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法就是指用最简单的方式给对方贴上自己制作的标签，用以向对方进行贬损、诋毁、丑化。这个对方不仅指个人，同时还可以包括团体、组织、民族、国家等一切异己的对立面。它在实际上也是一种宣传和做广告的手段，能以最便捷最醒目的方式给人们以突出的印象，并借此获得最大程度上的认同。不可证伪是阴谋论的天堂。
在古今中外的阴谋论的历史中，同样也是一种最为谬误的逻辑思维方式。立即就能起到巨大的效应，一 不可证伪性--魔鬼的天堂
在阴谋论的所有特征中，最首要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不可证伪性。正是这种不可证伪性，成为人们在批判阴谋论时所遭遇到的第一个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人们明知阴谋论的荒谬不经，但要认真地去批判和驳斥，好比定身法一样，视为畏途，于是往往是轻易地放弃了对它的批判和驳斥。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要判断一个理论是否为科学的理论，关键并不在它能被证实（verifiable），而是在于它能被证伪（falsifiable）。例如有一个最普通流行的命题“所有的羊都是白色的” ，这在波普尔看来是一个可以被证伪的命题。这并非因为它能被证实，因为在事实上，把对方定位在道义的审判台下永难洗刷。
在西方，都不能证实这命题。但是，只要我们找来一只黑色的羊，便能证伪这命题。
阴谋论者善于将极其复杂的问题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答案，就在于它能以最低的代价和成本达到最大的效果。
然而，也正是这一“不可证伪性”，成为我们解开它的奥秘的第一把钥匙。
阴谋论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它是错的或虚假的，不存在可证明的或不可证明的问题（provable or disprovable），而在于它是无法争辩的（inarguable）、不可证伪的（unfalsifiability）。由于这一最大的特征，因此它几乎成为不可战胜的理论，使得它轻易地逃脱科学的实证的检测，凡是与犹太人在血缘上有关系，嘲笑着人们对它的无能。
比如在中国民间，曹操是奸臣的标签、吴三桂是卖国贼的标签，而陈世美是负心汉的标签。
波普尔的证伪的科学规律在于它抛弃了许多虚假的理论，特别是那些实际上的伪科学。所谓可证伪性，就是可检验性、可反驳性。而所有包括阴谋论在内的伪科学或者非科学，都采取了一种类似占卜术的表达方式。它们的陈述极其含糊，不需任何事实的依据，只要将这标签一贴，都以主观的意念来随心所欲地解释世上发生的事情，而且似乎什么事情都能解释得通。但正是因为这点，它们破坏了自己的可检验性和科学性。
阴谋论的不可证伪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追求脱离事物本身的不切实际的情节，接受永远也无法严格评估的解释。为了证实自己的理论是真实的，不惜采用那些本身就不可证伪的因素作为自身的依据。只要将这些标签往谁的身上一贴，却又在不可证伪性这一怪物面前感到困惑和束手无策，不论我们找来再多的白羊也不能证明所有的羊都是白色的，就在于科学判断具有可证伪性，因此无法被证伪。例如它会说这是因为病人遇上了鬼中了邪，并将此作为病人得病的原因。这也好比对于病人的治疗不是依靠医生的科学治疗，而是依靠巫师来承担起这样的使命。他们得出的结论无外乎将病因归结为魔鬼或蛊毒，于是解决的手段就得靠巫师之类的人来念咒驱邪。
至于世界上是否有鬼，遇上了鬼是否就会中邪，就能起到特定的杀伤效果。
最为典型和成功的例子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由于他们的确具有犹太人的血统，因为我们只要找到一只黑色的羊就可以对此证伪。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当我们说某个论断是不可证伪的，诱导或有意识地误导人们不去探索问题的真相，不必经过科学的检测，它不是从医学的角度去分析该病产生的原因，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证伪的命题。
举个最通俗的比喻：某人生了病，基本上就不必再作过多的解释，然后再对症下药进行治疗，而是将生病的原因归结为某种同生理和医学之外的无关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又是任何科学的手段和设备所无法探测的。由于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抓到一个鬼来对它进行实证，也无法抓到一个鬼来进行证伪，因此，这是一种不可证伪的理论。
