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在全球资源采购中会出现这样的窘境呢？国家发改委2004年、2007年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中，对我国2003年、2006年GDP与消耗的资源能源状况作了分析。2003年中国创造的GDP占世界GDP比例不到4%，却消耗掉当时全球7.5%的石油、27%的煤、30%的钢材、40%的水泥等。2006年中国创造的GDP刚刚达到全球GDP的5.5%，我们消耗了8.5%的石油、40%的煤、40%的钢铁、50%的水泥。如果中国发展的资源消耗方式不变，要达到2020年占到全球GDP20%的理论目标时，就意味着我们要消耗掉全球石油储量的85%和全球的几乎全部其他矿产资源。那时，就是中国人想这样干，国际社会同意吗？所以，高消耗我们难以为继。
再看高污染。这些年，小造纸厂确实能换点钞票，大管子把废水排到河里面去；小水泥厂，能赚点钱，大烟囱把废气排到空中。腰包好像鼓了，但蓝天白云离我们越来越远，青山绿水已经成为我们记忆中的事情。目前我国河流的污染率达到99.7%，除此以外还有土壤污染、大气污染。过去，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崇洋媚外，可是当今天我们再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时候，科学家说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月光通过大气照到地球上，如果大气是透明干净的，那么光线直射下来，月亮的轮廓就很清晰；如果大气中有各种浑浊的颗粒，那么光线就会发生折射，所以我们看到的月亮周边出现毛边；如果大气颗粒达到一定密度后，我们看到的月亮甚至会有些变形。一句笑话成为现实的背后，是如今环境的严重污染。
有些同志说，虽然破坏环境不应该，可发展经济怎么能不破坏环境？我们可以先发展后治理嘛！只要发展了，有了钱，再来治理就可以了。先发展后治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泰晤士河污染了，仅仅恢复生态就花了一百年。难道我们中国还要走别人的老路吗？有些时候，就算有了钱，进行治理，可能不能达到效果，还是个很大的问题。北京奥运会那20多天的蓝天、白云，是靠什么换来的？先是汽车单双号限行，紧接着北京的大工厂停工，到最后连小饭店都不让开门，连周边省份也是停工的停工、停业的停业。如果环境保护要以经济发展的停滞为代价，那么要环境干嘛？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经济增长一定要以环境为代价，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有什么用？但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在这两难中选择？因为我们的发展方式出了问题。我们的发展是一种高污染的发展，要经济，没有环境；要环境，没有经济。
面对这样的情况，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要创新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我们要走一条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兴工业化之路，我们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我们要搞循环经济，要建设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在发展模式方面给予了我们科学的解答，为我们指出了一条科学的发展之路。
（三）关于发展的战略取舍
发展是要有战略的，不同的战略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这些年来，有两大战略支撑中国社会的发展。
第一个战略，非均衡发展战略。由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财力、物力有限，不可能在短期内让13亿人都共同富裕，不可能让960万平方公里都同时发展，所以我们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一条非均衡的发展道路。这一战略同样为中国社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同样也带来了三大问题：城乡巨大差距、区域巨大差距、社会群体巨大差距。这三大差距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问题，更多的是社会政治问题。
我们就以城乡差距为例。城乡差距其中一个指标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一个社会中的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直接取决于他能挣多少钱。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开始搞“一五”建设，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时候，当年城镇居民一年收入235块钱，农民73块钱，收入差距比例为3.22。这个差距比较大。但没有办法，中国社会刚刚经过8年抗战，3年国内战争，好不容易太平了，还没有开始搞建设，朝鲜战争又爆发了，不论是出于国际主义考虑，还是战略考虑，我们都要进行抗美援朝。三年下来，我们欠了苏联很多债务。可是当时中国还必须迅速完成两大使命：第一，必须尽快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没有工业化做支撑，不可能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立起来；第二，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因为当时的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没有国防做支撑，连政权都保不住。可是解决这两大问题都需要钱，钱从何处来？我们告诉群众，先勒紧裤腰带，把这两件事干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说了，只要中国经济不崩溃，绝对不让城乡差距收入再扩大。这一代共产党人说到了，也做到了。尽管后来中国经济发展并不是特别乐观，甚至用现在的话说，一度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可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再也没有拉大过，甚至有开始缩小的态势。
