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逐袁世凯，以往的史学家往往沿袭晚清笔记的说法，以为纯属摄政王载沣为自己的哥哥光绪的复仇之举，其实未必。如果载沣真的有心为哥哥报仇，何不在西太后的安葬问题上做点文章？不至于鞭尸，但削减规模总是可以的。如果载沣这样做了，政治上肯定得分。光绪的最大政敌其实是那个老太婆，正是她让光绪过了10年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不到40岁就饮恨黄泉，居然死在70多岁的西太后前面。袁世凯戊戌是否告密，是个没有档案确证的事情，何以见得光绪就真的恨死了袁世凯（野史上的话，怎见得句句是真理）？载沣拿袁世凯开刀，其实无非是看上了他手中的军政大权，必将之夺到满人自己手里而已。原来都认为是袁世凯死党的庆亲王奕劻，之所以没有从中特别地作梗，而且后来得以贵为皇族内阁总理大臣，显然也有满人遵行满人政治的逻辑。无疑，这是这些满人少年亲贵们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当时中外公论，张之洞和袁世凯并为晚清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张之洞行将就木，而袁世凯年富力强，批评他不学也罢，好玩权术也罢，但毕竟人家还有术，而且也有人望。驱逐袁世凯，而且找不出任何像样的理由，硬说人家有“足疾”，强令回家“养疴”，不仅难以服人，寒了一大批汉人官僚的心（虽然袁的政敌感到快意，但其中也不乏狐悲兔死之感），而且导致中枢失去了重心。年轻的时候读《三国演义》，读到袁绍兄弟组织讨董卓联盟，由于袁家兄弟处事不公，先是孙坚走了，金圣叹批道：走了一个有用的人。接着曹操也走了，金圣叹又批道：又走了一个有用的人。晚清此时的局面大体类似，袁世凯走了，张之洞不久也死了，一干满人亲贵完全掌控了中枢，权力是收回了，但局面却不可收拾了。
至于皇族内阁，则伤了更多的人，立宪派的一腔热血，被劈头浇了整整一大桶凉水，凉到底了，不仅是粉碎、而且是羞辱了他们立宪的期盼。至于收回路矿权，更是将连立宪理想都没有的地方实力派一并伤掉了。在晚清这种动荡的局面下，这样的政策大手笔，只有满人亲贵得到了利益，而其他所有的集团和阶层，统统亏本。满人集团想不众叛亲离，亦不可得矣。辛亥年革命党广州起义的时候，一来皇族内阁还没有成立，收回权力的政策也没有特别明确地施行，二来广州当家的还是汉人的能吏张鸣岐和李准，所以撑住了。而到了10月，一来政策效果开始彰显，二来又赶上瑞澂这个草包，闻警即逃，结果土崩瓦解。
清朝是满族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其统治集团的代表面相当窄。其统治的稳定，主要凭借军事实力和由征服行为所带来的政治威势，在这种实力和威势还比较强的时候，满人（包括八旗的蒙人和汉人）在政治权力方面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可是随着统治集团自身的腐化，军事实力和政治威势的消减，满人统治集团势必要作出让步，逐步扩大汉人参政的面。待到统治出现危机，不得不依靠汉人绅士集团挽救危局的时候，整个政局的满汉格局颠倒，则是大势所趋，即使西太后、恭亲王奕訢这样政治经验丰富、权谋老道的满族强人，都无法扭转（事实上，纵使康熙乾隆再生，恐怕也得承认现实），何况载沣、载涛、良弼、荫昌和载振之辈的纨绔子弟！这些人中，只有良弼一个好歹还算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了业，虽然被满人捧上了天，一天仗没有打过，就算有本事，也需要个成长的过程。其他的人，即使朝廷花大钱送出了国，也不过在国外做了一回早期的留学“垃圾”（载涛、荫昌均留学德国），连个起码的学位都拿不到。
辛亥革命中满人官僚的表现，不过是满人统治集团腐化堕落的集中爆发而已。这个腐化过程已经绵延了百年，当年骁勇的八旗战士，早就堕落成了除了花钱和玩有本事，其他百无一能的北京大爷。在同（治）光（绪）时代，朝中还有几个明白人，最后几年搞改革（新政）、预备立宪，清朝合法性尚未彻底消失，如果西太后死后继承者能够老老实实按着既定方针走下去，不妄想强化一己集团的权力，既开罪不了袁世凯集团，也不至于得罪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而且通过他们的效力和彼此间的制衡，随着政治的逐渐改良，满族权贵集团断不至于有如此下场，这么快就丢掉了政权。革命中，在南方的一些地区，满人还遭到了清算甚至屠杀。武昌起义后，占领武汉三镇的革命军，曾经大肆搜捕满人，据说曾设置路卡，碰到可疑的行人，就要他说“六十六”，只要有京腔就拖下去杀掉。当然，这种事情，我但愿它仅仅是传闻而已。
