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峡工程的设想与争论
1949年夏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挥师南下，新中国政权正在酝酿诞生的时候，万里长江突发大洪水，荆江大堤险象环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始考虑治水、治江和防洪的方略，从根本上解除洪水对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威胁。1950年2月，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在荆江大堤南岸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计划，当听说工程使用寿命只有二十年时，毛泽东说了一句：“二十年够了。”当即拍板定案。该工程于1952年动工建成。但在毛泽东看来，荆江分洪工程不过是权宜之计，是救急的过渡性治标工程，要想一劳永逸，根除水患，必须在长江上游的峡谷地区筑坝建水库，将多余的洪水拦蓄在山区人烟较少之地，从根本上解除洪水对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威胁。
（一）三峡工程的酝酿
1953年2月，毛泽东为了谋划治水大业专程南下，特邀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到“长江号”舰上长谈。毛泽东当时指着三峡口上说：“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在这次谈话之后，林一山马上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进行调查研究，看看能否在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岷江、嘉陵江、乌江四大河流兴建水利工程代替三峡工程，来解决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调查的结果发现，这四条河的建设工程仅能控制长江上游的局部地区防洪，而从这四条河到宜昌的大约3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的防洪问题则无法解决。因此，修建三峡工程对根除长江水患仍是必须的。
1954年，长江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使形势急转直下。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开闸分洪，虽对江洪有所缓解，但中南重镇武汉仍然危在旦夕。武汉关水位达到29.73米，洪峰流量76100立方米／秒，均为1865年有水文记载以来的最高值，其水位比1931年的破堤水位高出2.84米，其洪量相当于黄河、淮河、海河三大水系总洪量的10倍。数百万军民昼夜奋战，拼死抗争，终于保住了武汉，免除了灭顶之灾；但长江、汉江干堤仍有64处溃口，损失十分严重，仅湖北境内受害农田就达两亿多亩，受灾人口九千多万，死亡三万多人，南北大动脉京广铁路中断正常营运一百天。
千百年来带给两岸人民无限希望和富足的长江，也带给了人民无尽的灾难。1954年的大洪水，已经是长江对新中国领导人的第二次严重警告了。
大灾之后，毛泽东亲临武汉视察。他挥笔写道：“庆贺武汉人民战胜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的洪水。”大汛过后的1954年12月，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在京汉铁路的列车上专门听取林一山等人关于三峡工程技术问题的汇报，决定约请苏联专家来华支援。当时在座的还有***、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这说明，毛泽东欲将三峡工程提上议事日程了。
1956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时赋诗曰：“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在毛泽东的感召下，加上此时协助编制长江流域规划和研究三峡工程的苏联专家已经来华，并已开始工作，于是三峡工程上马的论证工作全面展开。
（二）论证工作的全面展开
1958年1月，党中央在南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三峡工程的造价问题。毛泽东提出：“少装机，少投资，先修大坝防洪。”修建三峡工程应采取“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毛泽东还委托周恩来亲自抓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三峡建设要“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并委托周恩来亲自抓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当时，毛泽东伸出四根手指笑着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来抓三峡工程，一年抓四次。”
会议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那就是“林李之争”，他们就三峡工程能否上马问题展开了一场辩论。其实，早在1956年，时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的林一山和时任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局长的李锐就有过争论，但当时由于各自的文章发表在专业刊物上，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这次会上林一山讲了两个小时，讲了三峡工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李锐则讲了半个小时，认为目前上三峡则是不科学的。待两人都讲完之后，毛泽东说：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俩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
第三天，林一山交出约2万字文章，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 李锐交卷的文章8000字，题为《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十五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两人各自的观点仍然照旧，不过是比发言更加细化而已。第三天晚上，仍在原处开会。与会者已将两篇文章看过了。毛泽东先讲，说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素来欣赏人才的毛泽东还要李锐当他的秘书。
