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五年（1879年），14岁的广州香山少年孙文第一次远离故乡，看到了浩瀚的太平洋。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和劈波斩浪的钢铁大轮船对一个晚清乡间少年所产生的影响，是后人难以想象的。从阴暗僵化的广东乡村走出来的孙文，漂洋过海，之后四年的侨民生活让他眼界大开，彻底褪去了身上的东方乡村气息，摆脱了传统士大夫的思想，成长为了一个完全的西方政治的信徒。
孙文此行的原因，是跟随母亲杨氏去太平洋正中的檀香山（夏威夷）投靠哥哥孙眉。
当时的檀香山有着数以万计远赴重洋谋生的中国同胞，他们大多是中国沿海的穷苦百姓，自愿或者被贩卖到这座群岛上来做苦力，这其中就有孙文的哥哥孙眉。当时孙家也是家境贫苦，孙眉就选择了来檀香山做工，想来已经有八年了。由于他肯吃苦又很能干，先是在茂宜岛上垦荒，后来又经营了农牧业和商业，竟然从一个打工仔发展成了当地巨富，人称“茂宜岛王”。
接母亲和弟弟来岛上定居后，孙眉就安排孙文进入了当地英国国教会开办的小学“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School）学习。孙文在这所小学学会了流利的英文，并瞪大眼睛听进去了新旧圣经、酸碱反应、天体运行和选举开会等国内小伙伴们不可能听到的知识。在一个人思想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西方科学和政治理论占据了小孙文的头脑。
当时檀香山的社会氛围对孙文思想的形成也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十九世纪末期的檀香山群岛，处于专制君主统治刚被推翻、民主共和制度肇建的动荡岁月之中，美国势力不断渗入，直至兼并檀香山为本国的夏威夷州。身处其间，孙文对檀香山的政治变换耳濡目染，各种政治宣传、近代思想、思维争辩如过江之鲫在他眼中鱼贯而过。所有这些对孙文确立自身的政治思想体系，走上政治之路，影响重大。
尽管孙文是中国的革命先驱，但是西方思想体系在他的头脑中占据着主要地位，进而影响着他之后的决策和作为，这都和孙文早期的这段侨居的经历有关。
檀香山是华侨聚居地，孙文在此成长，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褪去了中国传统思想的色彩。难怪很多年后，已经改名为孙中山的革命领袖的孙文，总结革命经历时感叹道：“华侨乃革命之母。”
孙中山的这句话可以分两层意思来理解：首先，孙中山成长于海外华人社会，政治思想也是在华人社会中酝酿成熟的。华人社会的政治思想的根子是西方的，同时又带有强烈的革命色彩。这一点想想当时侨民的生活际遇就不难理解。当时，成千上万的中国穷苦百姓到海外讨生活，干的是最脏最苦、收入最低的活，却没有丝毫社会地位，政治上还受歧视。他们很自然地反思原因，进而感叹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保障华人的利益。祖国为什么会落后呢？海外华人最先把“国家”和“政府”剥离了出来，将“国家”的落后归咎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于是，原始的革命思想萌芽了。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群体进行反思后，头脑里造反的思想日益浓厚，成为了革命的主体。4孙中山就是这一土壤培养出来的革命种子。
其次，华人群体为革命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物质支持。孙中山等人的生活资金和革命经费基本靠海外华人捐助。比如革命党人在香港的庞大开支就全在本地募集，香港著名华人富商李纪堂、李煜堂等人就是革命党人的幕后金主。孙眉为了支持弟弟的革命事业，也慷慨解囊，最大单笔捐助超过十万美元，几年之后即告倾家荡产，破产离开美国。当然，掩护、资助革命党人的主体还是最广大的默默无闻、生活拮据的普通华人劳工。
所以从以上两个方面来说，华人华侨的确是近代革命之母，哺育了孙中山等革命之子。
西方文化为孙中山打开了眼界，点燃了思想的火花，但同时也让孙中山养成了用西方的政治思维和眼光看待中国政治和人心的思维习惯，由此造成了孙中山在了解中国国情、动员国内力量等方面的举措出现了欠缺甚至是错误。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这样评价孙中山：“在革命生涯中充分利用了他和外国的接触，而在领导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方面则无成就可言”。孙中山对国情认识不足，常常过于乐观估计形势，作出错误决策，败给中式政治思维的对手。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例子。
二
1883年，孙中山被孙眉紧急送回了国内，原因是经过了四年西式的教育，此时的孙中山表现出了强烈的基督教化的倾向，这是哥哥孙眉所不允许的。两年前，也就是1881年，孙文小学毕业后选择了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Oahu College）读中学，读书期间产生了献身宗教事业的念头。孙眉看弟弟的苗头不大对了，赶紧把可能“洋鬼子化”的弟弟送回老家。由此，近代历史少了一位可能的传教士，却多了一名革命者。
