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成于思毁于随”、“凡事缓则圆”，这些都是古代中国人处理各种棘手问题或纠纷的智慧。除了各种需要当下紧急处理的事件外，许多棘手的问题不可能一时“毕其功于一役”，需要谨慎处理，避免“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在制定各种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的过程中，作为政策发起者的领导干部自身认识水平也不可能毫无瑕疵，一旦政策上出现因认识不到位而带来的重大偏差，将会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因而，在制定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政策过程中，必须经常坚持并运用滞后处理原理。邓小平同志在处理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主权之争的棘手议题时就运用了该原理。
坚持滞后处理原理绝不是做事拖沓，以一个“拖”字了断，不敢担当、不敢作为。恰恰相反，坚持滞后处理原理是为了把矛盾认识得更充分，对问题分析得更透彻，这需要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准备，需要审慎思考和周密部署的准备。同时，也需要发挥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作用，群策群力，抛弃个人英雄主义。
坚持滞后处理原理，要求主要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不迷信个人感觉。人的认识水平是有限的，人容易情绪化、不冷静，个人的“认为”有时候是靠不住的，这些都是犯错误的根源。中国古人造字造出的一个“伪”（“凡是人为的，都是假的”）字，就显示了深奥的古代哲学思想，即对“道”的敬畏。因而，在决策的时候，领导干部一定要敬畏产生于群众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常识”，如果违背常理，无论决策的程序多么科学、决策的内容多么周延，一样可能导致在执行过程中“打水漂”；同时，也要尊重群众的主体性。如果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得不到群众理解，一定要多作解释与说服的工作，宁可等到群众理解以后执行，也不可“霸王硬上弓”。
坚持滞后处理原理，反映出了一位领导干部做群众工作的较高艺术水平。滞后“滞”到什么程度需要有一定的拿捏，滞后“滞”得太长，尽管一直在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旦渡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间点，滞后就变成了拖沓甚至摔包袱；滞后“滞”得太短，没有全盘了解情况并找到解决问题的窍门，匆忙上阵，就会变成“一只大象冲进了瓷器店”，瓷器被毁坏，大象也受伤。
六、社区管理机制创新的“系统工程”原理
从党的历史及国情看，我们党最熟悉的工作还是农村工作。6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进京赶考”，实际上向全党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如何把城市治理好，“不当李自成”。建国以来，我们党的工作重心逐步由农村转向了城镇，并在城镇治理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是，近些年来，随着城镇化节奏迅速加快，大量的社会人、流动人口等聚集于城镇社区，给城市管理带来许多新难题。与此同时，我们党也把大量的执政资源投向农村，以获取农民的普遍欢迎。当前，在对党的认同中产生了一个奇怪现象：对党意见最大的人群如新生代农民工、“白骨精”（白领、骨干和社会精英）、大中专毕业生和其他流动人口等集聚在城镇社区没人关心或关心不够，而广大农村地区居住人口越来越少、影响力越来越小，我们党却由于思维惯性、天然情感、政策倾向等原因，对农村地区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资源，形成了强烈反差。从某种程度上讲，城镇化已是当今中国不可逆转的趋势，社区已成为影响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但我们党在城镇社区居民中获取认同的能力远落后于乡村，这个问题需要全党今后从战略高度上引起重视。
据一些研究人员的分析，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这个时期城镇化进程会迅速加快。2012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宣布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趋势已不可逆转。城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人“流”到哪里，矛盾和问题就“留”在哪里，城镇社区管理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管理中的焦点。与农村人口相比较，城镇人口具有流动性大、竞争性强、利益与价值多元化特征明显、自我实现要求强、政治参与热情高等特征，然而，目前我们党的动员体制并不能有效容纳这些因素，这也是城镇管理中各种问题频频发生的根源之一。如果说，古代中国是“郡县治，则天下安”，当今中国则是“社区稳，则天下稳”。这意味着，构建以党的基层组织、基层政府、“两新”组织参与为主体的适应时代特征与群众个性化需求的科学、高效、有序的社区管理机制，是维护社区稳定、提高城市管理科学水平的前提，也是我国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一个鲜明特色。
