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间的战争
中国近代所谓的军阀，其实彻头彻尾属于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正宗产品。当时国人寻找中国弱的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觉得中国人太文弱，士大夫重文轻武；反过来，人家西方人，包括学习西方学得比较好的日本人，都很有尚武精神，从军的都是社会精英，不像当时的中国，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尚武的另一方面，是引进、仿制西式武器，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中国在引进技术层面的现代化，直到甲午战争，其实并不弱于日本，西方每有先进武器一问世，用不了多久，中国人就会仿制出来。只是武器的使用，中国军队有点差劲。虽然从淮军跟洋枪队学英国兵操开始，中国军队就学着比划，但直到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行列式走得算是齐了，但枪炮却操练得不怎么样。当然，清朝新政以后，留洋学军事的人中，有认真的，比如在日本士官学校吃苦的若干人等，比较杰出的如蒋百里、吴禄贞、蔡锷、蓝天蔚；学得一般的阎锡山、孙传芳、刘存厚，也包括没有学完的蒋介石。他们大抵从天天早起刷洗战马、给老兵打洗脚水开始，忍受日本军曹的拳打脚踢，辛辛苦苦才学得一点低层次的军事技术，只配当兵头——士官。不过，这些认真的人学成之后回国都担任高级军官，比原本应该担任的士官高了不知道多少级。加上这些人原本在国内都是读书人出身，在苦熬了若干年后，一旦回国，不免技痒，往往重操旧业，每每与一班文人雅士混在一起，因此，士兵的军事技术还是得不到提高。
辛亥革命的武汉争夺战，要算是这些按照西方操法、拿西方武器、穿西式军装、按照西方军队编制编练起来的新军之间，第一次正经八本的交战。
双方打得都十分的业余，按当时人的说法，北洋军的胜利，关键的是靠了他们有机关枪，而革命军直挺挺地冲锋，也是成全北洋军胜利的重要因素。
此后，军阀之间仗打了很多。每次战争，文的一方面的宣传攻势，所谓的通电战，要比真刀实枪热闹得多，真打的时候，基本上枪放得多，死人很少。四川军阀刘存厚和熊克武之间在成都开战，居然有大批的闲人前去观战，就像后来的四川球迷看球一样，不知道那时候是不是就喊“雄起”了。无论多大规模的仗，大抵雷声大雨点小，任他枪炮隆隆，其实死不了几个人，因为士兵们放枪放炮，都没有准头，但是放枪的速度都很快，更多的是图个热闹，跟小孩子过年放鞭炮差不多。以至于当时在华的外国人，有人恶毒地建议中国人恢复使用弓箭，说是这样至少能给国家省点军火钱。
西方人关于中国军阀间战争的另一种说法，也很恶毒，说是中国的战争不是用真正的枪炮打的，而是用另外一种枪——烟枪打，再加上一些袁大头
（银元）伴奏。这当然也有道理，中国人，尤其是军人，都熟读孙子兵法，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所以，兵马未动，烟土和银元先行。加上各派军阀之间，关系复杂，亲戚、同乡、同学，各方人士攀起亲来，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由头，给彼此的收买、瓦解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小到一个连一个营，大到一个旅一个师，甚至一个方面军，只要工作做到了家，战事一开，这边哗啦一倒戈，战斗也就结束了。
