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选闹剧：“今日仍无总统”
曹锟的崛起过程就是一个草根神话。他凭靠表面忠厚糊涂、实则精明清醒的性格，凭借长期经营直隶的军力和财力，更靠手中“最大的本钱”吴佩孚的勇敢善战，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军阀。独霸中原后，他一意孤行，操纵国会贿选当上了总统。总统的诱惑力就那么大吗？曹锟对于民主共和制度的理解在贿选的答卷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而是整个民国初年的错误。从贿选成为总统的那一天起，曹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贿选闹剧：“今日仍无总统”
一
1923年10月5日，晨曦刚刚降临北京宣武门。附近的国会街一带就出现了很多荷枪实弹的军警，城墙上瞭望兵密布，还有五六百名便衣警察混杂在群众当中，散布在宣武门一带。现场还出现了北京的卫戍和警务头目，如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等人的身影。
这天，重新召开的旧国会要选举新总统。
除了国会附近严密布防外，北京的东西车站和各交通出口，都游弋着军警。他们的任务不是维持治安，也不是防止乱党破坏选举，而是防堵国会议员出逃。原来，控制中原和京畿地区的新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对总统职位志在必得，对国会议员软硬兼施，以每张5000元的价格购买选票，一定要在今天成为民国第六位总统。所以不少国会议员不愿违心投票，又不堪其扰，只好希望能逃出北京躲过一劫。不想，在各口岸布防的军警们事先已经熟悉议员们的特征外貌了，发现有出逃议员，便上前揪住吵闹，大声诬赖议员逃债或者宣称双方有仇，接着军警过来干涉，以带回警局盘问为名直接把议员押回总统选举现场。
总统选举原定于上午10点举行，可是到了下午1点20分国会还没有凑足投票的法定人数。
曹锟等人当机立断，要求手下施展一切手段，到处拉人头凑数。于是，议员俱乐部对不愿意投票给曹锟的议员承诺，只要列席会议就能领取5000元，选不选曹锟都没关系。这一招很管用，当即有十余名议员赶到国会，准备赚钱。即便如此，还是缺人。议员俱乐部到医院把那些真的卧病在床的议员抬到国会，又发动议员的妻妾友人“陪送”几十个议员赶到国会，总算是让议员人数大增。此时的国会内已经人声鼎沸，许多等了大半天、急着投完票拿钱的议员强烈要求抓紧时间赶快投票。偏偏在这时，有一个蒙古议员指认在场的一位蒙古参议员和另一位蒙古众议员并非真身，而是冒牌货。随即，各有一名山西和江西议员被指滥竽充数。负责议员身份确认和签到的“签到处”职员万分紧张，赶紧护住签到处不让其他人靠近。一些拥护曹锟的议员则环绕簇拥着签到处，也帮忙阻止外人靠近。所谓的“签到簿”散会后马上被密封，严诫相关职员不得泄露情况。所以，10月5日到底有几个议员参加了总统选举，其中又有几个是货真价实的议员，外人不得而知。
国会公布的情况是：签到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计593人，实际出席585人，超过法定出席人数（583人）两人。总统选举可以进行！下午2时，投票正式开始。
众议院院长吴景濂主持选举。第一步程序是公推检票员16人。检票员从议员中抽签得出。吴景濂派专人把签到簿藏在国会后的楼内，暗箱操作抽签。抽出的16名检票员中，除参议员吕志伊、众议员李肇甫外，其他14人都是拥曹分子。而吕李二人又恰恰未能参会，于是随即改由另外两名拥曹议员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也就是说，本次投票是在拥曹派的监视下、统计下进行的。
据说大选当日，曹锟亲临现场督选。他走到国民党议员吕复跟前，发现他没有选自己，心急得竟然附耳轻语：“为何不选曹某？”吕复马上指着曹锟怒喝道：“你要能做总统，天下人都能做总统了。你要是当了总统，总统也就不是总统了。”说罢，情绪激动地操起桌上的砚台掷去。一场风波过后，曹锟公然鼓动议员们说：“谁又有名又有钱，谁就可以当总统。”人群中马上有人提议：“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可以当总统。”引来哄堂大笑。
下午4时，投票完毕，当众开票。结果总票数为590票，曹锟得480票，以绝对优势如愿以偿成为民国第六位总统。其他得票情况是孙中山33票，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王家襄、陈炯明、陆荣廷各2票，吴景濂、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精卫、王士珍、谷钟秀、谭延闿、卢永祥、李烈钧、姚桐豫、胡景翼、欧阳武、陈三立、严修、高锡、符鼐升、孙美瑶各1票，另有“五千元”1票，“三立斋”3票，废票若干。48
