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个离家的孩子
1925年，爱国诗人闻一多有感于祖国母亲被瓜分割占悲愤地写下了诗歌《发现》，并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香港、澳门是“七子”中的两子，在闻一多的诗句中，香港和澳门是两个离家的孩子，等待归家。从1842年中国丧失香港，到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从1849年中国丧失在澳门的实际主权，到1999年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香港、澳门这两个孩子归家的路走了一个多世纪。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然而，1842年的一场战争再次打破中国疆土的宁静。1842年8月29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下败下阵来，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近代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从此拉开，香港从此离开了祖国的怀抱。
1860年10月24日，中英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给英国。
1898年6月9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地区及附近262个岛屿，租期99年。
1942年12月25日，日军进犯香港，驻港英军无力抵抗，当时的香港总督杨慕琦无奈宣布投降，日本开始对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统治。
1945年9月15日，日本战败后在香港签署降书，撤出香港，英国恢复对香港的统治。
澳门问题和香港问题类似，但早于香港。
1553年，葡萄牙入居澳门。1583年，在澳门居留的葡萄牙人在未经明朝政府同意下，自行成立澳门议事会对澳门进行自治管理，但葡萄牙仍每年付500两白银予明政府以及其后的清政府为地租。
1842年，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英国从中国手中得到了香港岛。葡萄牙政府趁火打劫，1844年9月20日，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宣布澳门为自由港。
1849年，葡萄牙停止向中国交澳门地租及占领关闸，这实际上取得对澳门的实际主权。
从1851年到1883年，葡萄牙先后又占领氹仔、塔石、沙冈、新桥、沙梨头和石塘街、路环、龙田村、望厦、荔枝湾、石澳及青州。
1887年，葡萄牙政府和清政府先后签订《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规定“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区治理他处无异”。
自香港和澳门从祖国分离出去的那一刻起，香港和澳门就是烙在中华民族心坎上的一块伤疤。收回香港和澳门，实现祖国统一，洗刷民族耻辱，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但是历经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香港和澳门依然游离在祖国的怀抱之外。
在北洋军阀时期。1919年，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提出收回香港的议案，由于会议被英、法两个战胜国所把持，拒绝讨论中国的提案。
1921年，中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上又重新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地的议案，但英方竭力反对，借口“没有新界，香港就完全无法防守”。收回香港的问题最终不了了之。
在国民政府时期，1942年，国民政府正式提出要求美国与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借机促使英国与中国也举行类似的谈判。这年10月，中英谈判在重庆举行。但英方在谈判中闭口不提交还香港问题，英国首相丘吉尔表示，“绝不会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块领地”。蒋介石表示条约不包括收回新界，他就不签字。谈判一度陷入了僵局，但蒋介石最终还是妥协了，于1942年12月在《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条约》上签字。然而，这个条约中只字未涉及租借地问题。战时收回新界租借地的交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给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带来了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政府一再声明，香港、澳门一直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19世纪外国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将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未解决之前暂时维持现状。
必须指出，香港、澳门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外国人侵占中国领土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
1972年3月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给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中，重申了这一立场，指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联合国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也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1972年10月，第二十七届联大批准该委员会的报告。这样，就排除了任何国际组织插手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可能性，借口非殖民化，搞什么“独立”、“共管”、“托管”，这也为以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未雨绸缪。
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毛泽东对希思说：“很久以前中国怕欧洲，但这些都成了历史了。”“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说着，他回头问坐在身旁的周恩来：“还有多少时间？”周恩来迅速准确地回答道：“是1898年租给他们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满，距现在还有23年挂零”。毛泽东对希思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接着，他指着坐在不远处的邓小平等人说：“是他们的事情了。”显然，毛泽东仍坚持维持现状的方针，把收回香港这一使命委托给了比他年轻的邓小平。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解决香港问题的条件逐渐趋于成熟。这终于照亮了游子在外百年回家的路。