南宁会议之后， 1958年2月27日，由周恩来亲自主持，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参加的三峡工程会议在武汉长江江面上的“江峡”号客轮上举行。因为是一边考察，一边开会，所以被称作“三峡现场会”。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是长江三峡大坝选址。
会后，周恩来等从武汉溯江而上，视察荆江大堤和三峡规划中的坝址三斗坪。几天后，在成都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展示了他实地考察带来的中堡岛岩芯，三峡坝址由此确定选在三斗坪。
重任在肩的周恩来则争分夺秒，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全面部署三峡事宜。他在率队察勘三峡，为成都会议提出决议草案之后，又为三峡论证采取了两项措施：
其一，根据中央决定，为了加强对三峡工程和长江规划的领导，组建“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未正式成立)，由周恩来兼任主任；“长江水利委员会”改组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由林一山任主任。
其二，由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牵头，成立了由张劲夫任组长的三峡科研领导小组，以便组织和领导全国三峡科研工作。
1958年3月，在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周恩来做了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意见》明确提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但也否定了三峡工程近期上马的提案。
1958年3月30日，毛泽东乘“江峡”轮视察三峡。他向身旁的船员们说：“有些地方航道仍然不好，在三峡修一个大水闸，又发电，又便利航运，还可以防洪、灌溉，你们赞成吗？”船员立即回答：“太赞成啦！修了水闸，航行就更加方便了。”毛泽东执三峡之牛耳，超脱坦荡。
1958年6月，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第一次科研会议在武汉召开，82个相关单位的268人参加，会后向中央报送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科学技术研究会议的报告》。
同年8月，周恩来主持了北戴河的长江三峡会议，更具体地研究了进一步加快三峡设计及准备工作的有关问题，要求1958年底完成三峡初设要点报告。会议还明确指出：“为1961年做好准备。”从这一年开始，军事部门开始做长期的、大量的工程防护试验研究工作。
就在各项前期工作紧锣密鼓地向前推进，三峡工程上马指日可待的时候，毛泽东却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诧的问题——水库寿命问题，使兴建三峡的热潮骤然降温。
1958年夏天，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宾馆召见了林一山，特别问到三峡水库寿命的问题。林一山依据此领域的一般规律，回答说：三峡水库大约可以运行200—300年。听到这里，毛泽东心里一沉。稍停片刻，毛泽东不无惋惜地说：“这样大的工程，千年大计的工程，200—300年就淤死了，很可惜。”
在毛泽东看来，大型水库应当经“千年”而不衰，可以长期使用；200—300年的使用期实在是太短了。用周恩来的话来讲，三峡工程应当“千秋万代”都能安全使用，不会出问题。既然三峡水库是“千年大计”，要管千秋万代，那就一定要“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确保长期使用，否则，宁可缓建或不建。
（三）一波三折
正当三峡工程论证进行当中，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同时，国民经济困难局面的出现和持续打断了三峡工程论证的正常步伐，随后，“文化大革命”爆发，“珍宝岛事件”导致边境冲突，国际形势骤然紧张，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准备打仗！”发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这些成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三峡工程问题便不可避免地被束之高阁。1969年，张体学向毛泽东请示三峡工程时，毛泽东忧心忡忡：“现在不考虑修三峡，要准备打仗。要考虑脑壳上顶200亿立方米水的问题……”
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前，三峡工程设计和勘探工作从未停止，但由于上述种种因素的羁绊和冲击，毛泽东在有生之年终未能展开三峡宏图。
20世纪80年代之初，正是中国拨乱反正、实行改革且面向世界敞开国门之时。这时，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工程初战告捷，大江截流成功，一期工程基本建成，七台机组全面投产。正是基于上述有利条件，“长办”主张乘葛洲坝工程奏凯的大好时机，一鼓作气，拿下三峡工程。
在水电部长钱正英的支持下，林一山带领庞大的设计队伍，夜以继日辛勤劳作，于1983年3月编制完成《三峡水利枢纽正常蓄水位150米可行性报告》，坝顶高程165米，利用超蓄水位至160.7米，可防御百年一遇洪水保护荆江大堤的安全。装机容量1300万千瓦，年发电量650亿千瓦时，水库移民33.3万人。此报告也被称为“150方案”。
1984年4月5日，国务院于原则批准了“150方案”。
1985年3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三峡省筹备组的通知》，《通知》说，正在筹备兴建的长江三峡，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工程。为了保证三峡工程顺利建成，妥善安排库区移民，加快三峡地区的经济开发，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有建立三峡省的必要。在三峡省正式建立前，先成立三峡省筹备组，并建立党组。筹备组由李伯宁等八人组成，李伯宁任组长和党组书记。此事一出，犹如箭在弦上，在许多人看来，三峡工程上马仿佛已无悬念。
但在1984年9月，重庆市人民政府报告国务院，要求将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提高到180米，以便万吨级船队可直达重庆港。交通部也持同样看法。原来期待中的事情又发生了变化。
