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反袁失败后，孙中山上了北洋政府的通缉名单。袁世凯政府清查中国铁路总公司账目，发现一年来孙中山没有修成一寸铁路，却花费了行政开支超过110万元。他更可以名正言顺地通缉孙中山了。
“多用匪类”：不靠谱的依靠力量
一
政敌攻击孙中山的一大罪状是：多用匪类。说孙中山和绿林帮派纠结在一起，采取非正常的手段进行斗争。的确，孙中山和会党关系一度走得很近，“挟金钱主义，临时招募乌合之众，杂于党中，冀徼幸以成事”。在他早期的革命经历中，尤其是历次武装起义中，会党和绿林分子是主力之一。
孙中山本人还曾加入过致公堂。1904年，孙中山流亡到旧金山。当时旧金山《大同日报》是美洲致公堂的机关报，由保皇党人、康有为弟子欧榘甲主持事务。欧榘甲在孙中山入境的时候，肆意攻击，宣称会党人士不应该被孙中山的革命宣传所愚弄。但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和该报唐琼昌倾向革命，见欧榘甲不合作，就将他开除了，暂时请孙中山代理主编报纸。这是孙中山与致公堂深入联系的开始。
孙中山接掌编务后，曾托冯自由找来湖北青年刘成禺帮助自己。刘在当年春夏间抵美，两人合力，将《大同日报》改换新容。《大同日报》开始跳出会党框架，宣传革命，成为在美洲华侨中有影响的报纸。报纸办好了，但同盟会的筹款工作江河日下，筹不到钱。孙中山万般无奈之下号召同盟会会员加入洪门。因此，孙中山在洪门中被尊为“大哥”，刘成禺则得到了“洪棍”的封号。因为刘成禺脸上有麻子，洪门兄弟就尊称他为“麻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第二号“来稿”专栏上刊登过孙中山的《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孙中山“利用会党和暗杀清廷大员来进行革命，一直被后世学人诟病。但当时的情况是孙中山无钱、无势、无力，开始他寄希望于李鸿章，后来想与康有为一派共同组织起义，都未成。这个时候，不加入洪门别无他途。”（王政著：《历史的棱角》）
会党是一个社会的非正常组成部分，大凡被正常社会秩序排斥的势力都进入会党组织，进行非法勾当。由此，会党势力被世人诟病，并遭到法律惩处。但是，孙中山和同盟会在清朝何尝不是被清王朝和一般人归入非正常的会党一族。他们同样不被清朝体制所接受，相反却很容易为同样不被接受的会党人士所认可。起码在“反政府”这一点上，他们是相互认同，可以相互帮助的。而同盟会势力的薄弱和频繁的武装起义，让孙中山需要会党势力的支持。
孙中山曾解释过为什么接纳会党力量参加革命：“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知识分子醉心仕途，那么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力量是否可以依靠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到1913年为止，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工矿业投资估计为706家，资本额11775.2万元。（参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680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可见，辛亥革命理论上的依靠力量——资产阶级极其虚弱。这其中，占据主要份额和优势地位的还是官僚资本，比如盛宣怀那样的官商。环顾左右，革命同志寥寥无几，更多的是支持“驱逐鞑虏”的绿林好汉们，孙中山客观上也会和后者合作。
会党中不乏和清王朝苦大仇深、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好汉，对革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会党的落后和复杂也多少拖累了起义。同盟会多次起义因为泄密而失败，根源就在于会党人多嘴杂，在于会党分子的告密。当革命胜利，民国建立后，会党对革命阵营的消极作用更加凸显。
革命胜利后，参加革命的会党队伍转身变成了民国的军队。这些会党军队良莠不齐、呼朋引类、胡作非为，扰乱了社会秩序。比如绍兴城的王金发，原本追随秋瑾秘密起义。起义失败、秋瑾遇害后，王金发逃亡深山。辛亥革命期间，王金发对光复绍兴作出了贡献，一度担任绍兴都督。王都督学着前清官员的样子，开衙门、蓄家室，耀武扬威；手下的兄弟鸡犬升天，横征暴敛，比前清官府还坏。二次革命前，杀害宋教仁的凶手有会党背景；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在青洪帮中辈分极高的陈其美也被会党分子杀害。如此的会党军队明显不符合共和政府的要求，再加上财政紧张、军队缺饷、孙中山又推行裁军，许多会党军队干脆穿着军服干起了为非作歹的勾当。比如李烈钧担任江西都督之初，报告本省“匪患”说：“初至境内，检点军实，几于有匪皆兵，无兵不匪，口唱洪江（会党组织洪江会），大呼革命。狐鸣篝火，一夕数惊。”为了维持秩序，包括李烈钧的江西政府在内，南方各地的革命政权不得不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了镇压会党军队骚乱和暴动的事务中去。孙中山借用会党力量进行革命的做法，从此成为了历史。
