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讲的中国经济中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四大结构性的问题，哪一个都是悬在中国经济发展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利剑。比如，我们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但我们是否还能有持续的资金支撑已经高得离谱的投资率；我们的经济增长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贸出口，但现在日益增加的贸易摩擦与贸易争端，我们已不能再一厢情愿保持持续贸易顺差；我们的经济增长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源的高消耗与环境的软约束，但日益紧张的资源供给与严峻的环境压力，我们还能继续如此大手大脚吗。
进一步看，我们这些年的发展在做了很多工作的同时，也忽略了很多该做的工作。比如，这些年来，我们在注重效率，不断做大发展的蛋糕的同时，社会贫富差距也在不断加大，基尼系数逼近0.45甚至更高，10%的群体占有了接近一半的财富，在落实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方面形势严峻；再比如，随着我们的改革发展进入攻坚阶段，过去被捂住的各种老大难、烂摊子和积累遗留的大量问题都相继暴露出来了，像由于拆迁补偿问题引发的冲突、由于干群关系紧张产生的纠纷、由于农民失地生活无保导致的对立等等。这些问题尽管可能表现为是一个侧面、一个局部、一个环节的问题，但放置于矛盾凸现期这一大背景下，它就会演化成为社会性的问题、带有全局性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
再进一步看，邓小平曾讲过一句话，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在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前，人民群众可能对公平正义等社会问题的感受不明显和强烈。可是随着我们总体实现小康，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精神文化、健康安全等方面的需求开始日益增长，对于政治参与方面的要求也相应增长，不再仅仅满足于经济小康，对于文化小康、社会小康，甚至政治小康都提出了很具体的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温家宝总理要把“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们这一时期面临的又一大历史任务。但实事求是讲，我们在这些方面还准备不足，这一历史任务才刚刚破题。可是，在社会群众政治意识和权利意识日益快速提升的情况下，我们不仅要做，而且要尽快做，做慢了都不行。
其次，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政治境界，还体现在能忧患。
我们一些党员干部不是不知道上面所说的这些问题，也不是不知道忧患的客观必要性，但是在现实中却往往很难确立起忧患的意识。总是在想，我们干了那么多的事情，发展取得的成绩也是明摆着的，不说功劳，苦劳总有一点吧。何况我们现在也有资格、有条件、有能力过得好一些，事实上我们确实已经过得很好了，纵使有偌大的问题，可预计之日也轮不到我们的头上，何苦把自己搞得那么苦。
这里就涉及“为某事而干”与“为事业而干”的区别。干件事，事毕理当评功论好；干事业，尚未成功，自需锐意进取。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我们的目标不是一时一事的应付了事，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对于某一阶段性的工作，我们可能已经完成了，甚至完成得还很好，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大事业来说，我们还只是刚刚起步。这也就是温家宝总理为什么要强调，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不是评功摆好的时候。确实，我们已经总体小康了，我们的一些人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可能是已经过上相对好的生活，但在不平衡、有差距、低水平的小康现状背后还有很多的群众日子并不宽裕，甚至还有很多艰难、还有很多疾苦。如果我们还不忘自己是共产党人，那么，共产党人的觉悟、共产党人的责任、共产党人的使命，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了我们要能忧患，要去忧患，要甘于忧患。
最后，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政治境界，更重要的在于要去解忧患。
看到问题的存在，也意识到问题的紧迫与严峻，但如果仅仅停留在头脑中，观念里、感情上也是不够的。我们要通过政策的设计、制度的安排，把我们已经意识到的、可以通过努力而加以解决的问题给解决掉，这才是忧患的现实意义所在。这就要求我们共产党人甚至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与勇气，消除阻碍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利益结构和体制机制障碍，消除引发忧患的各种问题与弊端。
