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蛊惑仔是我遇到的台湾人中的另类，我遇到的大多数台湾人还是很有实力的，还记得有一个老兄，后来我在写《黑金道》的时候曾以他做为原形，这位老兄患有严重的渴酒症，这种病患上容易治愈难，临床表现是一见到酒就没命，喝白酒不是以杯计算，而是以瓶衡量。同样的，他判断别人的标准也是以喝酒多少为基准，愿意喝的就是好人品，象我这种酒精过敏的人，那是属于道德问题，可归为做人阴险奸诈一类中。这种判断标准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曾有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官场上就是以这个标准衡量干部的。但在我见到这个家伙之前，还从未意识到这种状态是一种疾病，只是象绝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是自己身体素质不好，所以曾长达十几年因为自己酒精过敏而闷闷不乐。直到见到这个家伙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社会官场上曾经推祟并标榜的，竟然是在国外要送到康复中心治疗的疾病，这个发现真是让人扫兴。
但是这一发现却让台湾兄弟欣喜若狂，记得那位老兄跟我说起过，他曾经连走过中国二十四座城市，沿途各地所望披靡，当地官员无不在酒桌上败下阵来。让这位老兄着实的赚了一大票。说这话的时候老兄黯然神伤，因为中国的经济形式在变化，人们变得越来越理性，靠比拼谁的病更严重来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这显然有点不妥当。因此这位老兄能够靠比拼渴酒症的严重程度而拿到订单的机率大幅度下降，这让该老兄深为不满。不满也没办法，老兄只能琢磨别的招术。
这两件事确实给了我很强烈的刺激，我再次觉得，大陆的管理咨询业界一定要放低姿态，只做自己最擅长的专业活计，诸如培训及流程再造之类，万不可跟在台湾派系后面乱搞，搞到最后台湾人捞足了钱收摊走人，所有的后果只能由本土咨询业界承担。这个后果太严重，没人能够承担得起。
曾子说：“可以寄百里之命，可以托六尺之孤，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当我琢磨着放弃管理咨询行业中已经取得的一切的时候，我又犹豫了起来，因为我当时因为心理的负罪感太强，莫名其妙的滋生了一种悲情心态，认为既然这个行业面临着如此的困厄，那么也正是象我这种人以弘毅的精神挽救危亡的时候。让我及时收住脚的还是我临事犹豫不决的个性，考虑过应曾子的要求准备牺牲自己之前，先得考虑考虑孔子他老人家是怎么说的。
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总之一句话，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明白人不会为别人的事操闲心，这世界上每个人都会为自己考虑，轮不到你非要替人家寄百里之命托六尺之孤，地球离了谁都转，而且转动起来有可能更加稳定。
最终还是决定放弃。
到了我做这个考虑的时候，深圳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用我一位朋友的话来说：就是小规模的游击队统统被击溃，正规军名正言顺的接管了市场，市场上的机会面已经变成了机会点，非机会面正在寻找这些疏漏了的机会点并将其覆盖，总之，深圳已经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它仍然是冒险家的乐园，仍然是充满了机会，仍然是充满了动感与活力，但是，深圳对于成功所要求的门槛也更高了。
深圳现在需要的是华为，是任正非那样的技术英雄，靠怀里揣几颗钻戒跑路就发大财，深圳不需要这个。这样成功的老板不论有多少，都无法带来深圳的活力，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
还是要做大实业！
大实业曾经是我一度的梦想，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但是当我走过这么漫长的人生之路，对于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目标突然失去了信心。事实上我进入了一种由灰色情绪所笼罩的人生状态，此前此后的许多事情，都是朋友们强拖着我，我才勉强马马虎虎的应付一下，不是我对人生目标失去了兴趣，而是我越来越陷入自己的怀疑陷阱之中，因为我太了解向着这一目标前行都会遇到些什么，目标越是伟大，我们所遭遇到的不洁与污浊就越是不可避免。
事实上那种灰败的情绪直到几年前还一直影响着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北京，遇到一个小骗子，小家伙牙齿还没有长全，拿我当傻瓜开骗，我哼哼唧唧笑眯眯，觉得这个孩子真是可爱啊，这么小的年龄就有如此志向，敢骗人所不敢骗，了不得。后来小家伙拿了份假合同骗我签，我眉头都没眨一下，闭着眼睛就把字签了。事后有朋友问我脑子是不是缺弦进水了，就不担心那份假合同迟早会有一天惹出麻烦来吗？我回答说：让小家伙开开心吧，这个社会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还有还有，让小家伙以为他那拙劣的招术真的会管用，然后让小家伙继续折腾下去吧，等到有一天小家伙发现别人一点也不比他傻，那光景一定非常热闹。