1985年4月，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在京召开，167位政协委员就对三峡工程问题单独或联合提出17件提案，建议缓上三峡工程。周培源、孙越崎、侯学煜等政协委员向中央上书题为《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的报告，列举了工程的投资、防洪、泥沙淤积、航运、发电、移民、安全等七大问题。李锐也再度上书中央领导，建议三峡工程在重大问题尚未圆满解决以前，考虑暂缓兴建。
由于在1985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多位政协委员对三峡工程的建设投了反对意见，使得三峡上马暂时搁浅。其实，三峡工程的兴建一直是备受海外关注的问题之一。在1986年3月31日，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先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邓小平会见时，曾向邓小平问起了三峡工程问题。邓小平说：“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绝不会草率从事的。”邓的这番讲话间接否定了“150方案”。
（四）一锤定音
鉴于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党中央和国务院于1986年6月联合发出《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进一步扩大论证，责成水利部重新提出三峡工程的可行性报告。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同志宣布，成立三峡工程论证委员会，对三峡工程的实施方案进行重新论证。水利电力部随即成立了长江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
1990年7月6日至14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听取论证领导小组关于论证工作和新编可行性报告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中央领导、民主党派负责人、一些学会的理事长、国务院有关部委与湘、鄂、渝等中上游沿江省市及地区的负责人以及特邀代表、专家共178人。会上，绝大部分人同意论证的结论“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更为有利”，少数人有不同意见。最终会议认为：新编可行性报告已无原则问题，可报请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同年12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组织力量审查新编报告，并于次年6月审毕。
1991年7月9日至12日，审查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听取了十个预审组的预审意见。最终，审查委员会一致认为，在重新论证基础上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其研究深度已经满足可行性研究阶段的要求，可以作为国家决策的依据。
1991年8月3日，审查委员会召开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对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的审查意见，认为三峡工程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建议国务院尽快决策兴建三峡工程，提请全国人大审议。
1992年1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认真审议了审查委员会对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意见，同意兴建三峡工程，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199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并讨论了国务院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
1992年3月16日，李鹏总理向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邹家华副总理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的说明》。经过后来的分组审议，人大代表们于4月3日下午大会表决《关于兴建三峡工程决议》。其表决结果是：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25票。赞成票占全部票数的67.1%，超过半数，《关于兴建三峡工程决议》通过。
至此，梦想七十余载，调查五十余年，论证四十春秋，争论三十寒暑的三峡工程议案，终于一锤定音。
二、三峡工程的启动
（一）进军三峡
1992年11月28日，三峡工程的第一炮在三斗坪炸响。葛洲坝工程局召开千人誓师大会，成为军三峡的开路先锋。
1993年5月25日，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的三峡工程初步设计获得通过，并着手进行技术设计。三峡工程右岸一期工程混凝土纵向围堰的基坑开挖，于1994年7月1日在中堡岛破土动工，从此，中堡岛从地图上消失。右岸一期工程随之全面展开。1994年1月15日，三峡一期工程的主体工程三大建筑物，即永久船闸、临时船闸和升船机、左岸大坝和电站的一期开挖工程正式开标。随后，中标的施工单位开始左岸一期工程紧张施工，形成轰轰烈烈的左右开弓的大好局面。与此同时，坝区内的征地移民、场地整平、施工用水用电设施、对外专用公路以及西陵长江大桥和坝区内道路施工等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坝区航运交通指挥部也宣布成立。
为正式开工而作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1993年5月，三峡工程坝区移民第一村——中堡岛新居民点动工建设。在此期间，共完成坝区移民1.2万人。1993年11月底，三峡工程坝址——中堡岛文物挖掘抢救工作结束。经国务院批准，三峡库区最大的重点移民工程——川东天然氯碱工程也于1994年12月28日开工。
经过将近两年的努力，至1994年年底，三峡坝区各项基础设施已初具规模，左右两岸的土石方开挖工程已全面展开。三峡一期工程土石围堰已经完成，一期导流工程具备了浇筑混凝土的条件。三峡工程前期准备工作取得了圆满成功，为三峡工程正式开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4年12月14日，寒气袭人。这一天是三峡历史应该铭记的日子。已消失的中堡岛原址——一期土石围堰内已是人山车海，旌旗招展。南岸山坡上“建设三峡，开发长江”八个火红的大字宛若火炬，引领着三峡建设者的梦想。
