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崛起：穷秀才的“仕途三道坎”
要想研究文人在乱世之中的表现，就去研究徐世昌吧！在晚清当过内阁副总理，又在民国当过国务总理和总统的徐世昌，是“文人从政”的典型。他浑身上下散发着古代中国文人的气息，里里外外沾染了清朝官场习气，和北洋军队关系密切却始终没有直接掌握军队。北洋将军在混乱的民初政局中将老资格的“老好人”徐世昌推举为大总统，看中的是他在北洋系统的资历和声望；而历史选择这么一位总统，又一次演绎了乱世文人的政治命运。
艰难崛起：穷秀才的“仕途三道坎”
一
民国的第四位总统徐世昌是历届总统中的“另类”。他既不是革命党，也没有扛过枪，出身穷酸秀才，从乡间私塾教师成为宰相，最后转变为民国总统。政治场是充满荆棘的崎岖路，徐世昌能以一介书生纵横清末民初乱世数十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徐世昌1855年（咸丰五年）生于河南开封，祖籍写的是“直隶天津”，家族还能和两任山西巡抚扯上关系。但这些都是虚的。清朝政治场上讲究出身和门第，但真正对个人仕途产生影响的是祖父和父亲两代。“富不过三代”的公理在政治场上也有效。徐世昌的祖父默默无闻，父亲徐嘉贤曾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25岁就早逝了。父亲死的时候，徐世昌才7岁。徐家当时只剩下孤儿寡母，除了一些七拐八拐的“书香门第”和“政治世家”的招牌外，没有其他可以利用的政治资源。
徐世昌从小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教育。母亲刘氏“知书达理”，对徐世昌和弟弟徐世光要求很严格。据说有一次徐世昌兄弟俩为分三块糕点大吵起来，刘氏见状大骂儿子：“从小就兄不友弟不恭，长大了还能有什么出息！”说完，刘氏把三块糕点都扔到地上踩个稀巴烂。刘氏出生于桐城学派世家，深谙儒家理论，也用这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严格要求儿子。徐世昌稍长一点，开始交友了。刘氏会暗中观察徐世昌的朋友，只允许儿子和那些符合儒家标准的青少年交往。在这样的背景下，徐世昌成长为了一个标准的儒家青年，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穷酸书生。
徐世昌的出身决定了他即使学富五车也不会轻易进入仕途，因为官场是为那些有背景的有志青年准备的。于是徐世昌16岁时不得不做了私塾先生，教学补贴家用。后来，他又在河南各县的县署内做“编外人员”，处理文书、替官吏写稿。在官场中混得越久，博取功名就越像是遥不可及的童话。曾有人问他的志向，徐世昌回答得四平八稳：“我日后如果能有一官半职，一定用俸禄好好招待宾客。”梦想是好的，但如何入仕是横亘在徐世昌面前的一道坎。
大概在1870年代的末期，“编外小吏”徐世昌遇到了“纨绔子弟”袁世凯。当时袁世凯寄寓陈州数年，徐世昌则在陈州公署襄理文案。两个心有大志难以舒展的青年很快就结识了。袁世凯饮酒游乐、指点江山、豪爽阔绰。徐世昌则中规中矩、谦逊稳重，两个人在一起很不谐调。但他们还是在1879年拜把为兄弟。徐世昌比袁世凯大四岁，是兄长。两人情同手足，共度了一段青春岁月。徐世昌不时劝说袁世凯生活要有节制，要注意言行；袁世凯虽然左耳进右耳出，但对徐世昌的劝告感激在心。
席锦全是一个有正式编制的小吏，他认为徐世昌前程远大，就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还把自家大部分家产作为嫁妆送给了徐世昌。这笔财产让徐世昌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更重要的是使徐世昌有充裕的资金去“熬科举”了。不久，徐世昌在妻兄席锦全和义弟袁世凯的资助下，进京赶考，中了光绪八年（1882）壬午科的举人。四年后（光绪十二年，1886年）徐世昌又中了丙戌科进士，入翰林院，三年期满，授翰林院编修一职。徐世昌迈过了第一道坎。
二
编修官阶七品，年俸45两白银。翰林院编修到地方上去，也是知县一级的领导，而且名声很好，“自古宰相出翰林”，就是一般的知府也要礼遇再三。但这种官职但在扔一块砖头就能砸到一个侍郎的北京城实在算不了什么。就算说官职低也不怕，如果能掌握实权，就能捞到“孝敬”，那也还说得过去。但是可怜的翰林院是个研究学问的冷衙门，平时遇到有人来送孝敬就像在穷乡僻壤遇到钦差私访一样难得。所以多数翰林都把翰林院的经历当作“镀金”，要么千方百计投靠贵人寻求快速提升，调出翰林院，要么看准地方上有职位出缺寻求外放地方知县知府，去做地头蛇。
有人也许会不相信，中央各部委官员高高在上，怎么会过这样的苦日子呢？别不相信，徐世昌就是个例子。翰林院编修可算是无数读书人梦想的岗位，一年的俸禄是45两俸禄再加几斤禄米。但是京城消费成本高，这样的收入根本就无法支持一个七品官的体面生活。明清两代俸禄奇低，有京官写曲抱怨说：“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一句“一只空锅等米淘”说出了多少京官的心酸。他们每月月底发愁房租，店铺里赊了许多账，还得经常应酬随份子，为此不知多少官员低头遮脸跑当铺。明清时期，许多京官外放知府、藩臬甚至巡抚，第一件事情就是筹钱去当铺赎出家当。当年，曾国藩做到了侍郎，母亲死了还是靠同僚凑份子钱才得以奔丧回乡的。