二
会党势力不能依靠了，孙中山必须寻找新的依靠力量。
当时的情况是，资本家和商人的力量过于薄弱，同盟会-国民党的政党力量不仅薄弱而且内散，孙中山还是得依靠外力。
二次革命后，全国各地出现军阀割据的雏形。强权将领掌握军队和地方政权。如果能把遍布各地的大小军阀“转化”为现成的革命势力，当然很好。于是孙中山开始借助军阀力量，引导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然而，大小军阀能乖乖听从孙中山的革命引导吗？纵观孙中山利用军阀的历史，答案是否定的。军阀是民国初年乱象的根源之一，大都自私自利。孙中山想引导他们，他们却在利用孙中山。他们也是“匪”，而且是比会党土匪更大的“匪”。
袁世凯死后，政治局势并没有朝着孙中山希望的方向发展。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临时约法》及据此召集的第一届国会被公认为共和国的象征，但这两样东西先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后又被复辟的张勋糟蹋了。段祺瑞打败张勋重新掌握政权后，拒绝恢复约法和国会，而是练兵自肥、图谋军事统一中国。孙中山于是号召全国进行护法（保护《临时约法》）。桂系军阀陆荣廷、滇系军阀唐继尧因为是段祺瑞武力统一矛头的指向目标，所以纷纷赞成孙中山南下护法。孙中山也很希望引导西南军阀推翻段祺瑞等北洋军阀，就欣然南下广州。于是，西南军阀成为孙中山最先利用的军阀。
孙中山兴冲冲地号召部分国会议员赶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自任大元帅，誓师北伐，在湖南和北洋军队展开了战斗。由于北伐只能依靠军阀部队，所以广州的护法政府很快就被桂滇系军人所控制。陆、唐等人原本就怀着利用孙中山的声望和护法招牌与北方对抗的目的，不让孙中山动作太大，因此孙中山的护法政府很快就出现了“政令不出士敏土厂（孙中山的大元帅府找不到落脚地，最后定在被废弃的士敏土厂内）”的情况。孙中山想压制住军阀，可连门口的警卫都是军阀士兵，他无能为力。1918年，北洋政府重组，段祺瑞下台，武力统一口号减弱，南北军阀开始和解。桂滇军阀对孙中山的态度马上就变了，他们操纵国会改组护法政府，以“七总裁制”取代大元帅。被架空的孙中山，气愤去职。第一次与军阀的合作失败了。
孙中山在辞职时沉痛地说：“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遗憾的是，孙中山先生并未从中真正汲取教训。孙中山回到上海后，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失败，以他为首的皖系军阀派人向孙中山“悔过”，表示捐弃前仇，拥护护法，希望联合孙中山对抗直系军阀，同时牵制桂系。孙中山为了推翻桂系，重返广东，欣然同意联合。如何看待破坏约法和国会的段祺瑞呢？孙中山认为，段祺瑞反对过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是“再造共和”的大功臣，虽然曾经废弃临时约法，但仍不失为“爱国武人”，如果段祺瑞服从三民主义，“当引为同志”。
经过第一次的失败后，孙中山还是对旧军阀的革命倾向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在和旧军阀派系保持接触的同时，孙中山意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必要性，开始着手创建军队。在广州护法期间，护法军政府设法掌握了原来广东省长的20营警卫军。恰好当时被北洋势力所控制的福建省局势动荡，孙中山就派出这支部队开往闽南地区与北洋军作战，就此躲过了西南军阀的兼并。这20营军队后来就成为孙中山革命武装的基础。
但可惜的是，孙中山把这只武装交给了同盟会元老、曾任广东都督的陈炯明率领。当时的陈炯明毕竟是革命同志，“拥护”三民主义，所以孙中山相信他，很希望他能够把军队发展壮大，还派遣了许崇智、朱执信、蒋介石等革命骨干去军中协助，并拨付了大批海外革命捐款。但是孙中山始终没有深入这支军队，没有具体过问军队的编练和思想，更谈不上亲自掌握部队了。这支主要由广东人组成的军队，在旧式思想严重的陈炯明的训练指挥下，果真发展壮大了，但是却变成了陈炯明的私人军队，与其他军阀部队无异了。孙中山试图建立忠于革命的武装，结果培养了粤系新军阀。