一期围堰的堤埂上，临时搭设的主席布置得庄重典雅，背向长江的主席台上方高耸着“长江三峡工程开工典礼”十个大字，格外惹人眼热动情。
9时45分，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邹家华，兴高采烈地出现在主席台上，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嗣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市长黄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慕华，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及中共各部委、长江沿线有关省市的主要领导共100余人，从停靠在主席台后江边的“公主”号客轮登岸，依次陆续在主席台就座和侧立在观礼台左右。
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三斗坪坝区。
10时整，邹家华副总理主持开工仪式，军乐队高奏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会场冉冉升起，在建设者心中冉冉升起！
10时45分，满面红光的李鹏总理面对话筒：“现在我宣布，三峡工程开工——！”
刹时，会场鼓乐震天，人声鼎沸；山坡上黄烟弥漫，21响礼炮连续轰鸣；“公主”号客轮与峡江停泊或过往的轮船一齐鸣笛；一串串五彩的气球腾空而起；一群群放飞的鸽子回旋在工地上空……几万建设大军从此正式开始了世界瞩目的工程建设。
（二）长江截流
至1996年年底，纵向围堰混凝土浇筑已完成总量的88%，达到120万立方米。至此，三峡工程右岸一期工程胜利在望……
经国务院三峡建委批准，1997年11月8日，实施大江截流合龙。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亲临三峡工地截流施工现场视察。李鹏发布截流合龙令，并最后宣布合龙成功。江泽民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大江截流的伟大胜利。
大江截流的成功，标志着三峡工程第一阶段的预期建设目标圆满实现，开始转入第二阶段的工程建设。
从1998年开始，三峡工程转入二期工程建设阶段。
（三）三峡通航
1998年5月21日，三峡工程临时船闸通航；8月27日，二期围堰防渗工程全部告捷；9月12日，二期基坑积水抽干，万古江底首见天日；坝段河床基坑土石方开挖当年基本结束。1998年7至9月，三峡坝区连续出现8次流量大于500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二期围堰工程经受严重考验。
1999年，施工进入混凝土浇筑高峰期，连续三年混凝土年浇筑量突破四百万立方米，屡创世界记录。从国外引进的大型塔（顶）带机及其供料线、胎带机、缆机、拌和楼等现代化设备在混凝土浇筑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中国三峡总公司成立了质量总监办和安全总监办，聘请中外权威专家担任专业质量总监和安全总监。
从2000年开始，金属结构和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伴随混凝土浇筑和灌浆工程相继展开，2001年进入安装高峰。
2002年1月，三峡二期工程的枢纽工程、输变电工程、移民工程三个验收大纲通过审查。随后，三峡二期工程蓄水前库底清理工作全面启动。2002年5月，上游基坑破堰进水；7月下游基坑破堰进水。三峡大坝从此担负起永久挡水的使命。
2002年10月26日，随着最后一仓混凝土浇筑到位，全长1580米的三峡左岸大坝，全线浇筑到设计的185米高程。二十天以后，三峡工程胜利实现了导流明渠截流。
2003年5月29日，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批准国务院长江三峡二期工程验收组的验收意见，同意枢纽工程按期下闸蓄水，船闸进行试通航，首批机组发电。
2003年6月1日，三峡工程如期下闸蓄水，6月10日水库蓄水到135米。2003年6月16日，双线五级船闸成功试通航。2003年7月10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到11月22日，首批6台机组相继投产发电。这标志着三峡工程二期三大目标顺利实现。
从2004年开始的第三期工程，也在紧张的进行中一步一步地接近既定的目标。到2006年5月20日14时，三峡大坝最后一仓混凝土浇筑完毕，这标志着长江三峡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完工，中国已在长江三峡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水坝。
2007年6月11日，右岸22号机组投产发电，是三峡水电站右岸电厂第一台发电的机组。这标志着三峡水电站三期工程开始发挥效益。2008年10月29日，右岸15号机组投产发电，是三峡水电站右岸电厂最后一台发电的机组。至此，三峡水电站26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2009年，除批准缓建的升船机以外，三峡工程全面完成了初步设计的建设任务，通过了正常蓄水175米水位验收，三峡枢纽具备了正常防洪运用条件，三峡工程转入以运行为主的阶段，并全面发挥防洪、发电、航运、补水等综合效益。今年，三峡工程竣工验收的准备工作正在继续展开。
三、解读
三峽工程作为功在当代、泽被子孙的千秋伟业，经过几十年的论证和十几年的艰苦建设，已经初步实现了蓄水、通航和发电的建设目标，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高峡出平湖”的梦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变成了现实。三峡工程是中国人民改造自然、战胜自然的一座世纪丰碑。
三峡工程的考察、研究时间之长，规划和咨询规模之浩大是历史上罕见的，三峡工程在实施过程中遭遇的困难也是数不胜数，三峡移民堪称空前绝后的人文工程，而三峡建设速度也堪称世界奇迹。
在三峡工程的酝酿和决策中，我们看到了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等伟大革命家的名字，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承载了历史的期望和遗憾；我们也看到了林一山、李锐、黄万里、钱正英等科技工作者的名字，正是他们的坚持己见和始终如一，才能使三峡工程的上马论证的更为科学。由此观之，三峡工程不仅仅是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它更是中国人民用激情和热血浇铸的一座世纪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