其实，此时为时已晚。孙文的思想已经形成，在回翠亨村后，已经西化的孙中山与晚清的乡村社会格格不入。我们猜测他当时有两个可能的发展方向：一个是重拾传统习俗和儒家文化，回归中国传统；另一个是用西式思想与僵化落后的故乡环境作斗争。而孙中山选择了后者。他想用西式思想改造落后的故乡和乡亲们。他向小伙伴们讲述檀香山的见闻、欧美科学文化知识和社会制度。孙中山描述的世界还真的成功吸引了一个发小，也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革命志士陆皓东。陆皓东钦佩孙中山，两人交往日益密切，并一起抨击乡间的黑暗愚昧和迷信。后来，这两个半大不小的孩子，胆子越来越大，最后把村庙北极殿中的神像都砸毁了，用实际行动反对陋习。结果，本地的豪绅地主一起发难，使得孙中山和陆皓东在家乡难以立足，只好避往香港。
在香港期间，孙中山和陆皓东干脆一起受洗加入了基督教。孙中山后转学到西医书院学习，期间常和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人互相讨论，大谈反清。孙中山自述在这几年间，“每于课程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间而符合者，在香港只除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只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
孙中山在香港的经历中，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他的“文凭疑云”。孙中山被人称为“孙逸仙博士”，并签名“Dr.Sun Yat-sen”，那么他的“博士”学位究竟从何而来呢？孙中山接受正规教育的最后一个阶段是1887年至1892年在何启博士创办的香港西医书院（今天香港大学的前身）学习。官方资料说，孙中山由该校教务长康德黎博士颁发毕业证书，并因为成绩优异（官方资料说是第一名，也有说法是第二名）获得时任香港总督威廉 罗便臣亲自颁奖。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问题就来了：第一，当时西医书院还没有获得政府立案，还不是正规的高等学校，根本就没有颁发博士学位的资格。严格地说，这所学院所颁发的医生资格都是令人怀疑的；第二，西医书院1892年的毕业生只有两个人：孙中山和江英华。在只有两个毕业生的学校，孙中山可不是要“数一数二”了吗？当然，最可行的解释是：在英文中“Doctor”有“博士”和“医生”的双重意思。西医学校毕业的孙中山签名“Dr.Sun Yat-sen”是可以的，但应该被解读为“孙逸仙医生”，而不是“孙逸仙博士”。后人评价历史人物，通常爱屋及乌，喜欢粉饰拔高，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孙中山毕业后，无法取得香港行医执照，只能辗转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
青年孙中山的行医经历不太如意，受到了澳门葡萄牙医生和广州中医们的敌视和排挤。尽管后来官方资料说孙中山医术高超、服务周到，诊所门庭若市，但孙中山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曾经被葡萄牙医生赶出澳门，还一度寄居在广州朋友家中。事实上，孙中山的志向不在医人而在医国。
如此同时，孙中山对现实也感到越来越不满，试图寻求富国图强之道。他首先想到的是自上而下的改良——没有人一开始就热衷血淋淋的武装暴动。孙中山认为国家富强之道是“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于是决定给当权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
一介默默无闻的布衣竟敢给当朝大员上书，真是需要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乐观主义精神的。这种精神在孙中山而言并不缺少。1893年，孙中山拿着《上李鸿章书》的草稿，拜见了近代启蒙思想家王韬5。王韬是提倡改良的先辈，早在太平天国时期就希望太平军能改良国政，结果遭到清朝通缉。长年的逃亡生活和醉心酒色鸦片的日子让王韬的身体很差。他本已对国家改良大事失去了兴趣，然而现在，他胸中的政治抱负似乎又被孙中山这个不怕老虎的初生牛犊重新激发了，欣然提笔为孙中山修改了《上李鸿章书》。
1894年2月，孙中山、陆皓东经上海到天津上书李鸿章。结果，包含着老一辈思想家和新生力量主张变法改良的上书，交上去后就石沉大海：他们连李鸿章的面都没见着。李鸿章不接见孙中山等人的理由并不难理解：孙中山当时本来就是个冒昧来访的无名小卒、粤东布衣，怎么会引起李鸿章的重视呢？如果每个人求见，李鸿章都接见的话，那他每天就不需要办其他事了。更重要的是，当时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李鸿章正在为调兵备战和应付朝堂上的党同伐异忙得焦头烂额，也确实没时间和一个年轻人讨论改良的问题。不曾想，李鸿章合情合理的拒绝，在不经意间断绝了血气方刚的孙中山、陆皓东报效朝廷的心思，把他们推向了王朝的对立面。