清醒而知忧患，自觉而能忧患，务实而解忧患。秉持忧患意识这样一种政治境界，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中国人民必能真正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更加辉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早日实现。
四、从容破解“官、利、名、情”的考验
2010年7月，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与中央党校学员座谈时提出，中青年干部要经得起官、利、名、情的考验。此番谈话不仅在党员干部中引发巨大反响，社会公众也十分关注。因为李源潮这番话实质上点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目前不得不面对的一件事情，一件从理论上讲最应该做到但在实践中却最不容易做的事情：“官利名情”的考验。
（一）面对官、利、名、情的考验，一些党员干部的表现很难说及格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能经受住官、利、名、情考验的党员干部绝对是绝大多数，但我们更应警觉的是那一小部分没有经受住官、利、名、情考验的党员干部行为的负面效应。我们列举这些情形绝非以偏概全，而是虽然他们数目并不占多数，但其传染性是不容忽视的，其对政党形象的损害是巨大的。
——面对官的考验，我们一些干部难说及格。
步入政治领域的人，没有哪个人会说自己不愿意去做官，也没有哪个人不想着去做官。但是这种想法、这种愿意走过头了就会变成只琢磨当官不去想干事，就会变成为官而官。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越来越复杂，一般来说一个干部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上一年之内只能是熟悉情况调查研究，三年左右能铺开摊子干成点像样的事情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有一些干部今年当市长了，明年就想当市委书记；在一个岗位上刚干了两三年就抱怨组织怎么把我给忘了，前些时间不就有一个地方几年内换了七八个市长。至于说一些官员为了当官而大打出手早已经不是新闻了。
——面对利的考验，我们一些干部难说及格。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当官不为钱，为钱不当官”的古训，但是现在这古训真是已经作古了。不就有一些党员干部曾赤裸裸地说，不为了钱谁来当这个官，虽然说这个话的只是一个村支书，严格意义上讲甚至连个级别都没有，还没入门。也正是有相当一些干部有这样的想法，在利的考验面前就过不了关。这些年来，一些腐败贪官逐利的纪录不断被刷新，所贪没的财产从几十万到百万、千万甚至上亿、数十亿，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连科级都算不上的干部竟然能贪得数亿不义之财，那么更大的官呢？更有甚者，一些干部逐利的行为甚至都已经不是顺手牵羊，而开始了有意的“设租”，没有条件创造条件让人送钱。为什么一些干部热衷于上项目搞建设，为什么一些干部想方设法插手工程招投标，有一位官场智者说了句民间谚语：“锯响就有末”。电锯锯木头不是为了打家具，就是为了那些“锯末”啊。真是一语道破，一针见血。
——面对名的考验，我们一些干部难说及格。
做干部不是做学问，不一定必须是某一学科的专家。可是在现代社会做官学历低了有些不好意思，至少名声上听起来不如有个博士教授头衔好听。于是干部们就纷纷想辙提高学历，这些年来党员干部的学历不能说不高，本科是起码、研究生很普通、博士头衔也不鲜见。但真正读了多少书，大家彼此心照不宣；真正提高了多少从政水平，群众心中也有一本账。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研，绝大多数基层乃至地市级干部一个星期的读书时间不超过2个小时，一个会议的主持词都需要写作班子提前准备，离开了秘书连5分钟的话都讲不全。
——面对情的考验，我们一些干部难说及格。
现在有一些干部喜欢把公事变为私事办，美其名曰要有人情味。于是乎自家的事情好办，小兄弟的事情好办，红颜密友的事情更好办；可办的事情办，不可办的、违反法律法规的事情仍然能办，甚至还大办特办。但这些情正如李源潮部长所讲，已经成为了越法之情、越规之情、越德之情。
（二）官、利、名、情的考验是客观存在的，不要指望能回避得开
有的同志讲，既然这些考验如此可怕，能不能躲开呢？能不能回避掉呢？我们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在政治领域的党员干部来说，官、利、名、情的考验是客观存在的。
——官不可不做。
官，对社会来说是一个职位，对官员本身来说是一种责任。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运行肯定要有一大批的人员担负起不同的职责，这职责必然要体现为各个不同的官位。我们经常听群众夸一个官时说他当官不像官。对群众来说这是句好话，意思是这个官没有官架子。其实这句话很有问题，每个官位都有它必需的行为规范，做了官就得践行这些行为规范，不像官的官，没有官的行为的官要他何用？
——利不可不争。
