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诺的纯学术推演，得到了杨度的赞成和宣传。杨度进一步认为多数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共和是怎么回事。共和制度不适宜中国。一方面是在民国体制下，野心家人人都想当大总统，甚至不惜用武力来争夺；另一方面是现实证明，民国成立后“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杨度担心权威丧失，政局紊乱，竞争总统的战乱不可避免。“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宁日。计惟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恢复君主制度，断了野心家的念想，再实现君主立宪，进行国家建设谋求社会进步。杨度对军阀混战的前景具有预测性，但是不能简单地把民国初期的种种问题的责任都推到共和制度头上（况且中国当时的民主与共和制度都是不成熟的）。杨度等人不明白，这些问题是千年王朝崩溃后社会剧烈变革产生的。
拿着国际权威的文章作大旗，杨度大肆宣传复辟帝制、君主立宪。不知道者还以为是古德诺的意思，说古德诺在中国宣扬复辟帝制。古德诺感到委屈，特意召开中外记者会，解释文章的本意；并在《京报》英文版上刊登原文，以正视听。但随着中国帝制复辟进程甚嚣尘上，古德诺百口莫辩，脏帽子戴上后摘不下来了。可怜他出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时，声望与日后当选美国总统的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不相上下，共和党也有意提名古德诺竞选总统。不想古德诺在中国复辟君主的“丑闻”传来，美国人对古德诺避犹不及。古德诺只能郁闷余生。
我们再说回杨度这个人。他和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关系很好。在拥戴袁世凯称帝问题上，两人一拍即合。袁世凯本人也支持杨度挑头成立一个鼓吹复辟帝制的组织。于是，杨度联合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刘师培、严复发起成立了“筹安会”。六个发起人当中，杨度是游离在各个政治派别间的书生，孙毓筠、胡瑛和李燮和是前革命党人、曾任地方都督，刘师培和严复是著名知识分子，都是社会名流，被称为“筹安六君子”。筹安会宗旨就是“筹一国之治安”，声明共和政治不适合中国，只有恢复帝制。他们广为散发《君宪救国论》的复辟纲领，还电请各地长官、团体派代表赴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各地复电还很活跃，不少人赞同复辟。当然，也有许多人反对复辟，要求政府取缔筹安会。袁世凯借口筹安会是自由学术团体，表示不便干涉，还派兵荷枪实弹保护六人住宅。袁世凯公开支持筹安会后，全国复辟请愿活动迅速升温，拥戴袁世凯的活动五花八门。
复辟请愿热潮中，不乏投机取巧的宵小之辈，但这股潮流多少体现了当时社会渴望国家富强、呼唤强权人物的心理。辛亥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让中国社会茫然之余只看到国家贫弱。正如孙中山先生承认：“一般不明白的人以为从前革命成功，即马上能享幸福。现在幸福未至，且内地也有乱遇之地方，人民谋生，比从前稍难。故不明白的人，以为现在共和政体，不及从前专制政体之善，因满清时代尚不至于此。”上海《时事新报》曾在1912年12月28日刊载社论《内阁制果能实行于中国否》，认为社会多数人没有排斥袁世凯，在今日中国的情况下袁世凯适合做强权总统。流亡归来的梁启超一派则直接鼓吹中国适合走“开明专制”的道路，主张中国现在“宜以巩固国权为主义”，呼唤一个强大的、运行良好的政府。比如日本和德国的立宪君主就把国家治理得挺好。梁启超的学生、时任云南都督的蔡锷联合八位对方都督通电支持袁世凯建立总统集权制主张，要求赋予袁世凯否决立法和解散国会的大权。
袁世凯走向强权统治之路，迎合了部分民众的心理，“给期望社会稳定、秩序和发展的人们带来希望，因而能够容忍着旧事物的存在和袁世凯的独裁”。（朱宗震著：《真假共和》）但袁世凯知道，并非所有人都支持复辟帝制，呼吁强权统治的许多人思想止步于接受一个独裁总统。社会上曾传闻北洋将领倪嗣冲、冯国璋等人向袁世凯秘密上表劝进，倪说：“孙、黄失势，已入英雄之彀中；黎、段尽心，可寄将军于阃外。”表示北洋将军忠心支持袁世凯称帝。后来在社会舆论的指责下，倪嗣冲、冯国璋不得不通电辟谣，冯国璋甚至要和报馆编辑打诽谤官司。袁世凯看到即便是北洋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所以当一个湖北商人裘平治公开上书，敦请袁世凯“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时，袁世凯下令将裘平治查缉拿办，重申“共和为最良之国体，治平之极轨”，“永不使帝制再见于中国”的就职宣言。
袁世凯本人对黄袍加身心存疑虑，但他身边的人早已闻风而动。社会上还有一批传统政治的践行者，他们老想着要当开国元勋，随着袁世凯称帝去谋取荣华富贵。其中就有袁世凯的瘸子长子袁克定。袁克定曾自诩为李世民，意思是说让老爹袁世凯开国，自己去创造盛世。结果他的能力全体现在了弄虚作假、蛊惑老爸称帝上了。袁世凯很在意日本人对自己称帝的意见，经常阅读日本外务省在华官办的中文报《顺天时报》。复辟活动开始后，《顺天时报》一改批评袁世凯的做派，天天刊登拥戴帝制的消息。有一天，袁世凯看到女儿包花生米的报纸，竟然是和自己看到的截然相反的《顺天时报》。原来是袁克定伪造了一份让袁世凯一个人看的假报纸。袁世凯雷霆大怒，重责了儿子。31袁世凯还看到中南海居仁堂梁上缠绕了一条浑身赤色的蟒蛇，见人不但不怕还很温顺地慢慢爬走。这种中国传统权谋中司空见惯的祥瑞，是袁克定从马戏团借来的。此外，北海曾挖出一块石碑，用篆书写着：“（宣）统失纲，洪（宪）命归。”袁氏祖茔守坟人报告袁世凯袁保中坟侧，夜间不时有红光出现，形同火炬，照耀四方，祖茔附近还长出一株紫藤树，状似盘龙，长逾丈许。最离奇的是，祖坟附近突然出现了一块大石头，上写：“天命攸归。”不用说，全是袁克定的杰作。袁世凯的孙子、袁家骝教授认为祖父称帝“实在是怪我的大伯父”，袁世凯死前也痛责袁克定“欺父误国”。32