当前，我国现有的城镇社区管理体制存在一些弊端，难以短时间内克服，如：一些居民委员会准行政化，有脱离群众的危险；物业管理委员会按照目前的有关物业管理相关办法，如物管费用难以真正有效使用到管理中去；国家法律中还有一些空白点，使开发商在居民小区中难以有效地履行社会责任，没有为居民有效提供公益设施的义务（居民的室内活动空间），最终难以形成社区中的家庭俱乐部，群众工作缺乏平台；社区群众工作缺乏相关的经费；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深圳市桃源社区大胆创新社区管理机制，形成了“党委掌舵、政府修渠、企业放水、百姓行舟”的基层社区管理大格局，探索出了一套新形势下城镇社区群众工作的新办法，其具体做法如下：
建立公益基金会带动公益中心，公益中心引领公益组织，公益组织带动群众家庭的“三方、三级、三工”网格化动员以及“五轮驱动、三工传递”的群众动员过渡机制。
在社区动员中，党组织和党员是重要力量，但不是唯一力量。桃源社区党组织，在依靠党员联系群众的传统动员思路之外，还通过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拥有了组织群众的场所与资金。在场所方面，桃源社区建立之初，开发商主动将建成的5.6万平方米公共建设配套设施交付政府所有，再由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将设施委托社区公益中心代管，成为社区管理中政府与企业合作的典范；在资金方面，2008年11月8日，我国首个社区公益基金会—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桃基会）成立。桃基会定向捐助桃源社区公益中心8000万元，成为社区公益组织的“孵化器”，带动了社区公益组织的有效运行。目前，桃基会已培育和孵化了八大公益组织（公益中心、邻里中心、教育中心、老年协会、邮政代办中心、体育俱乐部、桃源人家志愿者服务中心、图书馆）。八大公益组织又包含若干群众性志愿组织或兴趣组织，这些组织的成立与八大公益组织一样都需要先提出申请，由社区党委和工作站为其进行报批，经由相关职能部门批准，最后经社区党委和工作站为其挂牌，正式宣示成立。这样的流程设计，促进了社区党组织与社会组织的紧密联系，也建立了一个根据群众兴趣而组织起来的动员网络。
为了发挥党组织的动员功能，桃源社区还成立“六方会议”（即社区党委、居委会、工作站、社区公益基金会、社区公益中心、社区物管中心），组成社区自治的多元主体。这些组织的负责人全部由共产党员（公益基金董事会也大量由共产党员组成）担任，保障了党的领导一以贯之。而八大公益组织的负责人，也由党员或社区居委会委员担任或兼任，保障党员密切联系群众。这些组织涵盖了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满足了居民不同层次和内容的个性化需求。于是，形成了以党组织（居委会）、企业家、群众家庭为“三方”，以公益基金会、公益中心、公益组织为“三级”，以政工、社工、义工为“三工”的网格化动员模式。
在党员（政工）培养方面，桃源社区党委秉持“只有对社会有爱心，才会对党有忠心”的理念，采取逆向培养的方式梯队式培养党员。即从普通群众中发现并培养义工，从义工中发现并培养社工，从社工中发现并培养党员。在社工培养方面，党组织坚持从五个渠道选择人才：第一，在中高级社区管理人员中寻找社区管理精英型人才；第二，从保安公司、物业公司招聘熟悉业务、实践性强的服务型人才；第三，招聘具有社工师资格的专业复合型人才；第四，招收酒店管理、旅游、家政等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提升社区服务质量和水平；第五，把本社区义工中有能力、有精力的老年人培养成社区建设的常青树；在义工培养方面，号召社区中有爱心、有闲暇的退休老干部、老党员、老劳模，带头参与家园行动。为了吸引广大群众参与义工行动，社区党组织还将社区垃圾处理场成功开发为菜园，积分达到一定标准的义工可以分得一块菜地，形成了一套精神鼓励与物质诱导相结合的义工召集机制。“三工”人才的有效培养，形成了党委号召党员（政工）、政工（党员）带动社工、社工带动义工、义工转动群众家庭的“五轮驱动、三工传递”的群众动员过渡机制。
建立“党组织掌舵、百姓上船、社会组织和企业家划桨”的群众动员转换机制。
民生问题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如何让老百姓的民生诉求得到满足，这是新形势下群众动员最根本的转换机制。为此，桃源社区党组织坚持“民生为本、规划先行、建管统一、建设服务型社区”的目标，在社区开发、社区成型与发展的不同时期，推动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的协调发展。
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桃源社区整合社会资源，推动社区福利普惠化，极大调动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社区福利主要包括：维护社区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身体健康；保障老人、孩子、居家妇女等特定群体的特殊福利；针对义工、社工的福利。社区党组织以居民福利为自身行动指南，向全体居民提供优质服务，真正将党的工作落到了实现、维护、发展群众的利益上。当然，各种福利的得来离不开政府大胆向社区居委会放权，离不开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规范化机制的形成，离不开社会组织自发提供公益服务，离不开党员的志愿服务。由此，形成了“党组织掌舵、百姓上船、企业家和社会组织划桨”的群众动员转换机制。
