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在内蒙古草原上曾集合了一个数十万人的知青群体，他们大多是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呼和浩特等城市的中学生。
内蒙知青的文学创作，基本集中在1967-1972年之间，此时作为知青群体总体的情绪比较高昂、向上，生活也相对单纯、充实一些，产生出不少的小说、散文、诗歌。在1972年之后，知青扎根思想已基本上动摇，不少人已回城，这是一个思想、情感比较动荡的时期。不少知青在当地成了家，朋友分裂，命运波动，男婚女嫁。生活复杂错综，艰辛、迷茫的内涵，在知青面前有了更深入的展示，可是，当时绝大多数知青迫于生存，已无暇着笔写作。所以，作品的数量也大大减少。
在内蒙牧区知青中，产生了一批记录知青生活的优秀散文和旧体诗。特别是旧体诗的创作，有比较丰厚的收获。
1．长篇小说的创作
就目前有限的材料，在牧区有两部夭折的长篇小说《疾风劲草》（北京王琪）、《雄鹰展翅》（北京赵兼妩）。两位作者都是北京女知青，高二、高三学生。
这两部小说代表了一类作品，为了能公开发表，被迫按照“文革”中的创作模式，塑造高、大、全的英雄的形象。小说内容为知青在内蒙牧区接受贫下中牧教育，锻炼成长的经历。《疾风劲草》小说写出后，王琪曾在知青中征求意见，大家反映，拔得高了，有一点玄。作者拿到北京某出版社编辑部，编辑却说拔得还不高，还要拔高。
王琪在回忆文章中说：她为了写这部长篇小说《疾风劲草》，牧羊时抓空写作，把马缰绳挽了个结套在自己脚上，正在写作中间，一只牛虻叮咬马腹，马赶蝇时将马嘴插进了马镫子，马狂怒打转，王琪被拖倒在地，马蹄乱踏，缰绳越缠越紧，王琪急中生智下死劲地将靴子挣脱，才算侥幸逃生，可是肋骨已被马蹄踏断。
王琪等人的创作经历，反映出当时知青进行创作的艰辛和屈辱。
2．手抄本小说：《一年》
《一年》约四万字，作者：王维本，阿巴嘎旗北京知青。当时知青对时间很敏感，所以用时间命名的小说不少。（如：老鬼在内蒙兵团时就已动笔的长篇小说《血色黄昏》，原名《八年》）这部小说，比较真实地反映出了当时内蒙知青复杂的内心世界。
小说《一年》，以几名男女知青去“赶考”为线索展开。为了参加招考工农兵大学生的考试，几个知青在北京至张家口之间的一个小车站等车，一直等到天亮火车才来。在车站之夜，几名知青的交谈，展示出理想主义、注重实际和自私自利等思想的交叉、冲突。但是，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失落感。其中有一句对话，“知青是大地的流浪者”。招考的结果，一对男女知青，女的上了大学，男的因为出身问题没有上成。
男知青大关在孤独、失落中把感情转移在一只狗身上。为了救狗，在一次大火中，他被烧伤住进医院。女友小静去医院看望大关，但终因两个人的地位已有天壤之别而分手。大关最终伤重离世。
在小说中，塑造了大关这样一个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经过现实严酷打击变得比较成熟、冷静的青年。大关数学很好，渴望知识，却无法迈入学校大门。一腔热血报国无门。他内心的矛盾、孤独、迷惘，特别是内心燃起的愤世情绪，都具有典型意义。与此同时，作者还对比地写了自私的“大个”和内心痛苦、彷徨又不敢跨越现实的小静。
这部小说在阿巴嘎旗知青中流传，读过这部小说的知青说，《一年》反映出了1971年后，内蒙知青普遍的思想动荡。
3．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的散文创作
在内蒙知青创作中，散文占有很大比重。其内容主要反映知青在边疆的生活场景。
在《草原启示录》（内蒙知青群体回忆录）中收入的李三友《放羊第一天》，就是一篇优秀的散文。这篇文章选自《阿巴嘎的春天》中的一章。原文有十章，写于1974年。过了18年，再读此文，其文学水平仍然是一流的。
在同一回忆录中收入的李大同《雅干锡力日记》，写于1973年夏。说是日记，实际上是散文。其中“赛马”一段，在“文革”中曾被旗内知青加以传抄。它显示出了内蒙知青在文学上的坚实功力。
《阿巴嘎的春天》生动、细腻地记述了草原生活的一个个奇妙的瞬间。
“天已亮，包里蒸汽腾腾，一柱金光透过门窗，斜在我的炕旁，一看表，8点，就呼地一下坐起来，把正喝茶的老头吓了一跳，‘睡得好吗？’他转过头对我笑着。我边穿衣服边应着，隔着白气听到淖尔金仿佛又在用勺不住翻腾锅里的茶。这个动作真成了她的嗜好，仿佛会从搅出的白气里见到极乐世界似的、我顺着光柱摸到门，淖尔金喊：‘喝茶！喝茶！’我说了两声‘知道’，‘嘭’地关上门出去了。里面根登很自信地对老婆说‘人家解手’。