徐世昌的翰林院生活就可想而知了。他家里穷，北京的生活成本又这么高，让他不得不屈翰林编修之尊“重操旧业”，在北京城里给达官贵人当家庭教师，补贴家用。为了能够取得“进步”，徐世昌认真做学问，还投师拜友，希望上面有人赏识，提拔自己。客观地说，徐世昌的文章做得不错，甲骨文的发现者、时任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就认为徐世昌是后起之秀。但徐世昌的顶头上司、翰林院掌院大学士李鸿藻却认为：“徐世昌为人虚矫过人”，把徐世昌积极进取的态度看成了上蹿下跳的投机行为。在当时是领导决定下级的命运。既然掌院大学士的态度如此，徐世昌的前途就可想而知了。
徐世昌在翰林院坐了十年冷板凳，穷迫尴尬，遇到了仕途中的第二道坎。
人生有几个十年啊？他感觉自己的仕途就此到头了，心想不如请求随便外放个地方知县，谋取实惠，告老还乡算了。徐世昌也算是老翰林了，此时请求外放是降格，应该没什么困难。但他又想，难道之前的苦熬白费了？徐世昌有点难以割舍，于是就分别给在湖北和江西任知县的两个堂叔去信请教进退。结果，两位堂叔回信，异口同声反对他外放。他们教导徐世昌说，翰林院虽然清苦，但毕竟走的是中央路线，机会多，一遇到大机会迅速飞黄腾达的可能性也大。为了免除堂侄的后顾之忧，两位堂叔还出钱资助徐世昌的生活，让他静待良机。
官场之中，如徐世昌这般出身，做到六七品中级官职，算是正常，不算成功也不能说是失败。如何更进一步，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了。徐世昌在翰林院的十年，正是北京政治风云变幻的十年，这让他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他的义弟袁世凯后来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仕途之路，这段时间也开始走中央路线，谋取进入政治高层。戊戌变法期间，徐世昌就为袁世凯在京城积极活动，帮助其加入强学会接近维新派。袁世凯后来接到光绪皇帝密诏，不知所措，求教于徐世昌。凭借经验和对时局的观察，徐世昌轻轻将密诏倒扣在案上，默默走开。袁世凯心领神会，知道义兄建议自己拒绝光绪、投靠后党。这多少促成了袁世凯对于后来道路的选择。
戊戌变法之后的1897年，徐世昌应袁世凯之邀毅然辞职前往天津小站任新军营务总办。这样的选择让许多人迷惑不解。小站军营是个新生事物，官兵只有区区7000人，百废待举。而翰林院再不济，也是个铁饭碗。更重要的是，徐世昌舍弃正儿八经的正七品官职去给袁世凯做名不正言不顺的“狗头军师”，在读书人看来是不务正业，自甘与行伍粗人为伍。事实上，北洋系统早期也只有徐世昌这么一个出身正统科举、舍弃中央官职的成员。他这么做，太冒险了。也正是这一次冒险，赋予了徐世昌后半生雄厚的政治资本。
徐世昌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和袁世凯的把兄弟关系，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看到了新式陆军在中国政坛潜在的力量？
许多人认为徐世昌去了小站之后，就是依附于袁世凯，给袁出谋划策，而丧失了自己政治上的独立性。其实不然。事实上，徐世昌的政治生涯始终是与袁世凯相对独立的，小站练兵阶段只是暂时融合而已。
当时已经年过四旬的徐世昌抛弃四书五经从头开始学习ABCD，夜以继日地攻读西方近代军事著作。他主张中国的新式陆军要学习德国-日本陆军系统的思想和优点。是徐世昌的能力和工作态度，而不是他和袁世凯的关系，使他在新军中立住了脚跟。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姜桂题、张勋、曹锟等新军将领对他是真心的尊重。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徐世昌建议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合，“保境安民”，图谋自立。事后，袁世凯拉张之洞一起举荐徐世昌升任四品道台。
徐世昌又回到了传统的仕进道路之上，迈过了又一道坎。但当时僧多粥少，并不是所有获任的官员都有机会实授，徐世昌的道台就是“记名”的，等候上任。此时的徐世昌要想进步，想进入政治高层，就需要来自政治核心圈子的提携了。他遇到了仕途中的第三道坎，也是最难跨越的一道坎。