这种转换机制最终还形成了“党委掌舵、政府修渠、企业放水、百姓行舟”的基层社区管理大格局，社区群众有情况向党组织和党员汇报，有烦恼向党组织和党员倾诉，有困难向社区党组织和党员求助，基本消除了影响社区和谐、稳定的一切隐患。其中，“党委掌舵”是指社区党组织发挥指引方向的作用，掌舵而不划桨。社区党组织要求，党员在社区无须亮出身份，但必须体现“处处都有党的声音，处处都有党的关怀，处处都有党的温暖”，润物细无声地做工作，使群众真切感受到党就在身边；“政府修渠”是指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框架和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并酌情科学地向社区放权；所谓“企业放水”（而不是“放血”），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企业提供资金，而是指企业履行社区建设和参与社区管理的责任。具体表现为企业家要做好的“三件事”：依法做自己企业的事，争取为社区做些好事，千万不对社区做坏事；所谓“百姓行舟”，是指老百姓的平常生活和日常活动，主要体现为民生诉求。于是，在党的领导下，企业家依法经营，配合政府依法行政，实现社区依法自治，形成社区建设合力，最终造福千万家长和孩子。
深圳市桃源社区的经验表明，新形势下的社区管理机制创新应该体现这样的效果：如果把党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群众动员比喻为“拉车”或“推车”，新形势下群众动员应该是“织网”。即把各种社会力量吸纳到党领导的动员网络中来，以党员为“网格”，以党组织为“网心”，以有效的过渡与转换机制为“网线”，巧妙“撬”动各种资源与人力，不断增强群众对党的向心力。网格化动员关键不在布网，而在建立网线，深圳桃源社区最大的亮点即在于此，构建了“三级、三方、三工”的网格化动员过渡机制以及大力开发公益服务并作为公共服务补充的转换机制，满足了群众的个性化需求。
七、群众情绪管理的“弹道”原理
“弹道原理”是科学的轨迹学原理，炮弹从炮体发射出来以后飞行的轨迹与方向既取决于炮弹的重量，取决于风力的大小及方向，更取决于炮手的发射水平。能否打得准，关键在炮手。炮手的心理素质、基本功、选择发射的时间、炮手的视野等，都决定了炮弹的落点。电视剧《亮剑》中独立团团长李云龙与炮兵配合取得了用两发炮弹干掉日本坂田指挥部的战绩，其过人的心理素质以及高超的技术素养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弹道原理中，如果把社会环境比喻为炮体，把群众情绪比喻为炮弹，把干部比喻为炮手，党领导干部（炮手）不能改变或选择社会环境（炮体）的时候，一个优秀的炮手依旧可以将炮弹发射到预定目标，即实现群众的成就感。这取决于领导干部的发射方向、发射力、发射角度。党的群众工作也符合这个原理，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素质高，有设计并展示“愿景”的能力，能在关键的时刻影响并带领群众前进，善于找到解决问题的角度以及切入点，那么就能最终造福人民群众的同时也实现个人的价值。
相反，如果炮手的素质不高，作风不好，掌握不了方向，看不到当前形势的历史方位，发现不了与奋斗目标的距离，找不到克服困难与挑战的切入点，就不能造福群众，也难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成就感。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扎根群众，干部接近群众作风好，有一大批修养高、掌握好方向﹑距离﹑角度的干部，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群众情绪好﹑心气高，革命工作节节胜利。今天，干部在群众工作中的“方向定位﹑距离测评﹑发射角度”决定群众的“弹道轨迹”。
八、群众工作的“凸凹原理”
“凸凹原理”反映了深刻的群众工作的智慧，体现了唯物辨证法中的矛盾论理论。干部的“凸凹”工作态度反映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假设以凸表示高傲、有个性，凹表示谦虚、不敢做事，在单位和社会的不同区域中，干部的“凸凹”态度影响结果完全不一样。以下图为例：
在单位中，干部应更多体现为“凹”的一面，即谦和的一面，以利于下级或普通员工表现其个性、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这种凸凹结合会形成单位和谐的局面；在社会中，党员干部的形象应更多体现为“凸”的一面，即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担当，群众情绪好、怨气小，则整个社会处于“凹”的和谐状态；相反，如果党员干部不坚持原则，没有担当，群众情绪差、怨气大，则整个社会就会处于“凸”的冲突状态。凸凹原理的精髓即在于此。
凸凹原理还表现为另外一个特点，即干部凸与凹与党的凹与凸的相互转化。比如，干部的“凹谦虚”并接近群众会使党的形象“凸高大”；相反，干部的“凸骄傲”则会使党的形象变成“凹低下”。胡锦涛同志指出的“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这句话背后就蕴藏了“凸凹原理”的基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