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花钱有道如果说杜月笙生财无道的话，相反的，他花钱却很有一套。有一次他和范绍增闲聊，说到用钱之道，他得意地对范说：“用钱要用在刀刃上，花一分钱要有十分钱的效果，那才叫花钱。”
杜月笙肯用钱去收买人心，会用钱去除难排纷。他每年要花一大笔钱买药到高桥故乡去施舍，冬天，则买棉衣去发放。夏天免费施送些消暑的药水，还通过慈善团体施舍棺木。另外，他还在家门口给一些向他求告的人一点施舍，凡是来求告的，都要经万墨林等盘问属实，然后发给一个卡，凭卡可以到他指定的钱庄去拿几块钱，或者到菜市街协仁祥衣店去领一件棉袄裤或棉被，等于私家办了一个救济所。
上海那时候有许多慈善家，其中真正肯花钱的，却大多不愿露脸出名。
其原因，则是一旦露财之后，恐被绑票和敲诈的不法之徒盯上，谁也不愿花了钱反而自找苦吃。正是由于人们普遍存在这怕露财的心理，就给杜月笙这一类慈善家留下大大露脸的机会——他不怕露财，不怕出名，因为，上海滩谁敢来动他的歪心思？
1931年国内遭了一次百年罕见的严重水灾，殃及地区之广，民众苦难之深，情形之惨，实在不忍目睹，而上海新闻报道对此惨剧的展露和揭示，也实在动人心魄。当年北洋政界的下野名流如许世英、王正廷、关炯之等，上海工商界的领袖如虞洽卿、闻兰亭、王晓籁、袁履登等人，都参加了这场救灾赈济的慈善事业，但他们如众星拱月似的围着杜月笙办事，杜月笙的姓名从此就和这些出身绅商的名流联系起来，鸣谢“大善士杜月笙”的广告不时在报纸上大幅出现。这就是杜月笙造成声势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时外国人都知道中国的杜月笙是慈善家。这些慈善事业，无疑花了杜月笙大笔的钱。有他出面的募捐活动，动辄成百万、上千万的款项，其中杜月笙至少要出几千几万的“引子”。
许世英某次去找杜月笙募捐，拿了几块上好的印度烟土来找杜月笙，却先不说由头，他问杜月笙现在这样的烟土市价多少。杜一看，沉吟一下，说这样一块烟土至少200块大洋。许说，那好，杜先生，现在有桩善事需要劝募，您看能不能买下这些烟土，价钱就相当于您的捐献了。杜一听，二话不说，当场就叫账房如数照付。许留下烟土，满意地走出杜公馆，回到自己小车上，司机却说，烟土杜公馆的人已经送回来，放在汽车后座上了。
这就是杜氏风格。有些杜想结交的人物来杜公馆，如果对他公馆里的什么玩意儿感兴趣，等人离席或离开的时候，准保那桩东西就送到了人家司机手里或家里。如有人在他家看到笼子里一只鹦鹉挺好玩，临走还恋恋不舍，结果回到家时那架鹦鹉已被送到他家里了。
民国时期，有各种各样通过非正常手段攫取了大量财富或权势的官僚、军阀和杜月笙式的强人，这些人取得地位以后，往往会通过或多或少地参与“做善事”来回馈社会。上海滩青帮出身的大亨为数不少，也不只是杜月笙一人参与慈善，如汪伪76号的吴四宝，无恶不作，但同时却又施棺济贫，他死于非命的时候上海滩有万人为其致祭的场面。对于这类现象和这类人，胡兰成有个精辟的概括：“无恶不作，众善奉行。”他们所作之恶，是其走黑道的生存之道，所奉之善，则是中国社会向来对传统士绅的要求。
在这个转型时代，黑道人物却习得，或者说留存了，某些白道的风仪。常说“功过相抵”，其实功过何尝能相抵，善恶亦不能互济，杜月笙辈的悲哀，就在于他们永远都无法漂白自己的恶，他们只能带着这身奇妙的反差，沉淀在历史的传奇中。
杜月笙的烟赌生意需要大笔的钱来打点关系。由他出面供给“俸禄”的人士不外乎以下几类：一、手中握有大权力者，如法国的领事与巡捕房总监，南京的党国要人，这些是政界中人，他们掌握的是合法的暴力，自然比杜月笙之辈的不合法的黑社会暴力更值得后者“孝敬”。换言之，杜先生也要交“保护费”，不过是交给那些军政界的上层权力；二、各衙门中与之有关的部门，许多中西探长，逢年过节，他都要送一笔厚礼，动辄一两千元，少了送不出去，这些人手中的权力，是他们在上海滩这个地头上，永远都撼不动，只能利用之的势力；三、新闻界人士，这就是杜月笙在上海滩能影响舆论的主要力量了，这是他办事时软的一手；四、帮会首领，这是他办事时硬的一手；五、各路朋友，他主要凭借这些三教九流、百业千行中的大小人物，来扩大其在社会、文化和工商界的影响力；六、可能铤而走险，对他的生意构成威胁者，这是要预先排除的“地雷”，先打点一笔钱，就掐掉了引线；七、旧日友好，这是杜月笙绝对不会抛弃的一批人，否则他就不是杜月笙了，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抢破头要来当杜月笙的朋友了。
