定状态，我们来认真分析研究以便有效地应对这些变化就很有必要了。
（一）社会利益逐渐多元，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渐成气候，不同阶层群体之间协调的难度加大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结构是相当单一的，我们约定俗成称之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而知识分子阶层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整个中国社会结构实际上就是两大阶级。至于那些地富反坏右是我们要割尾巴和专政的对象，是不属于人民这一大范畴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两大阶级在本质上没有利害冲突，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且我们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相似性，使他们更加趋于同一。举例来说，我们的工人进入工厂工作，按照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在车间生产产品，生产出来后国家统一收购走，然后发给工人工资让他生活，给工人建工人新村让他居住，老了国家给养老；农民虽然工作场所不一样，但其模式大致差不多，在集体的土地上，按照国家下达的种粮任务播种，让你种玉米你不能种小麦，秋收后给国家上缴公粮，不给农民发工资但是给你留口粮，还有一些余粮让你卖掉换钱好买油盐酱醋，同时给你宅基地盖房子住。我们注意，这种模式形象地说明，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罢，他们获取利益的途径是基本相同的，都是党、国家、政府给与的。
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模式，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一致、高度团结、高度统一的社会，党和政府一声令下，确实能做到“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境界，真正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用。过去那句话：“社会主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如果仅仅是自发出现，那也没什么大不了，自生自灭罢了。我们过去社会中也有一些不同阶层的残余，不认可他们也相当于名存实亡。但这一次不一样了，他们不仅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的政策扶持和催化的。我们的前总书记江泽民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说得更加明确：“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我们知道党的总书记的讲话是党的文献，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文献中承认了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和存在，并且还给与了他们明确的政治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但是这一承认，说起来容易，要体现在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中却不那么容易了。我们知道，不论阶级也好，阶层也罢，在社会学中其实是同一个指向，在英语中就一个词CLASS，其核心内涵差异就是获取利益的途径和方式不同。也就是说，不同的阶层和利益群体有着不同的获取其利益的途径与方式，这些途径与方式在很大的程度上甚至还可能是冲突和对立的。尽管我们可以义正辞严地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阶层之间不存在根本的矛盾，但直接的矛盾肯定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私营企业主获取利益的途径肯定与其企业内的农民工获取利益的途径相矛盾。近些年珠三角地区闹“民工荒”，为什么？就是因为农民工的工钱太低，十多年来基本没有增加过，一直是六百多块钱，很明显与当地经济发展的水平不相适应。农民工们不干了，没有其他的申诉和维权手段，用脚投票总可以吧。那为什么不给增加点呢？企业老板说了，不能加啊，再加我们就赔本了。本来就是劳动密集型的小本生意，靠的就是廉价劳动力，如果劳动成本增加了，老板就只好破产了。这如果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年代，你敢欺负我们劳动人民？马上给加工资，否则就别干了。政府一句话，问题就摆平了。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过分的行政命令就不合适了，毕竟劳动力的价格还主要是由市场决定的。而且人家那些私营企业主也会嚷嚷，你农民工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我企业主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这说的还是新兴社会阶层和传统社会阶层之间新出现的冲突。其实随着社会的变革，原有的社会阶层内部也发生了巨大的分化，昔日可能都是同样的工人阶级兄弟，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变化，你伴随企业改制叱咤风云成为了董事长、总经理，我转岗分流、下岗不能再就业沦为了“4050”人员，天壤之别导致的心理上的巨大反差会引发更剧烈的冲突与对立。