二、“铁娘子”遇到“钢铁公司”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为1997年恢复行使香港主权与英国政府进行了谈判。在这场谈判中，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进行了正面较量，这场谈判也最为精彩。
1982年，英国取得了对阿根廷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简称马岛战争）的胜利，这使英国政府感到马岛战争的胜利可以加大未来中英谈判中的砝码。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一贯以强硬著称，人称“铁娘子”）在结束对日本的访问之后，对中国进行访问，解决举世瞩目的香港问题。在隆重的欢迎仪式结束后，双方就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会谈，但双方没有涉及香港问题。9月23日，双方进行第二轮会谈，一开始，中方就明确表达了中国政府在1997年全面收回香港的决心。然而，中方的态度引起了“铁娘子”的强烈反应，她对中方以不容商量的口吻通知她这件事感到不快，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她表示，“我们英国人对于香港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同意在1997年之后，继续由我们治理香港”。
9月24日，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毛主席曾送其“钢铁公司”的称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会谈。会谈一开始，撒切尔夫人就气势汹汹地声称，她理解香港主权问题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但中英两国过去就香港问题签订有《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这些都是国际协议，至今仍然有效，因此根据国际法的规定，中国只能通过协商加以修改，不可单方面予以废除。
小平坚定地回应到：“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能把香港收回来，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那就意味着我们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我们这些领导人就成了李鸿章。我们的人们是充分信任我们政府的，让我们等了33年，如果15年后还没有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了。我们的政府应自动下野，别无其他的选择。”这番话掷地有声，对“铁娘子”产生了震撼作用。
撒切尔夫人在主权问题上咄咄逼人，邓小平针锋相对地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没有回旋的余地。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中国在1997年要收回的不仅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
当谈到收回香港会影响到香港的稳定时，小平泰然地说道：“不会出现大的灾难性的影响，仅会出现小的波动。”小平又接着谈到：“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收回香港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考虑的各种可能的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在说到撒切尔夫人提出的以主权换治权时，小平表示：“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得到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
对于撒切尔夫人希望中国不要立即宣布收回香港的要求，小平表示，中国可以再等一两年宣布收回香港，但肯定不能再拖延更长时间了。他建议中英达成协议，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就香港问题进行磋商，前提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15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15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最后，小平说道：“中国希望和平收回香港，谈判成功。如果谈不成，中国也要收回。”
会见结束后，撒切尔夫人走下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台阶时，有点神情恍惚，摔了一跤。事后有的英国和香港记者对此一语双关地评论道：“撒切尔夫人同邓小平会谈时跌了跤。”撒切尔夫人虽然不知道毛泽东曾称邓小平为“钢铁公司”，但她认识到她碰到了一个难以超越的强硬谈判对手。据说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前夕，曾有一些英国人打热线电话责问撒切尔夫人，为什么要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为什么不能像打马岛战争一样对香港动用武力。撒切尔夫人回答，“谁愿意拱手相让？”
邓小平以“钢”克“铁”，为中国政府同英国政府最终签订条约铺平了道路。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声明》）。《声明》宣布，收回香港地区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在《声明》中，中国政府宣布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澳门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三、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20世纪90年代初，港英政府抛出了新的政改方案，打破了过渡期香港政坛的平稳，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个政改方案，便是当时的新任港督彭定康一手炮制的，也是由他亲自推行的。
1992年7月9日，彭定康抵港上任。稍后，香港媒体便披露了源自官方的消息说，新任港督有意改变香港现行政制，使行政局与立法局分家。港府同时向媒体透露，彭定康无意在就任之初就访问北京。9月18日，英国《金融时报》透露了英方将对香港现行政制进行重大调整的消息。9月25日，英国外交大臣赫德会晤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时也提到了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在与彭定康会面时询问了10月7日施政报告有关1995年选举的安排，彭定康则借口还未充分准备好而拒绝回答。到9月25日，英国外交大臣在会见钱其琛外长时通报了港督政府施政报告的内容。钱其琛当即表示，如果英国政府单方面宣布选举安排，将引起公开争议。26日，英国驻华大使向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鲁平口头通报了港督政府施政报告的内容。10月3日，鲁平指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10月7日，彭定康在香港立法局年度会议上发表了他的施政报告《香港大计：五年大发展新猷》。在这个报告中，彭定康打着民主的旗号将他的政改方案和盘托出。
