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老百姓不愿意剪辫子，并不像革命党人理解的那样，是心里依然甘愿做满人的奴隶，留辫子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他们习惯，凡是跟自家生活尤其是身体有关的事情，只要是习惯了，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就不乐意改，不仅仅是头发，其他如穿戴也如此。不按照老习惯走，就浑身不自在，总觉得有些不安。剃发留辫已经实行了200多年，老百姓早就将之视为理所当然的习惯，自然不肯轻易更改，没了辫子，连老婆看了都不顺眼，觉得丑得不得了。平民百姓没有学过美学，在他们眼里，顺眼的就美，不顺眼则丑。辛亥前，如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老婆见夫君没了辫子而寻死觅活的并不少见，笔者就看见过若干笔记里记载过因丈夫剪辫而闹着自杀或者离婚的。不过，老百姓对剪辫子的担心的背后，还有一层更深刻原因，就是对于有关毛发巫术的恐惧。整个清朝几乎都在流行着剪辫子的故事，关于偷剪辫子的谣传，不是这儿传传，就是那儿吹吹，时常造成大面积的恐慌。美国学者孔飞力就曾经就乾隆年间的一次有关剪辫的事件，侃出了一本著作，将国内学界唬得一愣一愣的。人们对丢辫子担心，最主要还是巫术方面的。经人类学家证实，这种心理许多民族都有过：人体的毛发和指甲等东西只要被巫师作了法，相应的人就会遭到祸殃，甚至在某些工程中使用了这些毛发之类的东西，也可以导致相应的人生病或者死亡。显然，辛亥时老百姓对于剪辫的不情愿也有这种巫术的恐慌在作怪。冯玉祥将军回忆说，辛亥后他手下那些来自农村的士兵被剪了辫哭哭啼啼的且不说，而且十分郑重地将被剪下来的辫子包好藏起来，那情形有点像太监阉割后，将割下来的命根子包好收起。其实，那些被当街强按头剪了辫子的人，如果没有被吓昏了头，大多也是要将剪下来的辫子讨回去的。我在历史记载中，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出来吃粮当兵的人，为了一碗当时看起来还算不坏的兵饭，不得不服从军令而剪辫，不情愿也没有办法，哭闹一阵也就罢了，而对于革命党并没有赏饭的老百姓来说，无端被强按头挨剪刀，可就更难以接受了。事实上，革命党人的剪辫政策还在革命进行当中就惹出了麻烦。据史料记载，苏州宣布独立后，一位新军的排长带兵在街头强迫剪辫，结果遭市民群殴。至于安徽首府安庆发生的乱子就更大了，拥护前清巡抚朱家宝的人利用革命党人强迫剪辫惹起的民愤，煽动市民闹事，一呼百应，成群的市民涌上街头，看见穿西装无辫的人就是一通拳脚，以反对剪辫为名，逼迫革命党人的都督王天培走人，结果还真的将王给挤走了，最后不得不由另一个革命党人李烈钧从江西带兵入皖才将局面挽回。
实际上，这些事件是一个信号，一种警示，它们预示着革命党人在与民众关系上已经有些麻烦了，只是自我感觉不错的革命党人并没有觉察。自然，对老百姓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吃饭，他们对清朝的嫌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吃饭问题已经出现了麻烦。当清朝政府垮台的时候，一些农民曾经想当然地认为，皇帝没有了，租米也可以不交了，还有些人无师自通地组织了“农局”，借来革命党的口号，打出“自由择君”、“自由择善”的旗帜，抗租抗税，满以为这种与党人呼应的新名词，能换来新政权的认可。然而，掌权的革命党对他们的呼应却是派来了军队，将这些痴心妄想的农民淹没在血泊里。革命后的苛捐杂税不仅没有减少，有些地区反而因军费的缘故有所增加。事情就是这样，作为政府，如果能给老百姓一点具体的实惠，那么也许他们会接受或者忍受某些习惯的改变，如果一点实惠也没有，反而强迫他们易风易俗，那肯定要遭到强烈的抵抗。革命党既然连传统的轻徭薄赋政策都不能采用，却要强迫老百姓剪掉他们相当在乎的辫子，那么招致民众的不满自然是不奇怪的了。在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西方的外交使节已经注意到由于派捐和强迫剪辫，南京的市民开始口出怨言，有的甚至后悔曾经对革命运动给予的同情和支持。革命后普遍出现的革命政权改头换面，甚至真正的革命党人遭到迫害和杀戮却无人过问的现象，其中固然有不喜欢革命党的地方势力的阴谋，但民众对这些只顾剪辫和打菩萨的革命党人严重缺乏亲和力，也正是地方势力得售其奸的便利条件。