历史给徐世昌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见驾勤王”。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前，慈禧太后仓皇带着光绪皇帝“西狩”，经河北、山西逃亡西安。两宫逃得很狼狈，随行人员极少，一度要向当地百姓讨吃讨喝。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中国局势混乱。清朝能否继续存在，都成了问题。许多地方官员或抱着等待尘埃落定的心态，或认为慈禧和光绪已经失去了政治价值，前去护驾的很少。而徐世昌清晰判断出两宫复位是迟早的事情，于是收拾行李尾追而去。第一次，慈禧太后逃命逃得太快了，徐世昌硬是没追上。他只好怏怏不乐返回北京。徐家在湖北做知县的堂叔专门给徐世昌写了封信，劝他应该立即奔赴西安，不应返回北京。徐世昌更认定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赶紧再次出发，终于在1901年正月赶到西安，并打通关系觐见了喘息未定的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疾风知劲草，板荡见忠臣。”慈禧在饥寒交迫、权力丧失之时，对主动勤王的大臣印象都很好。而徐世昌长的就是一幅中规中矩的忠臣相，慈禧一看就很喜欢。询问履历后，慈禧知道徐世昌科举出身，十载京官，数年编练新军，学贯中西，老成持重，正是急需的人才，不禁夸他是“李鸿章第二”。
领导惦记是好事，最高领袖的夸奖更是天大的喜事。从此，徐世昌坐上了“直升飞机”，青云直上，立即升任内阁大学士，不久实授兵部侍郎、督办政务大臣，“新政”期间任巡警部尚书、民政部尚书，再任东三省总督。与行伍出身、手握兵权、言行不羁的袁世凯相比，徐世昌显得忠厚老实，讨人喜欢。徐世昌的官职后来居上，很快超越了袁世凯。袁世凯回河南“养病”时，徐世昌已经登堂拜相了。
1908年，清朝成立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分别是徐世昌和满族人那桐。徐世昌俨然成为了晚清汉族大臣的领军人物。
总督东北：在晚清政坛的短暂作为
一
地位的提高，让徐世昌在晚清政坛上能够有所作为。
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举荐徐世昌越级出任新成立的商部左丞。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直隶、天津地区的政务和财务。在这个位置上，徐世昌和袁世凯相配合，做出了实实在在的成绩。
当时天津地区还被八国联军占领，侵略军在天津成立“都统衙门”，把持行政大权。如何收回天津，是摆在新任商部左丞徐世昌面前的大难题。徐世昌有办法，他公开宣布：“都统衙门一日不撤销，联军一日不撤出天津，本官决不赴津上任，一切善后事宜包括赔款将无从谈起。”把赔款和撤军联系在一起后，骄横的八国联军也不得不同意谈判。经过八个月的唇枪舌战，尤其是袁世凯和徐世昌创造性地发明用警察代替军队的接管方法，1902年8月天津政权顺利交还中国政府。
徐世昌上任后，在直隶、天津地区推动了一系列经济近代化政策。他贯彻“通商惠工”的政策，组建了“直隶农务总局”和“天津商务总会”，并制订、颁布了《公司条例》、《商人通例》等法律，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对于列强经济势力的问题，徐世昌态度坚决地陆续收回了开平煤矿及其河道、口岸，组建了“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他还收回了津镇铁路的部分权利，力主自建京张铁路。之后全国广泛兴起的“收回利权”运动，其源头就是袁世凯和徐世昌主持发动的。而这场运动多少又催生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则是徐世昌等人没有预想到的。值得一提的是，徐世昌完善了近代巡警制度，奠定了中国警察制度的基础。由于《辛丑条约》规定：天津二十华里之内，天津全县以至宁河县境、塘沽、北海沿岸不准中国军队驻扎。徐世昌就引进西方的巡警制度避开这一规定，依然保持对天津等地的控制。他亲自挑选北洋新军500人建立巡警队，又将天津城区划区，制定规章制度对天津实行警察管理。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天津在清末和民初成为北方重镇，拥有浓郁的近代文化，袁世凯当然居功第一，徐世昌堪当第二。
后来，袁世凯做出的成绩遭到了满族权贵们的猜忌，而徐世昌却始终得到清廷的信任。不知道是徐世昌和袁世凯若合若离的姿态起了作用，还是清廷想将二人“分而治之”，集中全力对付袁世凯。1905年，清廷要“预备立宪”，选派五大臣赴欧美、日本考察宪政。调任兵部左侍郎的徐世昌赫然在列。他和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同为清廷最为倚重和信任的能臣干将。五大臣考察团刚在天津站登车，就遭到革命志士吴樾的炸弹刺杀。徐世昌、载泽、绍英受伤，考察行程推迟。等重新组成考察阵容的时候，徐世昌因调任巡警部尚书而未能成行。1907年，巡警部并入民政部，徐世昌又转任民政部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