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在这样一种利益分化的背景下，我们继续沿用过去的思维，指望党和政府一声令下，一呼百应恐怕就很不现实了。我们可以呼唤团结，可以倡导统一，但如果还仅仅是一些简单的老办法、旧方式就会发现很苍白、也很无奈。怎么办？只有一个词：“兼顾”。就是老阶层的利益要保证，新阶层的利益也要保障，虽不能保证让大家都满意，但要至少保证大家都能接受和认同，也就是各得其所。可这话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做到，着实不易啊，但再难也得做。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变化。
（二）社会状态更加开放，社会管理和控制难度加大，实现社会的有序和稳定需要新思路与新做法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们就常说改革开放。刚开始说的时候，改革开放可能更多是一种政策举措，但当我们说了这么几十年后，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的一种客观状态了。尤其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当代中国社会的状态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活跃了。这种开放与活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成员的流动性加大；另一个是信息的快捷传播和交流。
我们先说人员流动问题。回想传统的中国社会，确实如一些学者所说的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这种“超稳定”不仅体现在社会结构的单一，也体现在社会成员的相对稳定。中国的户籍制度在这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比如在改革开放前，我们要在中国找一个人很简单，五个层次保证能把你准确定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任意一点。第一个层次是省，比如山西省，先把你确定在中国中部一个枣核型的区域；第二个层次是地区，比如吕梁地区，就到了山西西部的一个革命老区；第三个层次是县，比如兴县，吕梁西边靠近黄河边的一个农业县；第四个层次是公社，也就是现在的乡镇；第五个层次是生产大队或者说是村。通过这五个层次，任何一个人都没法跑，一找一个准。那个时代要想外出，没有生产队、革委会的介绍信你是寸步难行，坐不了火车，住不了旅店。有次开会谈到北京旅游业发展历史的时候，有位宾馆的同志说的很有意思：过去外地人到北京要住店，服务员说没钱就算了，首都人民可以支援全国人民，就住一晚上吧。但是得拿介绍信来，没有介绍信？那对不起别进我们的门，万一你是地富反坏右呢？那个时候不仅流动不方便，也不鼓励流动。那时我们常说的一句话“要做社会主义的螺丝钉”，拧到哪里就在哪里固定住了。一个工人年轻的时候进入工厂，奉献青春，老了退休了工厂负责养老；有的工厂甚至还有火葬场，死了一把火烧了，从生到死不离开这个地方。
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人员流动日益频繁起来。目前在中国大地上有接近1.8亿的人口从西北到东南、从西南到东北、从内地到沿海流动过来流动过去。有次我去四川调研，一个乡党委书记跟我说，他们有个村的一个党员，十多年前到了深圳，后来据说深圳不好干又跑到了北京，现在究竟在哪里他们根本不知道。如果我们现在要找这个人，按他身份证上的地址，只能找到四川那个小村庄去，但他早已离开那个地方十几年了。你说怎么办？
人员流动给我们社会控制带来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过去西部省区虽然贫穷，但由于没有可比性，相互不知道，大家的心态也不至于失衡。现在流动到了深圳、上海，看着这些地区如此繁荣与现代化，看着这些地区居民的富裕生活，怎能让落后地区民众心理平衡？现在一些农民工在沿海城市的一些非理性举动，我们固然可以以犯罪论处。但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难道除了定义为犯罪之外就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人员流动造成的社会开放已经让我们头痛了，但与信息快捷、无障碍传播带来的社会开放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人员再流动总是有形的，一个大活人必然要呆在一个地方，而信息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在网络中、在电波中无孔不入，无往不至。
信息是社会管理中的一种很重要的资源。作决策靠什么？就靠对信息的占有与掌握。为什么领导的决策比我们普通百姓高明，就因为他们站的高、看的远，掌握的信息多。在过去的时代背景下，信息的获取与掌握呈“倒金字塔”状态，决策层越高，掌握的信息越及时、越充分；信息的传递则是“正金字塔”状态，从高到低层层逐级传达，层级越低，知道的信息越少、也越迟。比如中央的精神与指示，往往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此件发到省军级”，过上一段时间，再“此件发到地师级”，又得再等一段时间才能“此件发到县团级”，最后，“此件可公开登报向全体党员和群众传达”。这一个过程有些时候可能要一到两个月。普通社会民众不仅获取信息的渠道不畅、时间滞后，相互间的信息交流也基本上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一到两个地区或群体之间有不同甚至反对的意见，但由于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联络，也无关大局，成不了气候，影响不了既定政策；即使社会上出现了突发事件，也比较容易封锁消息，把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然后慢慢寻找对策。这种社会管理和控制模式我们已经很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