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年孙天生这样的流氓无产者，还属于盗亦有道之辈，抢钱夺权，大有古风，虽然趁乱发财，大抖威风，但并不伤及无辜。然而，随着时代的流变，当年大盗小盗的道行，早已经沿着另外的方向“进化”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如果历史再给他们这样的时机，能出什么样的事情，纵然诸葛再生，恐怕也难以逆料了。
一旦革命成了功
王金发的故事
清朝末年，革命党人推翻满清，一手运动新军，一手拉拢会党，而拉拢会党的历史更久。光复会的几个干将，徐锡麟、秋瑾、陈其美、陶成章，都走会党路线。革命成了功，革命党人死了，但从前的会党中人，倒有坐天下的，王金发就是一个。
王金发本是浙江嵊县的一个浮浪子弟，从小斗鸡走狗，舞枪弄棒，加入洪帮之后，成了一个堂口的首领。徐锡麟在浙东运动会党，结识了王金发。这期间，王金发跟着徐锡麟去过日本，读过一个速成的体育学校，后来徐锡麟和秋瑾在绍兴办大通学堂，王金发也是其中的骨干，在里面教体育，实际上军事训练。后来东窗事发，起事不成，徐锡麟和秋瑾都被斩了，王金发却活了下来。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王金发率领帮中弟兄，杀回绍兴，驱散了已经宣布起义的绍兴官绅，自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
会党原是地下社会的秘密结社，走的黑道，一直在政府压迫下，非法生存，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突然一下子当家作了主人，能想到的事，首先是扩张组织。“哥子做了皇帝了”，各地的会党，无论哥老会、袍哥、三合会、洪门，在自家兄弟做都督的地方，无不大散海底，广开山堂。军队
的组织，军师旅团营连排，基本上跟会党兄弟的堂口辈分一致，大家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湖南的焦达峰、陕西的张云山等，莫不如此；绍兴的王金发，地盘小，手下的军队也从一个团扩成一个旅，官兵都是会党的老兄弟、大兄弟、小兄弟。
都是兄弟，军队的纪律也就完了。拥有军队和帮会双重身份的军官和士兵进城之后，想干什么干什么，从偷鸡摸狗到白日行劫，都督就是制止不了。不仅如此，革命后的会党，学会了民主，军队里动辄开会表决，长官说了不算。
帮中弟兄革命成功后想到的第二件事，是享受。过去说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实际上兑现的时候很少，现在有条件了，醇酒妇人加烟枪，一样少不了。湖南都督焦达峰整日忙的就是两件事，一是签发委任状，二是散钱。昔日江湖上的兄弟，讨了一次又一次，没有够的时候，你稍有怠慢，就说你不讲帮会义气。王金发和部下进城时还穿的是布袍子，不久，天气还没有凉，就换了皮袍子。王金发革命时，家里欠人家不少银两，在衙门坐了没多久，就派兵挑着洋油桶装着银元回家乡，四处还钱。他还把家里人用轿子抬到绍兴的衙门里，士兵排队迎接，鸣炮欢迎，吓得他年老的外公差点没晕过去。不仅如此，王金发还抖威风，洋枪挎得，美妇抱得，骏马骑得，每日在绍兴的大街小巷、田间村坊，骑着高头大马，排着队伍，吹着鼓乐，招摇过市。
刚进城的时候，王金发还有点杀气，说是要为秋瑾报仇，不过昔日那些迫害大通学堂的乡绅和师爷们很快就都得到了任用。因为王金发自己和弟兄们需要钱用，而征粮征税，搜刮钱财，不用毛锥，财赋安出？手下这么多帮中的弟兄，个个要活得滋润，钱哪里来？还得靠这些人。王都督手里有枪，师爷肚里有谋，弄起钱来，比清朝的老爷还有办法，过去曾经一块混过的私盐贩子，被军政府逼得没路可走，恨不得一刀宰了王都督。过去农民欠税，还可以拖上几日，现在动辄军队下乡，一条绳子就捆进城里，关在班房里吃家伙。绍兴的《越铎日报》批评军分政府，王金发开始还能容忍，到后来居然派兵把报馆砸了。一个帮会出身的革命党人，几天工夫就变成了军阀，而且是纪律最差的军阀。
