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烙在政治经济上的印记是文化的烙印，深深隐藏在政治经济背后的是文化的基因。
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这就是文明的多样性。对于别的文明主体来说，一种行为选择似乎是“非理性”的，可对于该文明主体来说却是有充分理性的。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其政治家有坚定信仰可又犯了错误并不是好事情，但没有信仰而又身处其位则更加可怕。
简单地把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的东西当作“普世价值”强加于中国社会，既是一种无知的独断，也是一种臆想的狂妄。
文化作为历史文明的积淀，作为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解决的是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
文化看不见摸不着，看似无形却有力。一个没有了文化支撑的国家肯定一败涂地。故称“文化软实力”。
文化不显山不露水，好像无位却有为。一个失去了文化滋养的社会必然一盘散沙，是谓“文化精神家园”。
大国的前行，社会的发展，与其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提炼和概括，不如从文化的层面去理解与阐释。深深烙在政治经济上的印记是文化的烙印，深深隐藏在政治经济背后的是文化的基因。
一、中国道路：政治深处烙印文化的基因
中国在30余年的改革开放发展中走自己的路，形成了一种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道路”，西方社会对之予以了高度的关注。他们的关注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道路”绝不仅仅是一条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之路，其所蕴含、所体现的和谐发展的理念同时也是实现世界和平发展的价值支撑。
对西方社会来说，中国的发展乃至崛起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可能有些不情愿。但如何理解这一事实，如何面对这一事实，西方社会似乎还没有准备好。西方社会的一些人出于政治上的狂妄与无知，以有色眼光偏激地看待中国发展，固在意料之中；试图对中国发展抱有同情理解的人，出于其难以摆脱的思维局限与意识偏颇，也容易好心添乱。
但这种现象也给中国社会提出了一项极其紧迫的任务。在日益深入的全球化大背景下，在中国与世界联系越来越不能、也不可能割断的背景下，我们必须清晰地阐述中国发展的基本理念与核心价值，以宣示立场，传播主张。这不仅仅是为了化解西方社会的疑虑与偏执，更是为了增强中国走自己路的信心与决心。
概而言之，中国道路是一条和谐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来说是一种和谐的发展。“和谐发展”有三重意蕴：
（一）和而不同：“不同”不是一种臆想，而是一种事实、一种必然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世界范围内现象层面的行为越来越趋同了：喝可口可乐、穿牛仔裤、听摇滚乐、看好莱坞大片。中国社会的民众似乎也不例外。依恃这种现象，一些西方人士就借题发挥，称中国社会已经彻底融入西方社会，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纯属自欺欺人。果真如此吗？我们的回答很明确：“不同”不是一种臆想，而是一种事实、一种必然。
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有着不同的发展历程，不同的发展路径、不同的发展条件、不同的发展结果，这一系列的“不同”必然导致另一系列的“不同”：不同的价值判断、不同的行为偏好、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技能素质。这些不同，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文明形态。社会文明是一个复合的整体，不仅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还包括社会成员的心理意识与行为习惯，甚至一些制度层面的内容也是文明这一大范畴的有机组成部分。
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生活在北极圈内的爱斯基摩人是不可能理解非洲热带丛林中土著居民的信仰与习惯的，鲁迅也很形象地说“贾府的焦大肯定不会爱上林妹妹”。但西方发达国家往往习惯凭借自己政治、经济的优势去否定别的国家自身文明的优势，强求文明同一。这些年来中国与西方社会之间的恩恩怨怨与不断的摩擦皆源于此。
西方社会出于对中国社会制度的选择、意识形态的坚持的不了解而产生不理解甚至敌意，对于中国社会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样持以怀疑、观望、甚至惧怕的心理，所谓“中国威胁论”其实就是在这种心态下潜滋暗长的。同样，中国社会相当多的普通民众对于西方社会坚持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也持有一定的成见和怀疑，对于西方国家在世界上推行其价值观表示出极大的反感。在这样相互“误读”的情况下，中国与西方社会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矛盾、摩擦与冲突，不仅体现在经贸交往中，甚至还体现在其他更广的领域里。
其实，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这就是文明的多样性。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现代社会的发展实践也表明，文明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生命体现，否定自己的文化就是否定自己的生命；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是凭借它的独特性和内聚力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中，丧失了独特性，就意味着丧失内聚力，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对于别的文明主体来说，一种行为选择似乎是“非理性”的，可对于本文明主体来说却是有充分理性的。