彭定康的这个政改方案主要有以下内容：(1)把行政局和立法局分开，使立法局由咨议机构变为实权机构，让立法局介入施政，变“行政主导”为“立法主导”的政制，使立法局在政府的决策中起制衡作用，以控制和干预未来特区政府和特区首长。(2)改变1995年立法局选举方式，扩大立法局直选议员名额，全部取消委任议席。
在彭定康的这份施政报告中，政改方案占了四分之一以上，可以说是施政报告的核心内容。然而，彭定康的这个政改方案却与《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特区基本法的精神大相径庭。
彭定康的政改方案立即遭到中方的坚决反对。在彭定康10月7日抛出其政改方案的第二天，外交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发言人先后发表谈话，指出彭氏的政改方案对香港现行政制作出重大改变，但彭氏事先未与中方磋商，这不符合在后过渡期中英双方加强磋商与合作、共同审议为平稳过渡所要采取措施的联合声明中的相关规定，违背了英方关于要使香港政制发展同基本法相衔接的承诺，同时也违背了中英双方已达成的谅解，彭氏的做法无疑给香港的平稳过渡制造了障碍。
针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是以搞‘政治民主化’入手，企图在回归后延续其对香港的管治，这是对中国主权的挑战。”他要中方人员“一定要坚决顶住，一点都软不得”，“在主权问题上一分一毫都不能让步，更不能说一寸”，“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我们就另起炉灶”，“我八二年同撒切尔夫人讲的，在必要时在另外的时间和采取另外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今天仍然有效”。
彭定康掀起的政治飓风，同时引起了香港上下的强烈反响，18个区议会表决，多数反对彭定康的做法。香港各报纷纷发表评论，谴责彭氏的做法是“不遵守协议，不守诺言”，严重违反联合声明和基本法。香港《文汇报》指出，英方无视中方以严肃态度提出的意见，以所谓“建议”形式单方面公布，极不负责任，极不慎重。
10月20日至23日，彭定康到北京访问时，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没有到机场迎接，钱其琛当着记者的面不与他握手，李鹏总理也拒绝与他会见。在京期间，钱其琛外长向他严正指出，对香港政制进行重大改变是对中英合作的挑战，要解决问题就应该回到认真磋商的轨道上来。但，彭氏一意孤行，扬言要单枪匹马进行到底。为了使公众了解中英关于香港政制改革之争的真相，10月28日，中国公布了中英双方就此问题磋商的7份文件。
由于英方固执己见，不愿与中方合作，中方只好考虑“另起炉灶”的问题。1993年1月，鲁平在接受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时重申：中方不会接受任何在港督彭定康政改方案基础上的修修补补或修正的方案，如果彭定康不收回其政改方案，使后过渡期的香港政制与基本法不衔接，中方将“另起炉灶”，鲁平进而解释说：“我们讲‘另起炉灶’，这个炉灶主要是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第一届立法会怎样产生。”“另起炉灶”无疑是给彭定康下了最后通牒。
然而，事与愿违，彭定康不顾中方的警告，一意孤行。1993年3月12日，彭定康在香港《政府宪报》上公布了他的“政改宪报”。4月12日，港英政府公布了根据彭定康政改方案制定的1994—1995年选举安排的方法草案（也称第一阶段政制方案）。彭定康这一举动激怒了中方，李鹏总理临时修改政府工作报告，措辞严厉。此时，英国国内传出港督彭定康涉嫌政坛丑闻。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彭定康政改方案选举的区议会、市政局和立法局能够通过“直通车”延续到1997年以后，英方不得不向中方表示谈判的愿望。中方从保证香港政权顺利交接的大局出发，围绕香港1994、1995年的选举安排，从4月至11月与英方进行了历时7个月17轮会谈。然而，最后无果而终。
1994年2月24日，香港立法局通过了彭定康提出的第一阶段政制方案。同日，英国政府公布了《香港代议政制白皮书》，决定将第二部分政制方案也提交立法局讨论，中英谈判正式破裂。这由此还引发了香港市民状告港督的事件。
中英谈判破裂之后，中国政府不再对英方抱有任何幻想，开始由原来与英方合作，以求平稳过渡的构想，转而寻求与港人合作，维护九七平稳过渡的策略。为此，中国政府提出“以我为主，面向港人，依靠港人”的方针，决定“另起炉灶”，并采取了建立预委、成立筹委会、组建解放军驻港部队等具体措施。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经过一系列斗争，英方越来越意识到，同中国对抗，将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英方一些智囊人物承认：“愈接近九七，英方手上的筹码及王牌，变得越来越少了”。因此，1994年下半年以后，在对华关系上，英国的态度有所转变。对于中英关系的改善，中国政府是表示欢迎的，并希望这一势头继续发展，但也绝不存在幻想。1997年7月1日，香港顺利回归。满怀雄心而来的彭定康，最终作为一个搅局者，他的名字不光彩地留在了香港；彭定康也注定在历史上，要成为香港的千古罪人。
四、紫荆花红胜火
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紫荆花区旗与鲜艳的五星红旗同时在香港会展中心冉冉升起，香港从此回到祖国的怀抱。几经风雨，回到祖国怀抱十多年的香港，紫荆花红似火，香港依然是一个魅力之都。
回归十多年，香港先后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非典疫情以及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一度经济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首任特首董建华带领新成立的特区政府，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采取果断措施，稳定香港金融市场，加强联系汇率机制。第二届特首曾荫权着力推动经济转型，以创新科技为本、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大公共工程投资，扩建地铁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增加就业机会。
“目前，香港经济处于20年来最好的时期。”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说。2006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增长6.8％，过去3年平均每年增长达7.6％，最新失业率为4.3％，是近9年来的新低。2006年年底，恒生指数首次冲破两万点，创历史新高。
2006年，香港新股集资额超越纽约及东京，全球排名第二。截至2007年4月底，香港股市总市值超过14万亿港元，全球排名第八，亚洲排名第二。
香港仍是全球第十一大贸易经济体系、第六大外汇市场及第十五大银行中心。香港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2004年落成的青衣岛9号货柜码头，巩固了香港作为全球最繁忙集装箱港之一的地位。