对于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者来说，有一个问题始终令人感到有点迷惑，这就是革命党在革命后的迅速失败。在革命中，革命党占据了大半个中国，拥有全国人数最多的武装力量，革命后，虽然军事实力有所削弱，但仍然不容小视，而且掌握着国会最多的议席。诚然，由于革命党组织的涣散，对议会政治过分的追求，不敌袁世凯的北洋派系并不出人意料，但在袁世凯的军事打击下，革命党像雪崩似的瓦解，连像样的抵抗都组织不起却令人始料未及。其失败之速，垮台之惨，与当时双方力量对比实在不相称。在今天看来，革命的大厦虽然雄伟，但在建设过程中却忽略了基础，根本经不得风雨。一场农民根本没有参与，基本上由知识界和地方士绅操纵的大选，无论拿到多少选票，实际上并不说明问题。退一步说，即使革命党的军队还像革命过程中那么多，恐怕也难以在跟袁世凯的角逐中获胜，因为组成这些军队的人，不过是贪图几个粮饷，对剪去他们辫子的人，缺乏起码的亲和力，历史证明，这样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
当然，话又说回来，对于这样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来说，辫子的去留委实算不上什么大事，可是这场革命中推行的社会改革措施，算来算去还就数剪辫子，而且就连剪辫子也是强迫的，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以先知先觉自许的革命党人，看起来根本没在乎那些后知后觉的愚氓的感觉，农民租税必须照交，选举则由知识界代办，连自家的头发也须由英雄们做主。辛亥革命早就过去了，男人的辫子也基本上成了滞留在画面上的历史，可是英雄们替老百姓安排一切的做派却流芳了几十年。台面上的人们总觉得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太笨、太愚，不把他们的吃喝拉撒都想到设计好，就放心不下，不仅为他们架好了通向幸福生活的金桥，而且还要操心手把手领着他们过去。
有关五四的一点乱弹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好像没有什么事大过五四运动。过去近现代史两分的时候，它是界碑，现在两下合在一起了，它是里程碑，而且是最高最大的一块里程碑。后来的事，只要稍微大一点，总会有人把源头扯到五四上去，好像成也五四，毁也五四。就事实而言，五四以后国共两党的历史，都摆不脱五四的影子，两党各自有一群“吃五四饭”（蔡元培语）的五四一代，政治行为上都有着五四的痕迹。
不过，当下的中国，五四已经开始褪色，至少已经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大陆，五四是青年节，一个很重要的现代纪念日，从前每年学校里都过得轰轰烈烈，近年被五一长假一冲，似乎让人想不起来了。在台湾，国民党方面曾经把五四定为艺术节，现在估计早就不过了。研究五四的专家周策纵先生说，这种节日的定法，说明了对五四看法的分野。其实，双方对于历史认识的分野，原比定节日纪念的理由要大得多，共产党的建党领袖差不多都是五四青年；而国民党方面，孙中山居高临下地赞过几句五四的学生，蒋介石则对五四一点好感也没有，只是碍于孙总理有言在先，而且党内吃五四饭者众多，不好破口大骂而已。在1949年之前二十几年，中国社会当然对一个很具抗议乃至文化颠覆意味的运动，会有截然两端的态度。现在，近代中国动荡的历史已经翻过去了。然而，翻过去的历史，不一定对现实就没有影响，如果不好好加以清理的话，一笔糊涂账的遗产，也许会导致一笔糊涂账的未来。
五四的研究者众多，研究成果也众多，海峡两岸、大洋两头都硕果累累，以至于后来者想碰这个领域，光先期成果就得看上大半年，兵马未动，太多的粮草征集已经把人吓退。不过，如果耐着性子把既有成果看完，就会发现，五四的很多事，还是不太明白。
说到五四，必然要说新文化运动，除了极少数的研究者外，大家都认为两者就是一回事。不过提到新文化运动，首先想到的其实是文学改良，或者说白话文运动。这个运动，当时和后来都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用活文字替代了过去的死文字，以平民文学代替了贵族文学。直到晚年，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一直对此很得意，外国人介绍胡适的丰功伟绩的时候，甚至因此说他创造了一种新文字。显然，这种文言等于死文字、白话等于活文字的等式，连给胡适做口述史的唐德刚先生也不以为然，唐德刚在给胡适先生做的口述史的注释里，列举了《史记》里“伙颐，涉之为王者沉沉”之类的例子，说明文言也可以相当生动。