这些人，杜月笙无一不送一份“俸禄”，有的是为“破财消灾”，有的是为“广结善缘”，有的则是纯为友情而表示“嘘寒问暖”。这就可见杜月笙和黄金荣、张啸林不同。
此外，那些直接为三鑫公司效力的人，从松沪护军使到各级衙门，每一个人，按照盈余数字，分派好“红利”、“俸禄”标准，一年三节，届期结账。于是达官贵人、地痞流氓、巡捕军警、散兵游勇，人人都得好处，个个皆为他卖命效力。
从杜月笙结交朋友的手法，可以看到他的花钱之道。在重庆的时候，一次，范绍增约杜月笙到自己的公馆里去搓麻将，一夜“长城”砌下来，范绍增输了近千万元。当时的“法币”还相当值钱，这一来，范绍增在银行的存款，空了一大半。他尴尬地开了一张支票，递给正在烟榻上过瘾的杜月笙。杜月笙接过，笑着说：“玩玩吗？老兄怎么认真起来，太见外了。”说完，就把支票放在烟灯上烧了。还有一次，杜月笙和川帮的一个大财阀一起打牌，一夜酣战，那位财阀输了二三百万。支票递到杜月笙手中，杜月笙连声说：“笑话，笑话！”随手就撕成碎片。这种情况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衡之杜的做派，其情形也不会相去太远。与之相比，同为“三大闻人”之一的黄金荣的作风，就显得有如小丑了。黄以势利眼待人，敬客的香烟是分等级的：普通客人奉以大前门，中等客人奉敬白锡包，上等客人则为茄力克，再高级一些的，就以上好大土供给。对于子弟也是如此：身价较低的门生，见面点一下头，就算敷衍过去了，对于地位高势力大的门生，才显得亲近一些。但杜的这种花钱的办法，却照样回报丰饶。如四川的财政官僚和银行家刘航琛当年得罪了四川本省某位军阀，有丧命之虞，被逼到处避风头，杜月笙听了这消息，却深情厚谊将刘航琛接过来收留招待，花了不少钱，还为他走通孔祥熙的路子解开了过节。后来杜月笙到四川，手头紧张，刘航琛在自己的银行开出了一张上额一百五十万元的空白支票，说一百五十万之内杜先生自由取用，过了这个数目先给我打个招呼就可以了。
他非常注意利用送礼来出风头和拉拢人。他送礼送得也很文雅，让人看不出粗俗的痕迹。抗战前，蒋介石提倡“航空救国”时，他立刻表示响应，买了一架法国教练机送给了上海飞行社。后来，抗战时期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孙桐萱，其弟孙桐岗从法国学航空回来，杜又买了一架飞机送给孙桐岗。在当时，送人飞机还是很稀罕的事，所以这事一下子成为报纸上的头版新闻，杜月笙又风光了一把。他送给人的飞机，命名为“月文号”和“月辉号”，大概寓意自己翱翔九天、青云直上的意思吧？其他送人汽车、小老婆，更是平常事，不少党国要员在上海公馆里用的汽车都是他送的。还有许多在巡捕房工作的外国人，他也送汽车等物。
每次他要出去应酬，他的账房田洪元先把一叠庄票塞进他袋子里，外出饭毕照例要“打赏”给侍役、电梯司机、看门巡丁等。一班卸任的官员临走时，总要到杜处辞行。杜一听到“某某局长看你”，就从抽屉里抽出庄票，袖着去会客。多则万元，少则三、五千元，看来人的声望、地位与和他的情谊厚薄而定，杜对来人婉转其辞，作为程仪致送。这些人也受之不却，知道这是杜先生为人的做派。
虽然杜月笙到处送人钱财，但他自己倒不是为了拿人好处才去给人帮忙。他发迹之后，对自己的心腹说，别人送钱求你办事，都是事有紧急，表面上笑眉顺眼，千恩万谢，又有几个看着你把钱收进去不在肚子里骂你祖宗八代的？相反，为人家解了燃眉之急，分文不取，人家一定从心眼里对你感恩戴德，这人心可是多少黄金白银都买不来的。只要有了人心，还怕没有钱？看看杜月笙从帮助别人中得到的“好处”，不得不说，此种方式比起直接“要价”和坐地需索要高明不知多少。你帮一个忙，就开一次价，那总是“有价”，但你从不开价，则是“无价”之恩，而此种“无价之恩”是随时可以兑换为有价之财的。所以杜月笙的钱袋子，不是存在银行里，不是存在杜公馆里，是存在他千丝万缕、无所不在的人际关系、人情世界里。
所谓的“小杜城南尺五天”的声威，大都是来自于他有“春申门下三千客”。但“三千客”也是“食客”，是日日需要用钱喂养的。
海上三闻人合影，左为杜月笙，中为张啸林，右为黄金荣848586图85、86为杜月笙着长衫，读书阅报的照片。
当金钱和权力在拥，文化便成为不可缺少的点缀品，杜月笙虽然没有念过几天书，功成之后，却也穿上了长衫，摇起了羽扇，说起话来慢条斯理，透着一股斯文气。最重要的是，一手字倒也有模有样起来。据说杜月笙题字大多由杨千里代笔，但是至少看出，这位青帮大亨也显出好学之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