根据选举法，普通百姓可以旁听选举，担当会议监督。但选举当日，国会对旁听者严格控制，必须有议员出面担保，并经过搜身才能进入国会。5日一大早，大约有一百多人来旁听，却被要求在国会院子里临时搭盖的棚子里等候。由于站立时间长，拥挤，又没吃没喝，等到下午3时多选举接近尾声、被允许入场旁听的时候，这些旁听者早已疲惫不堪，哪里还有力气监督，又能监督什么呢？
曹锟贿选，看似环环相扣，没有表面硬伤，实则操作拙劣，惹人笑话、非议。第二天（10月6日），《北京报》就详细报道了贿选新闻：
谚云“有钱能使鬼推磨”，矧在见金夫不有躬之议员，派人南下拉人，又加以苏督之协助，当然议员多有北上者。票价名为5000元，然实为起码数，有8000者，有1万者，所签支票，自邵瑞彭举发之大有银行以外，有盐业、有劝业，并闻有特别者则为汇业麦加利之支票。所签之字，洁记（边洁卿）以外，尚有兰记（王兰亭）、秋记（吴秋舫）、效记（王效伯）等。本月二三两日，颇有议员持票至银行对照者，然自邵瑞彭举发，而三四两日之夜，甘石桥（贿选的总办事处）大着忙，将前发支票收回，另换其他式样之票，以不示人不漏泄为条件，且闻已书明日期。至于昨日上午，直派议员四出拉人，亦有付现者，又有5000元以外增价者，并闻对于前拆台而昨出席之议员，许以投票自由，票价照付。而两院员役，由秘书长以至打扫夫，各另给薪工两月，由吴景濂发出，共8万元，以为犒赏，此贿选之大概情形也。
起码有480名参会议员收受了曹锟的贿赂。原则上的价码是5000元一票，而实际操作过程中，则根据议员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开价”也不相同。多的超过1万元，低的还不足2000元。少数议员不在乎金钱，直系就成立议员俱乐部拉拢议员吃喝玩乐，用官职代替金钱行贿。结果一些议员在金钱和官职的选择上摇摆不定，有的已经收了钱又跑来退钱要官，也有的已经当了官却跑来退官要钱。曹锟等人听之任之，一共为贿选花费了1356万元。贿赂是在10月1日以支票形式发放的，为此还引起了轩然大波。有议员怀疑曹锟开的是空头支票，万一曹家在银行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直系不得不专门派人拉着议员去银行看曹锟的户头金额，又带他们去参观了曹锟的产业，这才平息了议员们的怀疑。还有一些议员纠结于支票是当场支付还是远期支付、出票人是谁、支付银行是哪家等问题，为此争吵不休。
同时也不乏有一些正直的议员，主动站出来揭露曹锟的丑行。浙江议员邵瑞彭，就先假意接受贿赂，然后在大选前将拿到的5000元支票摄影、制版、公布，并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检举高凌霨、王毓芝、边守敬、吴景濂行贿，控告曹锟“骚扰京师，诩戴洪宪”、“遥制中枢、连结疆吏”、“不自敛抑，妄希尊位”、“勾通军警、驱逐元首”、“收买议员，破坏制宪”、“多方搜括、筹集选费”等诸项大罪。
选举尚未开始，舆论已经大哗。尔后曹锟当选的消息传来，社会各界纷纷抗议选举结果。被曹锟打败的奉系张作霖叫嚷：“曹锟是三花脸，是小丑，我们东北人绝不捧他。”张作霖还承诺，若议员能拒绝曹锟的贿赂，就可以向自己领取相同数目的金钱，美其名曰“反贿选”。在广州护法的孙中山则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对列强声明曹锟为僭窃叛逆。各省官绅也纷纷声讨本省的参选议员，个别省份甚至开除了议员的省籍，让他们无脸面还乡。
不过，大家想过没有，独霸中原的曹锟既然能易如反掌地推翻国会，就能自我加冕为总统，为什么还要如此麻烦地贿选一回总统？曹锟的部下王坦就回答过这一疑问：“花钱买总统当，比之要了钱得贪污之名的人强多了，也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此话道出了曹锟和多数军阀对选举、对议会政治的看法。“这对一个大军阀来说，并不是最坏的表现。”起码他心目中还有总统、还有国会。事实上，曹锟贿选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军阀集团支持的集体行为。曹锟家产数千万，列北洋军政人物之首，但贿选经费并非出自私囊。直隶省长王承斌替他筹集了大量经费。王承斌逮捕境内制毒贩毒的奸商，勒令他们以钱赎身，敛财数百万，又向直隶170个县强迫性借款数百万元，全部用于曹锟贿选。各省督军、省长也多有“报效”，数目最多的为山西督军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每人50万元。贿选固然令人痛心，贿选背后透露的民国人物的政治观更令人深思。他们心目中的议会政治和选举操作，就是大张旗鼓、心安理得的贿选。
二
10月10日，民国国庆节，吴景濂捧着新总统的当选证书，乘坐专列到保定迎接曹锟。直系治下的保定全城庆祝，家家悬挂五色旗，欢呼声不断。曹锟程序性地谦让几次后，踏上了专列，开始了总统生涯。