上书失败后，孙陆两人从天津到北京游历。当时前线形势危如累卵，慈禧太后却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大肆操办自己的六十大寿，还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不久，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输给蕞尔小国日本，朝廷决定接受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耳闻目睹了一幕幕丧权辱国、国事腐败的事件，孙中山和陆皓东深受震动，又报国无门，于是怀着惆怅愤懑的心情，回南方去了！
三
自上而下的改良不成，孙中山遂尝试按照西方的思想和模式，建立政党组织，发动起义。
在这里，我们要先说说孙中山性格的另一方面。
从照片上来看，孙中山给人文质彬彬、儒雅的绅士印象，当然这是西方文化熏陶的结果；但是，人们大概忽略掉了在照片上看不到的另一面形象。如果孙中山没有天生冒险勇武的精神，那么让一介文弱绅士去组织血淋淋的革命也实在难以想象。
孙中山毕竟是生于长于广州的中国人，身上的广东地域色彩是不可能连根拔去的。他出生地广东省香山县（“香山”县因为有了孙中山，现已改名“中山”市。一字之差，体现了孙中山的重要影响），开风气之先，又毗邻港澳，人们的思想相对活跃。同时，此地背山临海，土地贫瘠，算得上是传统政治视野里的穷乡僻壤。这样的环境容易出剽悍冒险的另类分子，比如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就多次承认同乡洪秀全对自己的影响：“民生主义，在前数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为何！即洪秀全也。洪秀全建设太平天国所有制度……即完全经济革命主义，亦即俄国今日之均产主义。至于共产主义之实行，并非创自俄国。我国数十年前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已实行，且功效较俄国尤大。”***也认为太平天国的造反精神对孙中山产生了直接、深远的影响：“先生承接了太平天国的革命的正统，而淘洗了他们的帝王思想、宗教思想。整理了三合会、哥老会一类的民间的民族的结社，改进了他们的思想，使入于革命的正轨。”
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天生的“反叛”精神，让孙中山走上了组织武装革命的道路。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返回檀香山，组织爱国华侨，成立了兴中会。
孙中山草拟了兴中会的章程，直斥清王朝昏庸误国，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宣称该会要“振兴中华，挽救中局”。这个在简陋的木板楼里成立的政治团体，被后人赋予了划时代的意义，其实当天不过是二十多个赞同孙中山主张的华侨，聚在一起成立的小团体。当时的孙中山还不足而立之年，只是团体骨干，并非首领。在场华侨推举的兴中会正副主席是刘祥和何宽。
后在兴中会虽然扩大到了120多人，但其中大多是爱国的富裕华侨。这些人虽然有变革社会的欲望，但苦于身家顾虑太重，并没有采取什么激烈的实际行动。兴中会的革命只停留在了口头上。不久之后，首领刘祥即退出了兴中会。兴中会最终没能在檀香山发动名留史册的活动。
兴中会势单力薄，没什么作为，孙中山就决定离开檀香山，返回香港发展力量。他找到发小儿陆皓东，又联络了同样有反清思想的陈少白、郑士良等人，计划在香港、广州等地发展兴中会的分支机构，又联合了香港本地的反清政治团体辅仁文社，共图大业。
辅仁文社于1892年2月13日在香港成立，成员都是香港华人，首领叫杨衢云。杨衢云曾担任英国商行的经理，英语流利，社会阅历也丰富。当时反清势力只是朦朦胧胧地要求推翻清王朝，对于之后政局没有明确的规划，当时很多人还赞同君主立宪，认为换一个开明的君主就可以了。而杨衢云明确指出要废除帝制，建设共和国。孙中山来找他谈合作，两人一拍即合，杨衢云满口答应。1895年2月，兴中会与辅仁文社在香港合并，成立兴中总会。杨衢云被推举为兴中总会会长。
两会合并后，决定在10月10日举行广州起义，起义成功后建立合众国，推举杨衢云为合众政府大总统。在名噪一时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有这么一幕：兴中总会的起义谋划停当后，杨衢云提出一个问题，日后的共和国由谁来担任“president”（总统）。孙中山背对着杨，轻声说，当然是你了。杨满意而去。这是符合当时的情况和杨衢云的性格的。
兴中总会的成员大多是爱国的近代知识分子，也有部分反清的会党分子。他们态度激进，愿意采取实际行动。但不论是杨衢云，还是孙中山，都是西方政治思维训练出来的革命者，对于如何在传统的中国发动起义并不懂。积极乐观又带有广东剽悍乡风的孙中山，谋划了一个洋溢着美国英雄主义情结的计划：革命者偷渡去广州，联合广州的江湖好汉，共约三千人，在广州城内四处放火出击，一举占领广州，然后占据广东，图谋大业。孙中山对革命者的能力很有信心，对起义前途很乐观。陆皓东还热切地设计了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军的军旗。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起义、著名的广州起义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