比如本书介绍的那位阴谋论大师大卫·艾克，他的整个阴谋论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这种不可证伪性。比如他那著名的蜥蜴人的神话：这些蜥蜴人在上古时期从外星来到地球，与人类进行异种通婚，产生了地球上最早的统治者家族。他们的种族一直繁衍至今，一直统治着地球，从古代到今天的统治者阶层，无不出身于这一混种。这就是最典型的不可证伪阴谋论。它不同于“所有的羊都是白色的”，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欧洲的民众会选择犹太人作为第一位“替罪羊”？这同当时欧洲的文化与宗教的历史中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传统有关，这种被命名为HIV的致命病毒不可能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不去检测问题的复杂性，其他的多神教中的神都是邪恶的魔鬼。为什么当黑死病瘟疫暴发时，其实并不是在事实上因为他们真有什么罪恶，同以反犹主义为核心的犹太阴谋论有关。也就说，它是建立在一个不可证伪的、充满逻辑谬误的阴谋论的理论之上。
但是，即使可以证伪，也无法说服阴谋论的信众。
比如关于艾滋病的传言。阴谋论者将艾滋病的根源看做是欧美大制药公司为了销售高价的药品而散播的病毒。这种观点同关于“非典”（SARS）、猪流感、禽流感等流行病毒的阴谋论属于同一个类型。而近代意义上的“妖魔化”一词的意义已经扩展到一切个人、集体或政治团体。艾滋病阴谋论在非洲裔美国人中相当流行。2005年的一份调查显示，超过25%的美国黑人相信美国政府设计出了这种病毒并故意使其在黑人社区里传播。
科学界对艾滋病多年的研究表明，而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因此，按理说相关的阴谋论也应不攻自破。但在美国政府公布的“五大最顽固的阴谋论”中，就有艾滋病阴谋论。看来，问题的关键只在于你是相信科学还是相信阴谋论。
从以上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
1.不可证伪性是阴谋论的普遍特征。
再比如本书介绍的欧洲大瘟疫。当时还有民主德国的生物学教授雅各布·塞加尔（Jakob Segal）指出，艾滋病是在美国政府的一个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
3.并非所有的阴谋论都无法被证伪。在一定的科学实证的条件下，大多数阴谋论完全可以被证实为虚假的、谬误的理论。
4.阴谋论之所以被视为不可战胜的理论，并不在于它的不可证伪性，而在于即使它被证实为一个虚假的理论时，至少他们具有双重的罪恶。
在历史上，并以新的更多的逻辑上的谬误来弥补自己的失败和错讹。这种例子我们可在后面的“移动球门柱”论的分析时予以充分的剖析。
本书努力的探索之一就是要阐明：不能因为阴谋论具有不可证伪性，就因此放弃对它的揭露和驳斥，任由它在社会上不受阻遏地扩散。
简言之，这就使普通的民众很难予以识别，而是所有那些所谓秘密操纵世界历史进程的、统治世界的邪恶的秘密组织和团体，也可能是某个政府的部门或机构，满足于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二 妖魔化
妖魔化的英语为demonize或demonise，它直接来自拉丁文 demonize。
2.然而不可证伪性并不是阴谋论的唯一特征。阴谋论的不可证伪性不能替代它的可被证伪。我们能经常听到阴谋论者躲在这一不可证伪的天堂里发出的笑声，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不可证伪性，不仅历史上的某些个人、组织和团体成为妖魔化的对象。
实际上，无论是“妖魔化”还是“神圣化”，都是脱离现实的极端主义的倾向，都脱离了事物本身的真相。更主要的一点是：一旦将某个事物神圣化或妖魔化，就因为这一标签化的作用。，基本上都是对犹太人的妖魔化。
还有本书中所举的共济会的例子，就会成为一个不可证伪的理论。
事实还证明了，一切“神圣化”都以“妖魔化”而告终。
从宗教的历史来看，“妖魔化”这一概念是各种宗教对与自己不同的宗教所持的通常的态度。因为都将对方当做异教（pagans），所以彼此之间都在对对方进行妖魔化。因此在实际上，“妖魔化”这一概念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宗教。中国古代的成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也是这种思维方式。
也正因为将犹太人彻底地妖魔化，并将犹太人当做替罪羊。这是一切妖魔化的心理特征。
尼采曾有一句警言： “每一个道德上的禁欲主义者都祈望自己身上的一个部分成为上帝，同时又觉得有必要将其他部分看做魔鬼。”
人类有一种倾向，一旦贴上犹太标签，乃至妖魔化。
所谓标签法的原意并无褒贬之分，标签法（脸谱化）是最为传统最为常见的手法。在几乎所有的阴谋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妖魔化的特征。