广东东莞人张伯祯看袁氏复辟轰轰烈烈，想献媚牟利。他伪造了从汉代四世三公的袁安-袁绍开始到袁世凯为止的《袁氏世系》，编造了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焕遇害后有一支子孙由东莞迁至项城的故事，宣称袁世凯是袁崇焕的后裔。顺德人罗敦曧也凑过来拍马屁，在书前题言：“袁氏四世三公，振业关中，奄有河北，南移海隅，止于三水、东莞，清代北转，项城今日正位燕京，食旧德也。名德之后，必有达人。”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是广东三水人，很乐意把这本假族谱代呈袁世凯。中央政府各部的小人们，像见了宝一样，马上奏请尊祀袁崇焕为“肇祖原皇帝”，建“原庙”，大修北京城中崇文门外的袁崇焕墓。袁世凯也昏了头，还派专使赴东莞致祭袁崇焕。一个拙劣的骗局经过众人之手，变成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顾维钧当过袁世凯的秘书，认为袁世凯是个非常迷信的人。他的称帝与袁家男子的寿命有关。袁家几代人没有活过58岁的。最长寿的袁甲三也才活了57岁。袁世凯已经55岁了，非常恐惧死亡，妄图通过称帝来逃过宿命。结果，袁世凯称帝后还是在57岁时死于全民讨伐声中。
权力需要、治国考虑、自私心理、小人蛊惑和部分社会舆论，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让袁世凯的复辟行动走向深入。1915年9月袁世凯下令召集国民会议，“讨论”国体问题。原本应该旷日持久的政治讨论，却因为袁世凯强权控制，采取短平快的幕后操作方法，快速选举、就地召集，投票表决是否赞成改变国体，取消了讨论。10月起，各省选举出国民代表，地方政府设置专人招待接洽，向代表们打招呼，地方长官以谈话宴饮为名再把代表们招到官署中，大谈中国国情和君主制的特点，等于事先预定了投票结果。结果各地都赞成复辟帝制。12月11日，参政会作为国民总代表，举行国体总投票。结果1993名代表全部赞成君主立宪，没有一人反对，没有一人弃权，没有一张废票。投票后立即开始“拥戴表决”，工作人员说“应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如赞成，应起立”。所有人全都起立赞成，并且签署了“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奉天建极，传之万世”的拥戴书。如此闹剧充分表现了袁世凯对政治的两大理解：强权人物要强力控制局势；要有“民意”的包装。
不过袁世凯拒绝了参政会的拥戴——历史上的权臣篡位都得退让一番，以示谦虚，也烘托出众望所归勉力而为的意思。参政会深谙其中奥妙，赶紧再次上书拥戴。袁世凯这才摆出被逼上梁山的样子，“被迫”接受拥戴。袁世凯接受帝位的日子是1915年12月12日。第二天，袁世凯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改国号为中华帝国，改元洪宪，并发表简短演说：
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若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就民计，牺牲子民，亦不敢避。
后袁时代：民国从此成乱世
一
1916年元旦，正当“洪宪”元年粉墨登场、袁世凯皇帝接受百官朝贺的时候，昆明校场举行了护国军誓师大会。护国军历数袁世凯“背食誓言”，“叛国称帝”等十九条罪状，出兵讨袁。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护国战争正式爆发。
护国战争是反袁势力汇合的平台——并非所有参加护国的势力护的都是“民国”，许多人是冲着反对袁世凯来的。复辟前，袁世凯身边就出现了许多反对的苗头，可惜没有引起他足够的注意。比如1915年年初，鼓吹开明专制的梁启超逃离了北京，躲进了天津租界。原因是袁克定拉梁启超参与复辟。梁启超赞成强权统治，但不赞成复辟帝制。人是同样的人，国情是同样的国情，难道换上一个皇帝就能解决种种问题吗？梁启超不这么认为，并且担心复辟帝制会再折腾中国一遍，打开潘多拉魔盒，祸害无穷。
不仅是外人，就连北洋系统内部的人，也对袁世凯称帝保留意见。比如不赞成复辟的北洋重将冯国璋找到了梁启超。他邀请梁启超进京劝袁世凯停止复辟。作为袁世凯的老部下，冯国璋和袁世凯进行了一番诚恳的对话。冯国璋直言南方有许多复辟帝制的“谣言”。袁世凯回答：“华甫，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的产生，不外两种原因：第一、许多人都说我国骤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第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改革国体之先声，但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此种权利？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袁世凯接着说：“华甫，你我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明说，我现有地位与皇帝有何分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三儿不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国璋也推心置腹地说：“南方谣言四起，都是不明白总统的心迹。不过，中国将来转弱为强，各界都拥戴总统称帝，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也推不掉。”袁勃然变色言：“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逼我，我就把那里做寓公，从此不问国事。”如果说袁世凯对梁启超的躲避是无意忽视的话，那么他对冯国璋就是故意欺骗了。冯国璋相信了，还转告了梁启超。两人都以为热闹的复辟活动并非袁世凯的本意。当谎言被戳穿后，原本就反对复辟的受骗者会更加激烈地反对复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