不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白话文，其实也未必真的属于“活”文字。真正拉车卖豆浆的普通人，别说看，听都听不懂当时的新文学作品。无论当时还是古代，真正比较贴近平民生活的书面语言，其实是古代的白话。中国古代小说中某些直接脱胎于说书脚本的作品，比如《说唐》、《说岳》系列小说，实际上很接近老百姓日常的口语，不仅遣词用句通俗易懂，连语气、叙事习惯都十分贴近百姓的日常大白话。事实上，五四白话应该属于一种比较西化的文体，严格说，就是英语化的文体，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大体上按照英语语法来规范，可以比较清晰地分出主谓宾定补状，还可以分辨出哪些属于名词、哪些是动词、哪些是形容词和副词。不用说，这些在古汉语乃至古代白话里都是一笔糊涂账。胡适在文学改良建议中提出的“八事”，其中的“须讲究文法”一条，显然是五四白话的灵魂。最有意思的是，五四白话为了讲究文法，在发展过程中居然形成了“你、我、他”和“得、地、的”系统，让句子里更方便准确地填装形容词、副词和动词，使汉语看起来更像英语。
《新青年》诸公固然有提倡之功，但五四白话能够普及开来形成气候，其实主要该归功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如果没有政府的教育部在1920年就下令在中小学推行白话文，用政府力量把课文改成白话，我们的五四先贤们估计还要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即便如此，五四白话文学的欣赏者，也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喜欢《狂人日记》和《尝试集》的人大多是青年学生。
五四白话最大的长处，就是在于译介西方、尤其是英语世界的社会科学作品，比较方便。不仅文法类似，而且那些从日本转口过来，形中实西的名词，诸如国家、政治、自由、民主、经济之类，已经构成了我们今天社会科学基本言说框架的名词概念；用在古汉语里，即便是在今天，也相当别扭，但是搁在五四白话里，却相当妥帖，至少让人看起来不那么扎眼。“讲究文法”的白话文，甚至可以将很繁复的从句直译过来，句子虽然长到令人发指，但意思却失真得不多。反过来，译介西方的文学作品，五四白话好像就没这么大的优势，至少在民国时期人们用五四白话翻译的东西，好像没有几个能抵得上林译小说中的精品。一个不懂外文的人，通过中介，信手翻成的文言，其魅力至今不失，能让钱钟书这样学界公认学贯中西的掉书袋大王佩服，可见文言中的话语神韵，跟西方文学作品有可以相通的地方。跟五四白话相关，实际上，西方的人文社科学科的分类体系，也是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在中国学界确立。在此之前，至少文史哲跟经学还扯不清关系，哲学和哲学史，文学和文学史，都是一笔糊涂账。
当时的政府乃至整个教育界如此迅速地服膺白话，内在的冲动当然也是出于引进思想和理论的需求。辛亥革命之后，制度的变革，没有导致国家的富强，实际上是整个学界的困惑。就当时而言，欲求答案，除面向西方，没有他途可寻。即便是持文化保守主义态度者，也未必反对学习西方，反而会追求更深度的引进。因为，强大的西方、学习了西方而强大的日本，都现成地摆在那里，是压在国人头上的骄人存在。尽管由于一次大战，西方思想界已经发生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意识也陆续传递到了中国，但像梁启超《游欧心影录》那样的认识，并没有在中国引起普遍的共识；也许，在国人看来，即便一个“破产”的欧洲，也不是中国人所能傲视的。
毋庸置疑，中国的教育界推行五四白话，对于引进西方思想的启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教育部的这一举措，中国的社会科学现状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凡事有利则有弊，中小学汉语的教育自采用五四白话以来，成绩不敢恭维。这种教法实际上是让学生学一种洋化的语文，这种语文既跟古代汉语不一样，跟学生日常的口语也不一样。被西式语法切割过的汉语，实际上已经不是汉语了。在大的方面，违背了汉语学习的规律，既不讲究声韵，也不讲究对仗，更丧失了汉语原本的灵活性和模糊性。从“天地玄黄”改成“人口尺石”，从“郁郁乎文哉”改成“早晨起，上学去”，从对对子变成造句子，改变的实际上是汉语的内在规律。因此，我们几十年的汉语教育，至少在启蒙阶段，在教学效果上，远远赶不上过去比较好的私塾。用我们的语言大师吕叔湘的话来说，我们的母语，花几万学时来教，却教不好。这样的教育，其根子在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