以为手里捏着一份假合同就能占到便宜，那孩子，他根本不懂得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啊。
突然岔开说起这个孩子，是因为人在社会中的博弈关系牵扯到了过多的变量，哪怕是神仙的掐指一算，也算不到点子上。看看我在职场上这么多年的绞尽脑汁，但凡算无遗策之事，结果必定是一败涂地，而往往是那些不用心计或是来不及深思熟练的项目阴差阳错弄出个眉目。所以那段时间以来我越是反思自己的行为，就越是沮丧，因为博弈场上过多的变量一旦不在你的控制之内，那种听天由命的无奈心理会让人很郁闷的。
最终促动我结束管理咨询事业的还是朋友们的推动，有几个搞技术的朋友强迫我投资哄着他们玩。事实上从我早年初到珠海的时候，就结交了不少的朋友，但在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独当一面之前，朋友只是朋友，无法形成事业伙伴关系。但迟早有一天我们会过渡过这种关系的，就象我现在正说的：
朋友们的产品我看了，不能说没有市场，只不过这个市场的培养期过长。事实上失败的新项目或是新产品，多是囿于资本短缺的缘故，在缺乏资本辅助的前提之下，搞实业就是那点微小的投资与市场的认知度的赛跑，如果在市场接受你之前你还剩下点本钱，那么你就多多少少接近了成功。相反，市场还是铁板一块，最常见的是真正需要你的产品的人压根不知道你在这里，等他们听说了你之后，你已经破产了。基于这样一个理由，我对朋友们的专利技术不感冒。
于是我要求朋友们换产品。
我把事情想得简单了，以为让他们这些搞技术的人再琢磨出点新的花样应该很容易，就象写文章的人再另写一篇差不多。但是实际情况是，搞技术的人多半缺乏想象力，这事真是不可思议，须知技术就是凭了最伟大的想象而推动的，如果一个搞技术的缺乏足够的想象力，那这个技术搞得就痛苦了。
但是后来朋友们还是搞出来个东西，拿到我面前一看，蛮好，蛮好，这东西还真有市场，可惜就是满街都在卖。但正因为满街都在卖，就说明了这种产品的市场前景。但产品只有前景还不够，你至少，在市场萎缩之前得先把投资收回来，搞技术的人是不琢磨这事的，这事就得投资者自己琢磨。
实际上我很不愿意搞这个投资的，一来我的钱不多，扔进去让他们玩？这个有点对不起自己。二来这个投资行为存在着一定的市场风险，而我所能够想到的降低市场风险的办法又不可避免的带来其它形式的风险，折衷的结果，就是让朋友们做点退步，既然你们拿我的钱玩，总不能玩了我的钱又玩我吧？
厂房就算了，办公室就算了，我负责出钱把产品搞出来，兄弟几个跑出去想办法卖吧。我的要求让当时几位兄弟很是难堪，但我知道他们最终无法拒绝的，他们不跑出去卖，难道还得我跑出去卖不成？事情就是这样，无论你想达到任何目的，总得付出点什么。
就这样，我们一共四个人，玩了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投资已经进入但本钱还没来得收回来的时候，风险来了。有一家大型品牌公司逮到了我们的产品，一状告到了法庭，人证物证俱在，说我们侵犯了人家的专利，尽管对方也是刚刚抢注不久，但这玩艺儿认的不是市场，是证书，所以我们想赖也是懒不了的。于是开庭，于是瞪两眼珠子说胡话不认帐，认了帐那岂不是要赔个光光？于是请法官吃饭，问计于法官——这个法官此前素味平生，会面前为不知他会开价多少而忧心，不想人家法官大度得很，根本就没有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意思，人家就是拿你当朋友，跟你吃顿饭，仅此而已，想得多了明显是对人家人品的污辱。
要依法办事，法官朋友说，法制社会吗，一定要依法办事。
于是就依法办事，先抓紧，把还没加工成产品的所有材料全部投入车间，产品拉到赛格广场降价一成，见现金就下货，戚哩咔嚓的忙了三个月，总算把本钱全都收回来了。拍拍手兄弟们散了吧，如果大家想继续玩下去，那你就得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担当风险，如果你不喜欢风险，那就别抱发财的指望，人生博弈场上就是这样，你付出的多，未必得到的多，你不肯付出，那什么也得不到却是百分之百肯定的。
我说这件事情是结束我做管理咨询的契因，实际上这二者之间是相错进行的，当时的我对于做小老板心里怀着强烈的恐惧，因为小老板的可怜与操劳是你无法想象的。如果老板也分成阶级的话，那么小老板就是老板们之中的无产阶级，糟糕的是，小老板偏偏又直面最底层的民众，社会责任与企业的生存，这种夹板气非一般人所能够承受得了的。
收了摊，收了心，也收了我的性格，我曾寄望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砺，我的性格会变得浑圆成熟。而事实上不是这样，我发现我不知怎么开始变得喜欢钻牛角尖，大事不理会，往往会在小事上跟人计较，我猜想这才是我的本质，偏狭、刁钻，惯于数黄弄黑而失之于对全局的把握。
于是我想换一种活法。
换一种活法吧，到资本市场上去走走，去看看，了解一下大中国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当这个想法产生的时候，我的人生之路再一次出现了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