（二）和实生物：“特色”不是一种借口，而是一种本能、一种策略
正因为不同是客观存在的，在审慎把握自身不同的基础上，扬长避短，就成为了不同社会的当然选择。鹰击长空，鱼翔深海，各得其所。如果要求雄鹰潜水，鱼虾登陆，就是逆其本性，不仅不可能发展，还会自取灭亡。中国有句古话说的好，“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社会僵化衰落，不管那种文明看起来是多么的先进、多么的现代、多么的科学。
社会制度更是如此。制度研究表明，制度是非中性的。也就是说任何制度都有其占优群体和劣势境遇。一项制度可能让某一社会群体如鱼得水，占尽利益，却会让另一社会群体缘木求鱼，得不偿失。
现代西方社会发展制度是在其几百年的资本主义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背后更有着数千年的西方文化滋养，还有着近百年的海外殖民掠夺“资本”，这样的制度在世界上大行其道有其深厚的实践基础与历史必然。
面对这样的制度，中国不是不去学习西方，而是学不来，不能学，没有资本去学。先有毛泽东指出：“中国人向西方学的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结果“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后有今日中国的处境。中国改革开放，真诚地走向世界，为世界制造绝大部分的产品，结果是什么？为西方世界打工可以，要想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不行。
中国不会像西方那样去欺负他国，但也不愿总是寄人篱下。怎么办，走一条自己的路。先找到了对西方文明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确立起了与西方社会平等对垒的“主心骨”，接着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一次又一次的飞跃中，形成了今日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30多年来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表明，中国道路不是对西方模式的“克隆”，而是对西方发展范式的突破与超越。在西方范式内发展，中国可能会有小的进展，但难有大作为。只有跳出西方发展的三界外，不在西方发展的五行中，才能真正地“超英赶美”。在这个意义上，“特色”不是一种借口，而是一种本能、一种策略。
随着中国的发展，迟早会与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对于这一点西方社会是不愿意接受的，所以找了很多的借口来妖魔化中国的发展。但对这一点，中国社会是不能让步的。韬光养晦绝不是甘居其下，没有地位的平等何谈民族的复兴。中国的发展不去威胁别国，不去干涉别国，但别的国家也不能阻挡中国发展的步伐。西方社会必须学会接受并适应一个与他们平起平坐的中国必然存在这一事实，甚至因为这一事实他们需要收敛一些嚣张的行为，放弃一些既得的利益。中国社会明确传递这样的信号，让西方社会尽早认识、尽早适应，可以打消西方社会一些不应该的侥幸之念与欺瞒之心，也可以让中国社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与摩擦。
（三）和谐相处：“普适”不是一种教义，而是一种状态、一种模式
比较多地强调中国与西方社会的不同之处，是因为我们已经深刻地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我们并没有否定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之间更大的相同之处，毕竟同为人类社会不会没有共同的东西、共同的要求。但中西方社会之间的共同究竟是什么，尚需要进一步认识。简单地把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的东西当作“普世价值”强加于中国社会，既是一种无知的独断，也是一种臆想的狂妄。
其实，就现阶段的世界来讲，与其从抽象教义的层面理解“普适”，不如从社会状态的层面看待“普适”。站在这一角度，和谐相处就成为更有现实意义的“普适价值”。只是这一普适价值里并没有什么独断的教义，而是一种状态、一种模式。
首先，世界和谐相处是可能的。我们以中美两国为例。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东方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又是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则是一个基于西方文明渗润的、新兴的、移民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国情决定了中美两国的文化必然会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与截然不同的内涵。但是中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文化价值观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条和谐相处、和平发展的道路；美国社会所崇尚的自由、民主、平等、竞争等理念也造就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发展模式。暂时放下社会根本制度的差异，这不同的发展路径之间不必然你死我活，可以求同存异。
其次，世界和谐相处是互利的。尽管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无论就理念、风格、模式还是具体判断都有些格格不入，但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都体现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内在规律，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对于双方都是很有意义的。