呵，多好的天！晴空万里，太阳已经老高了。白茫茫的草原晃得人睁不开眼，远处胡伟的额尔登乌拉山蒙着一层淡蓝色的雾气，小鸟藏在四面八方不停地唱着，根登的牛群卧在前面霜雪闪亮的草丛里吐着白气，有几头站着伸懒腰。我的马在东梁上吃草，嘴巴粘在地上一动不动，像雕像一样。”
--《阿巴嘎的春天》
《雅干锡力日记》记述了知青同一匹青马的感情。讲述了一匹野马经过驯养、训练最后成为全旗那达慕大会第一名的故事。其中知青与草原、与牧民血与肉的亲情渗透纸背。
“我抖擞起精神牵着青马走向主席台，只觉得全场所有目光和议论都集中在青马、马上的孟克和我身上，我浑身燥热……
附近最有名的唱马人那木吉拉老汉骑上一匹高大的白马，站在授奖马队的面前开始为大会唱马。当老人用富于音乐性和节奏感的蒙古语盛赞干青包勒和北京思赫腾（知识青年）时，我把脸紧贴在青马粗壮的脖子上，热泪夺眶而出。”
--《雅干锡力日记》
在阿巴嘎旗写散文（一般为记述文）的知青不少。当时传阅的散文还有：《小青马》、《打狼》、《五年》等。
4．《马背上的歌》和《扎洛集》
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满都宝格牧场，有一个写诗的知青小圈子，由北京二中知青邢奇、施小明、刘玉平、陈达实、董士芳五人为骨干。在1971-1972年期间他们曾将自己所写的“半旧体诗”（邢奇语）编在一起，命名为：《马背上的歌》，共出了三集，合71首。诗集都是用复写纸复写的，裁纸钉成一本。
《马背上的歌》逐渐流传开来，在东乌珠穆沁旗后来又出现一本知青诗集《扎洛集》（80首）（注：扎洛--蒙语知识青年）。主要以原《马背上的歌》为主，又收入旗内其他生产队知青的半旧体诗若干首。《扎洛集》是油印的，数量多，流传的也就更远了。
邢奇、施小明等人，为北京二中初三学生，分在一个生产队。当时分到内蒙牧区的二中学生有389人，邢奇所在队有39名知青，二中的有15人，因为邢奇等人以前有些古文底子，加上放牧时的极端孤独、寂寞，邢、施、刘、陈、董五个人常凑在一起写诗，周围生活中的任何事情，无不能入诗，如施小明对上面领导人对知青冷暖、死活不顾不问，写出的打油诗：“囊中有米寥寥可数，零肉碎骨暂充饥肠……甚叹也，便如何敦促，重开新章。”
邢奇对团长下队向蒙古老乡要羔皮、黄油一事，写有打油诗“百里迢迢，团长驾到，吉普串包，……喇叭响，载坛坛罐罐，得胜还朝。”
邢奇在支边时（1975年）曾写有长篇散文，记述知青在牧区的生活，这篇散文的一小部分后来在编辑《草原启示录》时，曾被收入启示录。在这篇文章中，邢奇介绍了几段北京知青写打油诗的情形。
小Q蒙语很差，便去请教一个学得较好的“大公”。大公给他提供了不少蒙文词，小Q受益匪浅。大公得意之余说道：“本人最近做了首蒙文诗。”于是大公摇头晃脑将此诗慢慢吟将出来：
俄诺 吉勒 握拉码
加斯 依和 奥布斯 巴嘎
乌呼鲁 也布怪
浩尼 更埃那
翻译成汉话就是：
今年真不得了，雪大草少。
牛走不动，羊更害怕。
蒙文诗如此朗朗上口，使小Q不胜钦佩，便写了一首打油诗，呈给大公。诗曰：
我与牧民话不通，忙去请教高材生。
此人住处不算远，他的外号叫大公。
找上门去一攀谈，名声果然不虚传。
见我虚心来求教，便开腹贮示愚顽。
日常蒙语无不知，而且能做蒙文诗。
摇头慢慢吟出来，此时意态颇矜持。
劈头一个感叹词，突兀不凡露天资。
如此大才谁不赞，不由弟子不尊师。
“哈哈哈”，大公得意地笑了。
后来小Q碰见了一个懂汉语的蒙古族干部，给他背了大公的蒙文诗。那人听了，仰天大笑。“怎么样？不错吧？”小Q急着问。不料那人说“这叫什么蒙文诗！蒙文诗不是在句后，而是在每行头一个词的头一个音节上押韵的。”
春节的聚餐是很热闹的，放羊的各包留下一个下夜的，其余的都参加了。羊倌、牛倌、马倌，济济一包，凑了十几个人，这在牧业队已经很难得了……
最后吃的是炸糕，红糖馅，用牧民给的黄油调的。由几个公认擅长烹调的操持，他们垄断了案板和油锅，不容他人插手。于是闲着的人就天南海北地聊着。当第一批炸糕出锅的时候，人多糕少，一个人提议作宝塔诗，谁先续上谁就吃。大家齐声说：“高！”这个“高”字就作为宝塔顶尖定之韵。立刻有人叫出“炸糕”，同时伸手就去抓。当宝塔续到第九层的时候，炸糕已经出了第二锅，足够吃上一轮的了，而且大家已经满足了宝塔的高度。于是在对宝塔诗极其兴奋的回味中共进炸糕。
那首宝塔诗是这样的：
高
炸糕
赶快捞
里嫩外焦
香气往上飘
充满了蒙古包
顿时肚里馋虫闹
馋得我口水往出冒
续不上诗你就吃不到
至今邢奇还记得那续第九层的，掰着手指一字一顿地数出那九个字时的得意样子。当时，满蒙古包都哄堂大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