对曹锟总统合法性的质疑声，后人发出的比较多，在当时只局限于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之内。贿选一事的影响十分有限。倒是西方媒体对西方的议会民主在中国的“水土不服”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跟踪报道了贿选情况。9月24日，美国《时代》杂志发布了曹锟贿选的专题，并配有其照片，题目是“今日仍无总统”。曹锟贿选似乎又是一件典型的供西方鉴赏的中国出口商品。不管西方人怎么看，贿选只在当时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波，随着时间的推移，曹锟的总统位置坐得好好的。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是的，议会民主制度和清末民初的中国国情相结合，就产生了大问题。
议会民主制度初行于神州大地，无论在社会基础、人群心理还是制度转变上一时都难以与中国国情相适应。频繁出现的总统制和内阁制的矛盾、行政权力和立法机关的纠纷、纷繁错乱的政治制度等等，都是这种不适应的表现。曹锟公然贿选的闹剧将这种不适应推到了顶点。种种政坛纠纷和冲突，并非源自对国家利益的理解不同，而是带有浓厚的党同伐异，甚至是个人利益的色彩。民国政府成立之初，袁世凯即对当时形形色色的政党派系表示了忧虑：“无论何种政党……若仍怀挟阴私，激成意气，习非胜是，蜚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以国家为孤注，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发生，揆诸经营初造之心，其将何以自解。”果然如他所料，党争混杂着私利，让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在中国完全走了样。
军政两方之间不断出现冲突。江西临时省议会本来支持李烈钧出任都督，后来因督军和议会的权限产生分歧，双方分道扬镳。李烈钧要改选议员，而议员要求更换都督。江西舆论则关注江西参议员郭同回乡后大赌大嫖，抽鸦片烟。广东省议会和都督胡汉民的关系也很不好，指责胡汉民“厉行军政，蹂躏法权”，对于省议会的法律文件不照样执行。而胡汉民则否认省议会有立法权限，指责议会干涉行政。
关于政党的问题就更多了。民国初期著名记者黄远庸曾报道过，有个某省的都督，选人的标准就看是不是他这个党的人，不是就不能做官。该都督对下属进行甄别，也不看人好不好，能干不能干，而是看这个人属于哪个党。另外一个省的都督则下令，凡是查出下属非本党人士则立即将其免职。如此一来，入党成了谋取官职的工具。看不惯这种政党乱象的人，觉得这样搞下去，就要亡国了。江苏都督程德全说得一针见血：“近日实无所谓政党，不过一二沽名之士以党名为符号，而一般无意识之人从而附和，自命政党，居之不疑，叩以政见，毫无所有……智识幼稚，如吾国是，则党派实不应发生太早，由此点思之，吾国至少非有五年或十年之预备，不可言党也。”
因此，民国初年社会对议会民主普遍感到失望。章太炎愤愤地发表宣言说，政党已经为天下人鄙弃了，参议院也已成了培养坏蛋的地方。1913年初，河南都督张镇芳写信给陆军总长段祺瑞：“窃谓刻下大局虽在外患，尤在内忧。上海欢迎国会团闻已解散，而意存破坏可虑者甚多。如迁都也，宪法也，用人之同意也，省长之民选也，政党之内阁也，地方之分权也，假公济私，争名夺利，但知运动，不顾危亡。开会前途，可以逆料，非武力解决，恐不能息此风潮。阁下智勇深沉，想有善策，如何计划，尚祈密示南针。”段祺瑞回信表示认同，认为“党派竞争，不顾大局，非武力震慑不可，自当密为筹备”。段祺瑞等实力将领对议会民主失望了，要求回到武力震慑的老路。而对议会民主抱有希望的人，又找不到改造议会的方法。于是乎，议会越来越溃烂。
为什么议会民主在民国初年成功不了？
议会民主的基础是依托于一个活跃的现代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关心政治，自由表达观点，组织政党进行政治活动。民初的中国社会，虽然通电、演讲满天飞，组党热潮此起彼伏，热闹得很，但都是东施效颦的假象。通电的内容五花八门，许多人以能够“露脸”为荣；政党千奇百怪，三五好友就能声明组成，分别担任主席、总理和主任，玩笑而已。赵秉钧就曾说过：“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来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归根究底，中国尚不具备议会民主的社会基础，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参与政治的人口比例太少，议会民主缺乏依靠力量。近代中国没有产生强大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等新兴力量。因此民主革命在理论上的依靠力量极其薄弱，孙中山就长期缺乏强大的支持力量。辛亥革命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群没有明确阶级归属的知识分子发动的，他们在民国建立后虽然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但是缺少了现代议会民主所需要的完备的现代社会形态与之相配套，仅仅依靠这群占人口比例极少数的知识分子，是建立不了议会民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