比如，中国文化中“仁爱”的精神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改变霸权思维，与民族国家和平相处具有极其现实的意义。现在西方社会对恐怖主义大为头痛。其实，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一些民族、一些政治组织、一些社会群体对于现有国际秩序与格局的不认同、不满意。西方大国出于自己的利益和为了维护有利于自己的现有国际秩序，以所谓“国际公理”“人类普遍价值”，向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民众强加自己的价值观、文化观乃至宗教观，其他民族和群体稍有不接受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进行大肆讨伐，这当然是不能为其他民族和群体所接受的。如果西方社会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充分尊重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意愿，以“仁爱”的情怀共同建立一个友爱、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国际恐怖主义自会彻底消除。
对中国来说，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理念并不是西方文明的特权，而是人类文明成果的精华之所在。剔除西方社会在这些理念中所附加的西方意识形态，其在保障权利、实行民主、实现自由方面确实有相当有价值的方式、方法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以立场原则的坚定不移和开放宽容心态的有机统一，既守住中国自身文化价值的根本，又充分借鉴吸收西方文化的有益成分，对中国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这样一种借鉴的典范。
再次，世界和谐相处是长期的。有人会问，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成功会不会取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呢？有的西方学者业已得出肯定的判断。但我们的回答是，在可预计的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与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之间不存在谁终结谁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模式的成功，不是消除了西方社会发展模式，而是提升了两种发展模式之间相互竞争的水平。至于更长时间跨度下会是什么结果。我们不妨借用邓小平一句话，“我们的后来人比我们更聪明，他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的。”过早地宣布中国模式对西方发展模式的取代，对中国发展是不利的。我们不这样讲，也不赞同外国人这样讲。
二、毛泽东的精神遗产：红色文化的接续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本来是一个很骄傲的表达，但这些年来也确实有了一些不同的味道。比如在毛泽东有生之年，中国社会既感受过其伟大带来的辉煌，也承受过其错误导致的苦难。社会有些怨言也不是没有道理。其实，用现代经济学的话说，毛泽东之于中国实在是一种尚不能完全穷尽其功能的资源，其价值、其意义甚至远不是我们现在所约定俗成的种种判断能概括。尤其是在他百年之后，特别是经过30多年的时间流逝与社会变化，将一些情绪性的、阶段性的、表象性的、技术性的东西洗刷掉之后，在毛泽东身上所蕴含的形而上的和文化性的意蕴就逐渐凸显出来了，这是一种品质，也是一种精神，还是一种灵魂。
如果中国社会与民众从思想的角度而不仅仅从结果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而不仅仅从政策的角度，从理念的角度而不仅仅从操作的角度，来体悟毛泽东、认识毛泽东、理解毛泽东，发掘出一些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有益的理念，作为一种红色文化的传承体现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这恐怕就是对毛泽东最好的纪念了。
在这里，我们仅谈三个具有丰富文化意象和符号意义的理念：“信仰”“教化”“创新”。
（一）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人需要有信仰，社会需要有信仰，一个领导社会与人的政治家更要有信仰。
毛泽东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少年时候受母亲的影响曾经对佛教发生过兴趣，后来还有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影子。但可贵的是一旦真正做出了选择，就义无反顾。毛泽东说过，“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用他的一生证明了这一点。不仅毛泽东自己，连他全家的人都投入到了这个事业中来。毛泽东的家庭有七个人把自己奉献给了他们的信仰。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的独立，中国人民的解放，社会主义的建设，共产主义的实现这些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仅是他矢志追求的目标，更是他全部生命意义的价值所在。为了这一信仰，他可以放弃一切。所以就有置生死于度外赴重庆谈判；所以就有冒险留在陕北牵制对手以赢得全局战略主动的行为；所以就有让毛岸英率先入朝捐躯沙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