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从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逐步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严肃活泼、清新自然、言简意赅、充满革命进取精神和斗争意志的优良文风，并不断将这种优良文风发扬光大。在长期执政的当下，我们党的文风总体上是好的，是与继承、培育、创新优良党风的总体要求相适应的。但也不可否认：随着执政使命的重压、领导任务的繁重、工作头绪的增多，随着发文数量、发文领域、发文类型的拓展，我们党的文风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日益突出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其一，所发红头文件的形式、格式、语调、话语体系等几乎是一个模式，总体形式基本趋同，也没有大的结构性差异。其二，一些文件或简报没有实质内容，往往是“大而空”、“大而全”、“大而长”，存在着内容空洞、篇幅冗长、言之无物、大而化之的通病，让人阅后几乎什么也抓不住、什么也记不住。其三，往往是几乎完全雷同的信息、简报、文字资料通过不同的形式重复印刷、反复发放，其结果是浪费纸张、无人问津，刊印伊始就被丢入废纸篓，有的甚至从印刷厂出来直接进入废品收购站。其四，写文章、发文件的客观性调查研究支撑严重不足，有时不是用第一手材料、第一手数据来说话，而是习惯于靠想当然得出结论，习惯于从理论到理论、从逻辑到逻辑地进行推演，而不去考虑与实际情况的契合。其五，写文章、发文件存在着单纯堆砌材料、数据，缺乏对材料数据进行充分的实证分析的倾向，其结果是使读者只能产生感性认识，难以提升理性认知。其六，更有甚者在写文章、发文件时对于没有确切把握的信息仍然不负责任地向外传播，存在着以讹传讹、弄虚作假、舆论导向错误的嫌疑。其七，一些红头文件、简报的语言虽然华丽优美，但是却晦涩难懂，缺乏活力与生气，无法使人阅后在精神上为之振奋。
上面所说的当下文风方面存在的这些问题，就很有些毛泽东批判过的党八股的味道。毛泽东在1942年2月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列举了党八股这种文风的八大罪状，分别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碍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毛泽东同时认为党八股这样的文风的出现，使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清新文风彻底被颠覆，因为“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与党八股的这些表象相对照，当下的文风已经出现了向党八股倒退的趋向，我们必须对此严防死守、积极应对，大张旗鼓地去按照责任性、大众性、实用性、精简性的要求切实改文风。
1.倡导责任性的文风
我们出台的红头文件、发出的简报，是要让人看的，是要影响人的思想行动的。所以，必须要严格把关，切实负起责任，不能不负责任地将红头文件、简报乱发、滥发，尤其是不能将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和简报发出去，不能将误导思想、误导舆论的文件和简报发出去。毛泽东在一次作演讲时曾经将发文件与洗脸做过一个形象的比较对照。他指出：“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像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拿不出来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须知这是要去影响别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啊！”这番话说得太中肯了，对于指导我们确立负责任的文风太具有鲜活指导价值了。因此，我们写文章、发文件一定要切实负起责任，务必强化责任心，务必对责任性要求“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2.倡导大众性的文风
我们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密切党群血肉联系是党长期执政的基础保证。既然党必须长期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那么，党的理论、纲领、决议、路线、方针、政策就必须为老百姓所熟知、所认可。前提是，老百姓必须对之听得懂、记得住。这就总体上依赖于我们党大众化的文风，取决于我们是否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向他们传递党的思想和声音。毛泽东在批驳党八股的文风时曾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此，我们所要倡导的文风必须是符合老百姓口味的、大众化的文风。
3.倡导实用性的文风
写文章、发文件的目的是要通报情况、交流信息、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并最终促成实际问题的解决。因此，建立实用性的文风，形成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文风导向，无疑是具有实质意义的。以党政机关发布的简报为例来看。简报的编辑印制所必须奉行的实用性原则，应该是“有则简说、无则不说、言简意赅、切中要害”。“简报是各机关、单位反映和沟通情况时使用的一种简短灵活的文字材料，是各类机关、单位办公部门常用的文字材料之一。”一些以“简报”、“动态”、“简讯”、“情况”、“摘报”等命名的文字材料，通常都可以归属于简报的内容。“简报所反映的内容主要包括：下情上达，即向上级机关反映、汇报情况；上情下达，即向下级机关传达领导机关意图；沟通同级机关，交流情况；反映、探讨和研究某些问题的意见、观点；摘编某些文件资料等。”因此，简报本质上是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信息沟通和传输的重要渠道，是准确及时交流情况的重要方式。这是简报的基本实用性之所在。如果一段时间以来，上下级之间、同级部门之间没有什么新的、典型的信息、经验、做法需要紧迫地进行沟通与交流，简报处于可发可不发状态，那就不用再按期制作和发放简报了。因此，从倡导实用性文风的基本要求入手，我们应下大气力提高文件简报的实用性，而不是去片面追求形式忽视实用性内容。要牢记两点：其一，所发的文件简报要简明扼要，分析问题要切中要害，所提对策建议要切实可行；其二，所发的文件简报既要加强对全局工作的指导性，又要注重针对性、时效性。
4.倡导精简性的文风
党的红头文件、简报以及其他各类文件是蕴含着中央及各级党委的权威在里面的。作为一种权威性的体现，红头文件并不是发得越多越好，必须做到“少而精”。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针对某一个问题的红头文件发得过多，文件之间的相互拆台、打架、自相矛盾的方面就比较多，文件执行起来就难以有公认的、权威的标准，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你按你的文件标准行事、我按我的文件标准行事，各方都有文件依据”的尴尬局面。“言多必失”。红头文件发得过多过滥，有时往往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加重不必要的工作负担。由此观之，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精简文件、简报的规定显然是切中要害的。为此，就要求我们今后要大力倡导精简性的文风。