1920年，陈炯明击退盘踞广州一带的桂滇军阀，请孙中山重回广州。第二年，孙中山在广州重新召开非常国会，出任非常大总统，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革命心切的孙中山知道仅靠陈炯明的部队不足以统一中国，虽然有教训在前，却依然选择采取利用军阀打军阀的方式。他先后派汪精卫等人前往东北联络奉系军阀张作霖，鼓动张作霖出师讨伐占据中央政府的直系，企图让奉系牵制直系力量，而“皖系必不能不附我而图报复”。如果皖系、奉系能和护法政府携手，就可“截断长江，使直系受腹背夹攻”。孙中山和奉系的约定之中有这么几个有趣的内容：统一全国后，总统问题由南方处理，奉系军阀不能过问；张作霖答应资助孙中山北伐费用300万元，但要广东方面北伐后才能交付。土匪出身的张作霖“虚意地表明愿意拥戴孙大总统，共定国是”，实际上是让孙中山出头北伐，而奉系就在统一的幌子下出面召集北方的零散力量，图谋北方地盘。
孙中山与前敌人、滇系军阀唐继尧的关系此时也得到了“改善”。唐始终奉行“大云南主义”，以“东大陆主人”自诩，从来没有真正信仰过三民主义，但孙中山还是以唐继尧为“友人”。1920年10月，唐继尧在川、滇、黔军阀大混战中失败。滇军师长顾品珍返回云南倒戈驱逐唐继尧，唐前来投靠孙中山。孙中山竟然帮助唐继尧纠合残部，返回云南争夺统治地位。谁想，唐继尧重占云南后一如既往，很快就和陈炯明勾结在了一起。
最不可靠的要数孙中山寄予厚望、大力扶持的陈炯明了，他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之前他假意拥护孙中山革命，目的是要借孙中山的声望和有限的财力来壮大自己，称霸岭南。在第二次护法的前期，孙中山指挥陈炯明的军队占领广东，又消灭了桂系军阀陆荣廷，占领了广西。这个发展方向是符合陈炯明和粤系军队的利益的，所以陈炯明和孙中山相安无事，护法势头一度发展良好。但平定两广后，陈炯明担任着军政府内政兼陆军总长、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安心于“割据岭南”，作“南霸天”， 主张暂缓北伐。而孙中山坚持继续北伐，恢复约法，统一中国。两人由此产生了激烈冲突。1922年夏，孙中山不顾反对，调集军队北伐直系军阀。在北方，直系已经打败了张作霖，开始与陈炯明秘密联系，希望从内部攻破护法军政府。陈炯明很乐意，开始与直系军阀暗中媾和，忘恩负义的唐继尧则充当了陈炯明的帮凶。6月，就在北伐顺利进军的时候，陈炯明发动广州叛乱，扼杀了北伐。
培植多年的亲信部将竟然倒戈相向，甚至把枪口对准了自己，这是多大的讽刺，也是孙中山政治生涯的一大败笔，表明孙中山借助军阀的政策彻底失败。
三
1922年夏天，陈炯明发动的广州叛乱还差点要了孙中山的性命。
叛乱发生前，有所警觉的孙中山和宋庆龄，从北伐前线赶回广州，特地举行记者招待会，约束陈炯明所部。6月15日晚，陈炯明部队悍然包围总统府，于第二天凌晨开始进攻。孙中山“悲愤得欲以身殉职”。进攻开始后，孙中山叫醒怀有身孕的妻子宋庆龄，要她随自己一起撤离。宋庆龄临危不惧，清醒地判断总统府被重重包围，丈夫带着孕妇目标大，不易突围成功，况且府内也需要留人吸引叛军，所以毅然留下来掩护孙中山突围。孙中山苦劝无效，不得不勉强先行。途中，“打死孙文！打死孙文！”的声音此起彼伏，孙中山幸运地两次避过叛军查验，安全到达黄埔永丰舰（后改为中山舰）上。
总统府里情况危急。叛军占领制高点，居高临下，炮轰目标，不断发起冲锋。宋庆龄与50名卫士占据险要奋勇反抗，击退30余次进攻。府内多处建筑被炮火击毁，而宋庆龄依然从容坚持销毁文件。16日8时，卫队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此时永丰舰的鸣炮表示孙中山已经安全脱险，于是宋庆龄决定突围。她在卫士的护卫下开始行动，但被枪炮逼回，第一次突围以失败告终。下午，叛军突入总统府。宋庆龄急中生智，冲出大门，同时将钱财包裹撒向乱军。趁着叛军哄抢财物，宋庆龄逃出大门，辗转多次，才安全到达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途中，怀有身孕的宋庆龄因劳累和紧张，不幸流产。
军政府的海军支持逃难的孙中山，但海军的七艘军舰只能给孙中山提供藏身之处，并没有能力反攻叛军。除了宋庆龄，孙中山身边连个出谋划策的人都没有。陈炯明还封锁了海岸，孙中山的处境依然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中断北伐，电令前线李烈钧等人率师回广州平叛。孙中山发出电文后，在永丰舰上开始了艰苦而漫长的等待。
孙中山的永丰舰岁月是民国历史值得一书的日子。就在他最艰辛寂寞的政治岁月中，青年蒋介石来到了孙中山的身边，得到了孙中山的注意和栽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