军阀间战争的另一个习惯是，无论仗怎么打，但彼此都留有余地。交战双方的亲属，无论战事多么紧张，都会留在对方的营垒里。双方的家眷，如果赶巧生活在一个租界，也依然在一起打牌。对于打败了的军阀，战胜者一般不做肉体上的伤害，甚至不动他们的财产，很有绅士风度。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四川人，一直到国民党当家时，大家依然保持各自的防区，势力大的占得多，势力小的占得少，但势力再小，也有碗饭吃。
当然，如此这般下去，一个个顶着将军头衔的家伙们，这样客客气气、温文尔雅，军队大可以变成仪仗队好了，甚至就像1920年代初期广州众多的司令部一样，有两个兵一个司令，再加上两支枪，就可以了——一支长枪给士兵站岗用，一支短枪司令自己佩戴。大概是众军头自己也意识到这里面的荒谬，于是，不知怎么一来，仗打得狠起来了。有人说是赖徐树铮，说他狠，把对手一个将军陆建章暗杀掉了；有人说是赖吴佩孚，用大刀队督战；也有人说赖孙传芳，打败了对手，居然把个对方的降将施从滨杀掉了。反正，仗越打越凶，大炮多了，机枪多了，坦克车开出来了，飞机也飞上天扔炸弹了，甚至毒气都有人放了。一战之后的西方军火商，看着中国的军阀打仗，高兴。一船一船地把军火运过来，战后的剩余军火、烂枪破炮，都找到了买家，把个中国变成了各国轻武器的博览会，连四川、甘肃都有了洋军火的身影。原本四川的刘湘，是个川军中的二等角色，但是人家占了重庆，有交通之利，不仅可以自己买军火，而且还可以截别人的，最后，居然做成了川中老大，号称有海陆空神（一些喝符念咒的神兵）四军。
仗打狠了，兵也就慢慢练出来了，只是把老百姓祸害得太惨。大家打的都是内战，跟原来军事现代化的本意，差得太远。
辫帅的人缘和地缘
军阀大抵有外号，张勋的外号是“辫帅”，因为他在进入民国之后还坚守自己脑后的辫子。其实当时留辫子的军阀还有一些，某些西北的小军阀包括北洋老将姜桂题，都拖着辫子。但只有张勋被称为辫帅，大概由于他不仅自己留，麾下一万多定武军都留辫子的缘故。
张勋在历史上名声不好。在一个进化论主导的时代，痴迷地留恋前朝皇帝，不仅在身体肤发方面身体力行，而且操练出了一场复辟大戏，弄得北京城一时间满街都是辫子，如此作为，想不挨骂，难。不过，国家大事不见得人人都关心，进化论其实只是知识精英的意识形态，中国人看人，还是人品、秉性这一套。就当时而言，在某些人眼里，张勋是个憨憨的实心眼汉子。尽管张勋净闹反动的事，但军阀圈子里很少有人说他不好。跟张勋关系最铁的，要数号称讲义气的胡帅张作霖，张勋复辟之后，成了众矢之的，只有他一直在为张勋说好话。直皖战后，胡帅在北京政府有了说话的份，就闹着给张勋平反。当然，秦桧还有两个好朋友，武夫之间的交情也许算不得数，但是，在北京的梨园，张大帅的口碑也相当不错，人人都说张勋的堂会，给钱多，和气，不耍武人脾气，不强人所难。
其实，最喜欢张勋的，是江西人，尤其是江西奉新县的人。而张勋的家乡奉新赤田村的乡亲们，男女老幼个个都爱死了他们的张大帅。民国时期北京的江西会馆、南昌会馆，都是张勋建的，奉新的会馆，居然建了五个。江西会馆要算是北京最豪华的西式建筑中的一座，不仅有洋楼花园，而且能自己发电，在里面唱戏，从来都是灯火通明。在北京求学的江西籍人士，只要求到张大帅名下，没有不给钱的，至于奉新的大学生，个个都被张大帅养着，吃穿度用，一切包圆儿。赤田村的老乡，张勋每家奉送大瓦房一座，缺什么，张嘴说话，张大帅管。每逢过年，到张勋驻地徐州的火车上，塞满了江西的老表和老表们的乡音，那是上张勋那里去拜年的喧闹。当然，乡亲们拜年不白拜，除了白吃白喝之外，还能带点银子走。