真正开始缩小是1978年。1978年，中国改革从农村改革开始，中国农民感受到了中央政策的威力，结果当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例一下子就缩小到了2.37。中国农村改革的好日子大概就是五六年时间。1985年是我们中国农村改革的辉煌顶点，也恰好是城乡收入差距比例的历史最低点，1.72。从1985年之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迅速拉大。到了1990年，基本上回到了1978年的水平。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为了农民增收，想了不少办法，粮食直补、减免农业税，能做的都做了。可是在巨大的非均衡发展的惯性趋势下，城乡收入差距还是被无情拉大了。到2007年的时候，城乡收入差距比例达到了3.33，而且拉大的态势还在继续。这些经济数据背后反映的是社会政治的深刻矛盾。
面对非均衡战略我们要自省，是不能？还是不为？不能，是因为没有能力，这可以理解。但如果不为，恐怕就是良心上的问题了。在50年前，如果说不能，可以理解。经过60多年建设、30多年改革发展，在取得这么重大成就的背景下，再说不能，只能被认为是偷懒和偏心。
在这里，我们顺便谈一下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
从“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把“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作为到2020年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提法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各种文件报告中。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由于我们一些同志对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认识尚未真正到位，加之一些惯性思维和疑虑，使得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往往说得多，做得少，甚至只说不做。
比如，我们一些同志从道理上不反对公共服务均等化，但往往在财力问题上做文章，总是强调我国目前财力尚不能做到公共服务均等化。认为过早、过多地提均等化，会吊高群众的胃口，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压力。我们承认目前我国的财力确实还没有达到财大气粗、绝对丰盈的程度，但基数也不能说小，2006年我国共入库税款37636亿元，增长幅度达到21.9%；2009年达到68477亿元，翻了接近一番。力不从心固然在力，也在心，多大的财力才算够是没有一个绝对标准的。在这里关键是一个意识与观念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真正以人为本，心中装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真心实意地意识到应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否能有决心把花在其他方面锦上添花的钱用到公共服务上来雪中送炭。
我们这些年来，政府在经济建设中扮演很重要角色的同时，也意味着将大量的公共财力用于一些具体的经济项目建设。这些年来GDP中政府投资率高居不下就是明证。其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日益普及的情况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的情况下，在社会上已经有大量民间财力要求参与经济建设而且日益迫切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将主要精力与财力转到公共服务上来，既不与民争利，又可为民服务。这样一进一退，马上就会有大量的资金凸现出来。
而且我们提出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也不是要求一夜之间就全部实现。所谓“化”本身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也不要求一蹴而就。更进一步，我们在“公共服务均等化”之前还加了两个字“基本”，这就意味着我们目前的均等化不是不切实际地一刀切、一般高，也不搞绝对平均主义。只是要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努力，把这些年来在公共服务方面拉得比较大的差距逐步缩小，让不同区域、不同群体所分享的公共服务大体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同步。以后随着国家财力的不断增加，逐步增加国家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上的财政投资规模。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所需财力并不是一个不可接受的天文数字。