2007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经济自由度报告，香港连续13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拥有简单税制、低税率、资讯自由流通、廉洁政府等营商环境优势的香港，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和内地企业，有约3900家国际企业在这里设立了地区总部及办事处，比1997年增加50％多。
“回归十余年，‘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得到成功落实，香港人原有的生活方式，自由、法治、公平等价值观不但没有削弱，未来还有增长空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说。
这十余年，香港居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根据基本法，2007年3月，曾荫权以提名、得票、民意支持度均超过80％的“三高”态势，当选连任第三任特区行政长官。第三任行政长官选举的结果，与若干机构的民意调查相吻合，印证了选委会确实具有广泛代表性，能充分反映香港民意。在立法会方面，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比例已从第一届的1/3扩大到第三届的1/2。
回归后的1997年，香港第一次作为独立的选举单位选出全国人大代表，自行组团赴京参会。如今，36位全国人大代表和175位全国政协委员代表着近700万香港同胞参政议政，共商国是。
“‘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为香港特区参与国际经贸事务、扩大对外交往提供了广泛空间。”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吕新华特派员说。回归以来，香港特区以适当身份参与了5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活动，并以“中国香港”名义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世界会计师大会、《财富》全球论坛、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2006年世界电信展等一系列重大国际活动先后在香港成功举办。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越来越得到广大港人的认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高祀仁说。据香港一所大学2006年的一项调查，香港同胞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上升到78％，创历史新高；对国家和香港前途的信心分别上升到89％和81％，是1997年回归以来的新高。“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广大香港同胞对国家、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
展望未来，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行政长官曾荫权深情寄语港人：香港在地图上只是细小得毫不显眼的城市，但却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城市。我相信未来十年，香港可以做得更好，因为香港始终有你。
五、解读
从1842年中国丧失香港，到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从1849年中国丧失在澳门的实际主权，到1999年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香港、澳门这两个孩子归家的路走了一个多世纪。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耻辱。
1999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这是继香港回归之后祖国统一大业迈出的第二步。它树立了又一个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光辉典范。如果说，香港的回归揭开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光辉篇章，那么澳门回归祖国则标志着殖民统治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亚洲的彻底终结。
澳门回归祖国，在亚洲解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553年葡萄牙入居澳门，到1887年葡萄牙人获得统治权，再到现在已近500年。如今中国已经恢复行使主权，洗雪了中华民族耻辱的一页，不仅意味着西方在中国的殖民主义的结束，而且最终结束了白人在亚洲统治的历史。从澳门分离祖国母体的那一刻起，为了使澳门早日回到祖国怀抱，中国历届政府曾作出过各种努力。但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在经过改革开放逐渐强大起来的今天，中国政府一发出恢复行使主权的声音，葡萄牙政府即顺应了历史潮流，这足以说明今天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
澳门回归祖国，还将为早日结束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分离局面，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应该指出，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标志着中国人民在世纪之交朝着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伟大目标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它再一次证明，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指导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政府对香港、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不能不对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产生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后，台湾当局就面临着如何作出选择的问题。所以说，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必将推进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进程。
实现祖国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在新世纪面临的三大历史性任务之一。统一是时代的潮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海峡两岸，任何有违这一历史潮流的暗涌必将遭到历史和全体中华儿女的唾弃。我们有了香港、澳门和平回归祖国的成功经验，更加坚定了中国人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信心。我们欣喜地看到，海峡两岸最近几年来已经呈现出良性互动的态势。我们相信，中华民族一定会迎来大团圆的盛大节日的那一天的。
冬天已经过去，春天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