在那个时代，但凡是个军阀，都在乎乡谊。曾任山东督军的张怀芝说过，刮地皮也得在外省刮，即使做了土匪，也不在家乡作案。湖南军阀何键“非醴勿听，非醴勿用”（何是湖南醴陵人），阎锡山则“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是山西五台人），张作霖“妈拉巴子是路条，后脑勺子是护照”（张是营口人，妈拉巴子是营口人的口头禅，而后脑勺子是营口人的体貌特征），狗肉将军张宗昌“会说掖县话，就把马刀挎”（张是山东掖县人）。在战乱年代，作为一个军事集团的头目，借助血缘和地缘纽带，捆绑自己的集团，一点都不奇怪。不管怎么说，还是自家人靠得住，所谓的在乎乡谊，就是用自己的家乡人为自己修筑一道坚固的城墙。不过，奇怪的是，张勋对老乡好，却并不让这些人到自己队伍里来做事，换言之，他的辫子军并不是他的家乡子弟兵。也就是说，张勋跟他的同类不一样，他的重乡谊，没有多少实用的功利目的在里面。
实际上，尽管张勋混的地位不低，但始终只是一个乡下的土佬，对乡亲施恩，既是富贵还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是照顾乡里的一种古老习俗。一个外国记者采访过他，回来说，张勋绝不是一个政治家，倒更像一条凶猛的看家狗。的确，张勋就是这样的一条愚忠的狗，忠于清室是愚忠，重视乡谊是愚善，所有的感情投放都有一个文化习俗划定的对象，走到哪里，爬得多高，都难以改变。也正因为张勋的“愚”，兵微将寡的他才成了督军团的盟主，自己还以为是众望所归，被大伙“忽悠”得一头扎进了北京，为段祺瑞赶走黎元洪火中取栗还不自知，以为可以借机实现自己的理想，恢复大清江山，做“中兴”第一人。待到全国一致声讨，段祺瑞组织“讨逆军”打回来，张勋才气得直跳脚，不仅丢了作为命根子的军队，还落了个复辟的恶名。
这样的张勋，在江西人那里，在奉新县，当然有人缘，即使他后来身败名裂，还是有人念他的好。不过，这样的人缘，我们在江苏的北部的张勋驻地，却找不到。显然，张大帅的乡情是有代价的，而这个代价是由徐州和海州一带老百姓来支付的。
穿长衫的军人
清末的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外国打上门来，中国总是吃败仗，灰头土脸，割地赔款。在败给近邻日本之后，国人深刻总结教训，认为原因在于人家尚武我们崇文。洋鬼子也跟着起哄，说中国的政坛上尽是些文学之士，跟我们打仗，安得不败？
于是国人开始改辙，有识之士投笔从戎，奔外国学军事去也。首选的地方是日本，不仅由于人家打我们打得最疼，而且据说日本跟我们文化相近，学西方学得最像，有现成的经验。于是日本士官学校就塞满了“清国留学生”。为了减轻压力，日本不得不专门为中国人建了一所振武学校，作为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制三年，平白让中国学生比日本人多花一倍的功夫，害得蒋介石没有来得及进士官学校，就因“革命需要”回了国，造成一生的遗憾。在派出留学的同时，国内的军事学校也纷纷开张，陆军大学、陆军中学、陆军小学等各种专门军事学校，再加上各地的讲武堂、将弁学堂、弁目学堂，一时间军校遍地开花。不仅军校，这个时期办的普通新式学堂，学生也大多军校生打扮，校服像军服，一律大檐帽。无论中学还是小学，跟习武有关的体操课（即今天的体育课）特别吃香，体操老师比格致（数理化）老师还难找，待遇也更高。总之，在清末民初的一段时间里，国人，尤其是那些昔日穿长衫、戴方帽子、走路迈方步的读书人，很是发了一阵狠，说是要一改过去重文轻武的积习，从东亚病夫变成让世界吓一跳的醒狮。一身戎装，马靴、皮鞭、东洋刀，如果再配上一匹高头大马，是男人最酷的装扮。