还有些同志总认为把钱投在大城市效益好、回收快，投向农村见效慢、不赚钱。其实同样的项目，在城市与农村投入是大不一样的。比如修一条公路，固然我们可以花大钱去修高等级的高速公路，也可以花很少的钱修一条普通的三级公路。而在解决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村人民群众基本交通需要方面，一条三级公路足矣。从这个角度看，其实现在在农村进行公共投入成本可能更低。
所以，我一直向我们的党员干部表达这样的理念，我们要带着感情去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共产党人要对中国农村、对中国农民、对中国中西部落后地区讲良心。
好在这样的理念已经体现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中。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要统筹区域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可以继续加快发展，但中部要崛起、西部要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要振兴，全国一盘棋；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更加注重公平正义，更加关注民生建设，解决社会群体之间的财富不合理差距。科学发展观，在发展战略方面走出了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均衡发展战略。
第二个战略，发挥比较优势的战略。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我们可以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为世界打工，做世界工厂，赚世界的钱。这些年来的发展，不能说我们没有赚到世界的钱，2万多亿的外汇储备不都是赚来的钱嘛？可是我们这点钱，赚得太辛苦了！
由于中国跟美国、欧洲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美国开始叫嚣中国“威胁”论。可一位美国学者在研究中美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后，认为以中国跟美国目前产业结构的差异，中国发展得越快，对美国越有好处。他以罗技鼠标为例。
罗技鼠标，在中国苏州生产，每年生产2000万个，这2000万个鼠标又全部卖到美国去。这就是所谓的两头对外。一个罗技鼠标在美国市场上卖40美元，可是这40美元是怎么分布的？首先，在中国加入WTO背景下，得保护知识产权，生产罗技鼠标，使用罗技公司的品牌、专利，就要交专利使用费和品牌使用费，于是交了20%，就是8美元。其次，鼠标到达美国得有一个物流过程，经销商、批发商、零售商，哪个环节都要钱，就这样又交出37.5%——15美元给人家。那么剩下的就是中国的吗？应该是但实际上不是。这个鼠标与其叫“中国制造”，还不如叫“中国组装”。因为鼠标里面有一些元器件我们生产不了，还得再买另外一家美国公司的，于是又给别人35%——14美元。最后只剩下7.5%，也就是可怜的3美元是中国的。而这意味着中国苏州先要掏钱从农民手里把这块土地给征上来，还要掏钱在上面搞开发区，所有这些钱以及地方政府的利税、企业的利润、工人的工资钱以及水电等消耗，都在这3美元里。
这个案例是美国学者提供的。美国学者对中国产品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所占的利润分配额已经高估了很多。实际上，有很多中国产品的利润连7.5%都到不了。前任科技部长徐冠华就曾经说过，中国目前是世界PC大国，全世界75%的计算机硬件是中国生产的。可是我们是PC大国，不是PC强国，主机、机箱、显示器等一整套生产下来，我们就得到50块钱加工费。
难道是比较优势战略错了吗？学过经济学的同志都知道，比较优势战略是国际经济贸易里面最基本的原理。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事例说明什么叫比较优势。比如说有张三、李四两个人，张三特别会做衣服，他的比较优势是做衣服，一天能做五件衣服，又时尚又舒服。李四会做鞋，他的比较优势是做鞋，一天能做五双鞋，又耐穿又好看。但张三不会做鞋，李四不会做衣服。大家知道人又要穿鞋又要穿衣服。如果两个人不合作，那么张三花一天做了五件衣服，又花了五天时间做了一双蹩脚的鞋。同样，李四一天做了五双鞋，也花了五天做了一件难看的衣服。两个人一合计，为什么不合作啊？于是，张三专门做衣服，李四专门做鞋，结果还是六天时间，张三有30件衣服，李四有30双鞋，一件衣服换一双鞋，张三、李四各有了15件衣服、15双鞋。社会财富得到极大的增长，张三、李四的福利得到极大的改善，靠的就是发挥比较优势、分工合作。
那么，为什么中国运用比较优势原理参与国际竞争时得到的却是很可怜的收入呢？原因在于比较优势战略里用于交换的劳动价值必须处于同一个层面。就是说，张三做件衣服的劳动可以跟李四做一双鞋的劳动进行等价交换。但现代经济发展中，不同劳动的价值发生了像原子一样的裂变，劳动价值差异是天壤之别。中国一个打工者一天干十七八小时下来能拿到25块钱人民币，已经很高兴了，他能跟比尔·盖茨干一天去比吗？网上有个笑话，假设比尔·盖茨一不留神从口袋里面掉了100美元到地上，他是不会弯腰去拣的，因为弯腰的这两秒钟里，他能创造2000美元的价值。同样都是劳动，为什么有的劳动那么值钱，有的劳动那么廉价？因为劳动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如果中国永远满足于这种低层次的为国际社会打工的角色，那么结果会是什么样？世界打工者这个地位，让中国在国际社会能得到什么？现在国家的地位已经不完全靠武力来决定了，更多的是由其在国际产业结构中的分工地位决定。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在国际产业发展中占领制高点，那么我们有可能越发展越可怜，越发展越成为世界的最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