对社会来说，利益是个好东西，不是坏东西。社会发展就是要把蛋糕做得大大的，这蛋糕就是利益。而做官就是要把这些利益都实现好、维护好。更进一步看，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产党的干部还必须学会如何驾驭市场经济，在领导和投身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去获得利益、去创造财富。所以，利的考验不在于不要利，而是要谁的利，为谁去争利，是为最大多数群众、为整个社会还是为官员自己。
——名不可没有。
一个干部做了官怎么能没有名，就算你想没有名都不行。外出考察工作电视里得报道吧，深入基层调研报纸上也要登吧，开个工作会议都要发布新闻并且把参加会议的主要官员的名字都要列举出来。所以，一个区域内谁的名气最大，说到底还是这些当干部的，群众不是早就讲过嘛，整天电视上有官员的影，广播里有官员的声，报纸上有官员的名。
——情不可不讲。
人之所以为万物灵长之首，在于有情之真、有情之切、有情之丰。亲情、爱情、桑梓情、战友情、同窗情、甚至对手情，情越丰溢人越崇高。连经常横眉冷对的鲁迅都有诗赞情：“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有情斯有人，无情怎配做人。
所以想回避掉官、利、名、情的考验是不现实的，想装作没有官、利、名、情的考验更是自欺欺人。
（三）先进和优秀是破解官、利、名、情考验的不二法门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必须面对官、利、名、情的考验，又必须在考验中还能及格甚至打满分。靠什么？不是靠花言巧语去欺骗社会，也不能靠冠冕堂皇去糊弄群众，更不要得过且过自我麻醉。必须在道理上要能讲得清，在实践中要能做得到。从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实践经验来看，打铁还要自身硬。于是就有了李源潮讲的另一句话：“先进和优秀是共产党人的特征和追求。”
有些同志可能认为这句话比较空，有些大。其实不然，这实在是一句大实话，是一句要紧的话。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宪法赋予唯一执政地位的政党，凭什么，固然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对历史的承认，更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本质的认可。
什么本质，就是先进与优秀。先进，代表了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世界上成千上万的政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把“没有自己的利益”写入政党党章，只有共产党人敢说自己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因为这一条是其他任何政党做不到也不准备这样做的。如果没有这一条，凭什么在众多政党中脱颖而出成为唯一执政党。优秀，则是有能力去实现自己的宣言与使命，有本领能把理想与信仰变为现实。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先进与优秀好比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没有先进就没有合法性，不可能赢得社会与民众的敬重与心悦诚服；没有优秀就没有实绩，就不可能带领中国社会战胜困难、突破挑战，实现民族复兴、富国强民的奋斗目标。
当我们用先进与优秀来应对官、利、名、情的考验的时候，就会发现一切矛盾都将迎刃而解，一切难以想象的事情都是那样的顺理成章：
因为我们先进与优秀，我们不会为官而官，也没有必要去摆什么做官的架子。我们知道做官意味着是责任与奉献，做官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人民的勤务员。如果说真要有什么做官的派头，这派头与服务员的派头是一样一样的；
因为我们先进与优秀，我们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有的只是社会大众的普遍利益。在社会大众普遍利益实现的时候，我们也获得了自己最大的“利益”：人民对我们的满意与支持；
因为我们先进与优秀，我们不去贪图虚名，也不去回避清名。我们乐于接受群众赠与的清官之名，也欣然笑纳群众喊出的好官之名。甚至所有这些都无足轻重，因为我们只是在意并捍卫一个更神圣的名字，这就是“共产党人”。
因为我们先进与优秀，我们更是有情有义之人。面对群众的疾苦我们感同身受，甚至流下了眼泪；面对道德品行高洁者，我们会被深深地震撼并心向往之；辛劳工作一天回家之后，面对小儿女的天真、面对爱人的体贴，我们同样有父母之情、人伦之爱。但是我们情到深处也能无情，面对人民之情我们能放下小家之恋，面对社会之情我们能舍弃个体之爱。所以我们有党无派、有同志者无小圈子。
当然，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不断地在思想和行动上提高自己、改造自己。先进和优秀是共产党人的特征，但是不是已经成为了我们每一个党员的自觉行为，尚需要我们不断地精进、不断去追求。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暂时没有做到并不可怕，但如果连去追求的思想都没有了甚至都认为不必要去追求了，那才是最为可怕的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李源潮部长要把那句话落脚在追求上的深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