精简性的文风有以下三个基本要求。一是写文章、拟定文件一定要精简文字、缩短篇幅，有话多说、没话不说，像鲁迅倡导的那样—“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二是可发可不发的红头文件、简报及其他形式的党委政府文件，一定要把握住“坚决不发”的原则。2001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精简会议和文件的意见》（中办发[2001]27号）明确提出：要“大力压缩发文数量。发文应当注重实效，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坚持少而精的原则，可发可不发的公文坚决不发，可长可短的公文一定要短。凡是法律法规已有明确规定的一律不再发文，已全文公开播发见报的不再印发文件。”“对现有的简报要清理压缩，该停的停，能并的并。”这些规定既是对各级党委权威的维护，也是避免办公资源浪费的需要。三是在网络新媒体、其他新的传输渠道日益发达的当下，对于不涉及到保密问题、能够通过网络传输的信息、文件及其他材料，可以适当加大网络传输发布的力度。这应该是以科技含量推进精简性文风的新形态。
（四）规范出访不折腾
领导人出访是和平执政条件下，党和国家的常态性对外交往活动，是开放世界格局中应有的中国姿态。就其内涵而言，领导人出访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带着使命、任务、责任出访外国、外国政党，并力争加强相互交往、实现互利共赢的过程。
1.领导人出访在大国外交中发挥重要功效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徐徐打开。我国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国际组织建立了对外交往，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制度化。在这个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访充分发挥了穿针引线、定调拍板、领导主导的作用，成为助推我国大国外交的中流砥柱。
第一，对外出访是加强对外交往的需要。当今世界是个开放的世界，当今中国是一个开放的中国。从加强国际交往、党际交往的现实需要出发，领导人的对外出访是必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党和国家的名片，是党和国家形象的代表、利益的代表、声音的代表、价值观的代表，他们的对外出访是党和国家整体面貌向世界的集中展示，是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最佳平台。所以，通过领导人对外出访可以有效加强我国、我党与世界各国、各国政党的联系交往，加深彼此之间的沟通与了解。
第二，对外出访是改善与密切相互关系的重要手段。在开放的世界格局之下，谁都不可能关起门来搞自我封闭。如果是那样，结局只能是被世界所抛弃。因此，加强与世界各国、各国政党的紧密联系，是全球化视野下我党、我国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为此，就应努力争取对我们最有利的国际环境、国际氛围，建构形成最有利于我国开放性发展的国际关系状态。这就需要借助领导人出访的高规格形态，开诚布公地与世界各国领导人加强联系与沟通、交换意见和观点，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力争建构起融洽的国家关系、党际关系。而且，从实践来看，建国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访也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改善我国与外国关系、我党与外国政党关系的功效。因此，领导人出访在大国关系的塑造中显然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第三，对外出访是合作共赢的建构机制。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科技飞速化、民主浪潮化、思想多元化、文化碰撞化的“六化”国际态势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然是世界的主流和大趋势。因此，努力争取对我国发展最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完全有可能的。在此情况下，通过领导人对外出访，可以与世界各国政府、各国执政党共同探讨实现合作共赢的机制与路径。通过领导人出访，更有利于建构或革新双向贸易平台、跨国投资平台、劳务输出平台、科技支持平台、民间交往平台、文化交流平台，与世界各国一道为实现共同的繁荣富强、构建持久和平的和谐世界共谋新路。
2.领导人出访必须按规范办事
领导人出访是重要的外交活动，关系党和国家的形象，不能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必须遵循必要的外事工作纪律，按照一定的规范性要求展开。1989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访问的规定》，提出了领导干部出国访问的八项具体规定。包括：必须是为执行自己主管公务的国事或工作而进行的对外访问；必须按规定的组织手续报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由主管的职能部门根据工作需要提出建议和报告，由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定；除工作上特殊需要外，出访次数一年不得超过一次；严格控制出访团组人数，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陪同和随行人员总数原则上不超过20人；确因工作需要偕夫人同行，否则不得以任何名义携带子女出访；对外赠送礼品须严格按有关规定执行，所受外方礼品须按有关规定登记上交主管部门；领导干部率团出访，我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公司，一律不宴请或变相宴请，不赠送礼品或纪念品。这八项规定一度成为我们党规范领导干部出访的重要制度性规定和强制性原则。
2012年12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结合当前外交和外事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对于领导同志的出访又专门作出新的规定，明确指出：“要规范出访活动，从外交工作大局需要出发合理安排出访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一般不安排中资机构、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等到机场迎送。”这一新的具体规定说到底就是，领导人出访要按规范办事，尤其是要做到不折腾、不超标、不追求享受。
第一，不折腾。领导同志出访是外事，也是我们自己的家事。从外事的角度看，如果被出访国安排一定的欢迎欢送活动，我们很乐意接受，因为这也显示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国际地位和所受到的国际尊重程度。但是，从领导同志出访是我们家事的角度看，就没有必要非得客客气气、中规中矩地搞迎来送往、接风洗尘式的那一套仪式化、模式化的东西了。如果非要那么做，只能解释为自我粉饰、自我陶醉、自我满足，只能解释为瞎折腾、胡闹腾，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2010年4月12日胡锦涛出访美国，当他的专机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迎接他的只有美方官员和中国驻美大使，没有出现人为性组织安排下的中资机构、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等到机场迎接、悬挂欢迎横幅的热闹场景。这是胡锦涛贯彻“不折腾”工作原则的典型体现，也是中央进行礼宾制度改革所迈出的一大步。因此，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领导同志出访时“一般不安排中资机构、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等到机场迎送”，这显然是十分恰当和到位的，是我们党由国内而国外奉行领导人出访不折腾原则的制度化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