过了若干年以后，这些学成回国或者毕业的武人们，没有机会在“吞扶桑”的战事中施展拳脚，反而将本事全用在了打自家人的内战上面。大打、中打、小打，联甲倒乙，联乙倒甲，无日不战，无地不战。这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学军事的武人们，包括昔日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们，倒喜欢起了长衫，只要有机会，一律长袍马褂，而这种从前读书人和乡绅服装的变种，一直被立志强兵富国的人们，讥为“病夫服”，上不得马，打不了仗。更过分的是，这些将军们不仅穿长袍马褂，而且不骑马改坐轿子，即使行军打仗也坐在八抬大轿里走，有的人甚至带着家眷（多半是小老婆）一起。军情紧急的时候，经常发生抬轿的士兵丢下长官四散逃命的事情，好在那个时候军阀打仗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打胜打败，对将军们的身家性命尽量保全，杀俘的事很少。虽然，我们在留下来的军阀照片上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赳赳戎装的尊容，不过那多半是为了展示官阶和勋章照的，在私下里，他们基本上都是长袍马褂，一副富家翁的样子。
只要在某个地方驻扎下来，很多军队中凡营以上的军官，都自设公馆，在当地找房眷属，然后躲在里面烟炮吹吹（吸鸦片）、麻将打打，基本上不到部队上去。有个湖南军阀的旅长，好不容易来趟自己的旅部，由于穿着长衫，而且总也不见面，卫兵见面不相识，就是不让他进，吵到旅部里的参谋副官出来，才算弄明白原来是旅长大人到了。这个旅长，当年也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
其实，当年脱下长衫投笔从戎的人们，原本就是打算通过强兵让民族崛起的，为了多学、甚至偷学一点东西，可以吃任何的苦，受任何的罪，甚至忍受日本军曹的折辱。没想到，这些热血青年，却在日后的政局转换中，莫名其妙地成了据地自雄的军阀，或者军阀的工具。随着内战的频仍，昔日脱下长衫的军人，再一次脱下戎装换长衫，不仅意味着他们意志的消退，而且标志着中国第一轮的军事现代化努力的失败。不是桔越淮北而变枳，不是播龙种而收获跳蚤，更不是军队没有国家化的悲剧，而是整个一代精英寻路目标的迷失。
傻人有傻福
曹锟在发迹前，是个保定府的布贩子。不过，他的贩布事业一直在可有可无之间，实际上他就是街上一个闲人。闲人可是闲人，人家一不是流氓，二不是地痞，保定府不是天津卫，在大清国那会儿是直隶总督府所在地，没天津那么多嘎牙子混星子。曹锟这个闲人，为人相当厚道，只要有人要他帮忙，出力气出多少都心甘情愿，一帮到底，只要管饭就行，人送外号曹三傻子。不过，傻子脸皮也厚，只要看见人家请客，不管是谁请谁，只要其中有他认识的，进去一屁股坐下就吃。
惹祸就惹在这个脸皮厚上了。一次，曹锟如法炮制，蹭了一顿酒饭，大概是酒菜比较好，因此多喝了几杯，出门撞上一家娶媳妇，曹锟不知哪根筋搭错了，死活非要掀人家轿帘，看看新娘子长什么样。这下坏了事，人家是当地有势力的，当场就要揍人送官，幸好几个闲人拉得曹锟走得快，才没被拿住。回到家，酒醒了之后，曹三傻子越想越害怕，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溜了。去哪儿呢？正赶上袁世凯小站练兵，他投军去也。
小站新军当时是大清国最先进的新式军队，一色普鲁士装备、编制并操法教练，薪饷也比一般勇营和绿营高上许多。招兵按曾国藩练湘军时的规矩，不招城里人，只要那些乡下土得掉渣的农民。按说，曹锟这种城里的无业游民，是新军特别忌讳的。可是，曹锟这个傻劲救了他，从外表上看，这个矮胖子看起来比农民还要憨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