革命没成功的时候，王金发身为帮会人物，奔走革命，还有些侠气，刺杀叛徒，运动军队，杀过汪公权，吓过刘光汉（师培）。革命成功之后，王金发除了威福乡里之外，好像什么也没有做过，刮了一年地皮，然后军政分府取消，自己带着刮来的几十万大洋，遁入上海租界做了寓公，“每日以醇酒妇人自遣”。国民党二次革命，浙江无声无息，王金发奉命前来运动旧部，旧部根本没有动的意思。王金发对帮中弟兄分得不均，他们就不把王金发当弟兄。要怪，只怪王金发太贪，一个人拿了几十万。二次革命未果，王金发没有逃亡，依旧在上海过他的好日子。一日，他忽然食指大动，带了上海花榜有名的名妓花宝宝，来西湖了，结果被力求讨好袁世凯的浙江督军朱瑞当作一件送给袁世凯的礼物，稀里糊涂地抓了进去。但是袁世凯对这种早已丧失斗志的小虾米，不感兴趣，连押解北京都没有要求，只叫朱瑞将之就地正法。朱瑞没讨到好，但既然抓了，又不能放（放了就得罪袁世凯了）。就这样，王金发稀里糊涂地丢了性命。
发生在僻地山乡的一件小事
闲话辛亥
几十年以来，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海峡的这边到海峡的那边，甚至从国内到国外，大家将辛亥革命的大事情、大人物连同大问题都说得差不多了。嚼点别人的老生常谈，权作纪念，对于我来说，一来没有资格，二来心有不甘。没奈何，我翻出了一点旧闻，记录一件对于革命而言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事，权且倒腾出来，好借题说上点什么。
1911年夏天，地处广东偏远山区的紫金县，发生了一件事情。说是邻县的一位在广州测量学堂读书的学生放假路过此地，不留神碰上了几个防勇，由于他剪了辫子，而恰好此时又赶上广州黄花岗起义发生之后，两广总督张鸣岐下令在全境搜捕党人，所以防勇们抓住了这个学生，要将他当革命党拿办。该学生急中生智，说我是学生，你们要拿我，先要跟我到学堂去通知一声。于是几个防勇押着那个广州测量学堂的学生来到了紫金县唯一的一所小学堂，找到了学堂从广州聘来的格致（即数理化）兼体育教员甘晖如（据说是位同盟会员）。甘对于这种剪了辫子的“同志”怀有天然的同情，马上将这位倒霉鬼藏到房里，又召集了几个学堂的学生，让他们去找学堂的总办——紫金最著名的乡绅钟荣山。此时钟正在一位官员家里喝酒，仅仅听了学生的说词就立即要他们回学堂将防勇捆起来，一切有他做主。当学生们摩拳擦掌地回到学堂时，四个防勇见势不妙跑了三个，剩下一个跑得慢的随即让学生们给捆了起来。
紫金县当时的巡防营的负责人是哨官陈家裕，刚好当时他也与钟荣山在同一席间喝酒，闻讯后勃然大怒，当即质问钟荣山为什么纵容学生捆绑他的士兵。双方吵了起来，一个说，我做了几十年的官，没见过你这样的劣绅。一个道，我做了几十年的绅士，没见过你这样的“芝麻狗虱官”有这样的威风。一个说少了士兵要对方负责，一个说你敢纵容士兵骚扰学堂，所有的损失都要你赔偿。最后知县出面调停，说好由他负责调查处理。这期间，那个广州测量学堂的学生早就溜之乎也了。
第二天，学堂方面提出，学生方面被抢去白银200两，金表一只，金戒指一枚，要求防营如数交还，缺一不可，并要求哨官陈家裕办酒20桌赔礼道歉。结果是由县署出了300两银子，并办了10桌酒，事情才算平息。
这件事无论怎么看，除了那位测量学堂学生脑袋后面没辫子以外，与即将发生的革命似乎根本没什么关系。而在1911年，上海的报纸已经在公开号召剪辫，各大都市剪掉了辫子的学生和文化人如过江之鲫，公开地招摇过市，甚至在政府官员中也混杂了不少没辫客，官府对剪了辫子的人基本上是无可奈何。我所感兴趣的，是这件小事透出了另外的一些信息，其实与革命也不无关联。这些信息实际上告诉了人们，这场革命能够推翻清王朝的更为深层的一些因素。
首先，我们看到，经过湘淮军兴起以来几十年发展，特别是新政中地方自治的刺激，乡绅已经成为轻而易举就能左右地方政治的势力。自新政以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求新尝试，基本上是由他们主导的，从地方自治、司法改革到兴办学堂和推动立宪，这些乡绅虽然相当一部分人头脑还没有真正从中世纪拔出来，但脚却已经很活跃地踏在了向西方学习的路上了。攫取和炫耀权力的欲望和趋时冲动也许还要加上强国的梦想扭结在一起，使得乡绅主导的学习西方的过程充满了莫名的兴奋和热情。似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大部分乡绅对于他们所学的东西不甚了了，结果学习的过程惨和进了许多实际上为他们的价值观根本不相容的内容。像甘晖如这样的“叛党”，就在求新的名目下，大量地被并不赞同革命的绅士们请进了他们花钱办的事业中。事实上，甚至可以说，具有反叛色彩的知识分子是与地方乡绅的势力同步成长的，而绅士的一部分，即所谓立宪派人士，在整个新政过程中，已经成了革命党人某种意义上的共谋。辛亥革命的成功，他们也有一部分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