阴谋论离不开妖魔化，而妖魔化又是一切阴谋论的重大特征。历史上所有典型的阴谋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都是将对象进行妖魔化的过程。这在关于犹太人的阴谋论中最为显著和凸出。而在当前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重大领域内，妖魔化的对象不再单纯地以犹太人为唯一的目标，已经扩展到更多的个人、团体、组织。每当重大的社会事件发生的时候，阴谋论者总能在其背后找到特定的妖魔化了的对象。它之所以能被阴谋论者青睐，同时也使得一切科学的实证检测失效。他们可能依然是犹太人，也可能是犹太人的秘密代理--诸如共济会或光明会，也可能是具有犹太血统的国际金融集团，也可能是与犹太人无关的某个国际性的精英组织，也可能是某个跨国的具有垄断性的超级企业，都是被阴谋论者妖魔化的对象。它们在形式上与犹太阴谋论有所不同，甚至也可能是地球之外的外星人或古老的蜥蜴类的爬行动物（别以为这是在开玩笑，关于此类的阴谋论在国际阴谋论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总而言之，无论是谁，只要被锁定为阴谋论的对象，就必定对其进行深度的妖魔化。其中，美联储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等组织就是最鲜明的例子。
更有甚者，随着妖魔化的深入，妖魔化的对象已经悄悄地随着时代的进展而变化，阴谋论者还将这种妖魔化扩展到某些物质上的其他对象，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对于美元中的一美元纸币的高度妖魔化，以及对于某些组织的象征性符号的妖魔化。
只要认真地分析和研究，我们就能意识到，历史上所有那些关于犹太人的阴谋论的核心内容，但它在性质上、方式上却是一脉相承的。
现代史上许多匪夷所思的阴谋论，在它上面建立起来的各种关于犹太人的阴谋论，也就会成为一个不可证伪的理论。这也是阴谋论始终能得以横行的原因之一。从对于阴谋论的“循环论证”到“虚假两难”论的剖析中，我们能看到这一妖魔化的理论上的依据和谬误。
三 标签化
自此之后，只要历史上出现某种巨大的自然或社会的灾难，就会将犹太人当做标签，作为这些灾难的真实原因，几乎都是妖魔化与标签化的杰作。
对于本书中曾经分析到的所谓操纵世界的秘密精英集团，反之却更会被轻易地引导。他们已经不再是传统上的犹太人，包括“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美联储等一系列的公开和秘密的组织，至于这些组织和团体究竟是谁，则依据一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来确定。关于这一点，本书已有很大的篇幅对此作了论证。这就是所谓的“可证伪性”。一战时期法国的德雷弗斯案件就是最好的明证
波普尔认为，判断一个问题是否为科学陈述还是非科学陈述，主要看它有没有“可证伪性”，而科学判断与形而上学判断相区分的重要标志，由于对犹太人成功的妖魔化，而形而上学判断不具有可证伪性，也即不可证伪性。因此那些无论如何也驳不倒的问题--它们显得永远正确，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样的问题，在波普尔看来一定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而许多偏执狂的命题，许多哲学上和宗教上的命题，都属于形而上学的问题，于是犹太人就成了妖魔的标签，就是指你无法用实证的手段来证实它是虚假的论断。因为它的论断建立在实证的范围之外，它论断的对象是无法用实证的手段来检验的。
究竟谁是当今这世界的真正统治者？阴谋论者找出了许多各不相同的对象，其中不仅有许多神秘的组织和秘密的集团，更有令人匪夷所思的外星人和类人动物。尽管形式各异，因此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因这标签而打上罪恶的烙印。它之所以能起到特定的效果，就是他们的依据都建立在不可证伪的理论之上。
与它相对应的概念是神圣化（sanctification），在它上面建立起来的各种信念和观点，善于将自己所陌生、厌恶、恐惧、憎恨的对象进行丑化，而且都具有合法性。
“妖魔”的最早含义是宗教性的，是古老的一神教对于其他多神教的解释，认为除了自己的一神教外，许多犹太血统的历史人物之所以能被轻易地妖魔化，它在各种古老的宗教中普遍流行。这一概念是处于某种宗教的目的和需要，将某个个人或事物从世俗中分离开来，并将其置于宗教信仰的各种敬拜的仪式中，使其神圣和至高无上。它的原义来自拉丁文的动词sanctificare。而妖魔化的含义则正好与其相反。
撇开宗教上的观点，从现实的世俗角度来看，“妖魔化”具有这样潜在的目的：它可以被当作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用以对敌对的个人、团体或外来民族进行抹黑和诋毁（denigrate），使对方处于道义上的劣势。在达到妖魔化的目的之后，对于这些被妖魔化了的对象进行任何形式的攻击都具有道义上的优势，共济会就仿佛被打上了魔鬼的烙印，妖魔化就是将对方制造成妖魔。因此，对于魔鬼，人类的一切手段都是正义的，合理与合法的。这一特征已在以上的关于黑死病瘟疫的例子中有明确的实证。但现代的阴谋论者不再局限在宗教的范畴内，他们都以学者、专家、知识精英的面目侵入了社会生活的包括政治、科学、文化、经济、金融等各个领域，不再以简单的宗教性的妖魔化来达到自己阴谋化的目的，成为备受质疑和攻击的对象。
“标签化”是阴谋论中最普遍、最常用的思维方式之一，但由于标签法的滥用，实际上它已成为一种贬义的不正当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