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2月，《明报》以800多万元按揭买下整幢南康大厦，改名明报大厦。这楼共有十层，屋顶另外搭建了半露天的员工餐厅。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这是《明报》成功的象征。
墨绿色的明报大厦前，古旧的电车轨上，叮叮当当的电车来来往往，对面是一排矮矮的旧唐楼，不远处是儿童图书馆。在明报员工的印象中，周围是一片小镇风情。北角的闹市隔在步行不过十分钟的路程之外，闹市的酒楼，明报员工常去的有“敦煌”“新益”“东潮”等。①
明报大厦入口的正门只有一扇门，只能容一个人出入，两个人都挤不下。进门仅有一个五尺见方的空间，给大家等电梯，与电梯相对有个四尺来高的柜台，后面坐着管收发的阿伯。老式的日本电梯每次只能载六七人。金庸每天都要跟员工共用这个电梯，下午两三点他经常会在这里等电梯，他会很自然地跟熟悉的人打招呼，包括柜台后面的阿伯。电梯来了，人们一拥而入，他也就被“包裹”在里面。这部电梯经常要检修，那就只能用大厦后门的运货电梯了，虽然比较大，但里面很脏。
① 古德明《北角的明月》，《明报月刊》2011年1月号，17页。
英皇道上的明报大厦
金庸的办公室在七楼，分为两间，一间是书房，他看书、写社评和批文件的地方，一间是会客室，80年代后期新装修之后，不大的会客室四壁油漆金碧辉煌，大红色和金色相间，很有中国宫殿的味道，椅子是路易十八式的古典雕花描金扶手椅。①
自1966年搬到北角，《明报》在这里十年，一步步成长为“一份拥有独立报格的知识分子报纸”，70年代正是香港大众化报纸走俏时，《明报》却是香港严肃报纸的代表。②1975年，金庸说起《明报》与别的报纸不同的地方，“我觉得《明报》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报纸，所以我们的内容均朝着这个方面读者的兴趣走”。③《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明报晚报》相继问世，《明报》系统在“五月风暴”前后的四年间迅速成长，成为一家有实力的报业集团，不仅雄踞香港、东南亚新闻界，而且延伸到出版、印刷、旅游等领域，逐步发展为一家综合性的企业集团。
1969年5月20日，在文华酒店的报庆酒会上，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告诉金庸，最近到欧洲、美国出席学术会议，已记不起有多少学者、留学生问起《明报》《明报月刊》。金庸在《明报创刊十周年纪念》一文中欣慰地说：“随着报份的增加，我们的读者面也不断扩大。目前《明报》的读者几乎遍及全世界。近年来香港居民移居到外国或到外国留学的颇多，其中一部分是《明报》读者，他们到了外国之后仍旧是《明报》的读者。”但他表示一点也不感到自得和自满，反而很担心，怕他们的能力和配备当不起这种种眷顾。
一、明报王国
因为《明报》的印刷质量不佳，特别是图片效果不好，1971年他们向德国订购了一部柯式卷筒机，大大改善了印刷品质。1973年5月20日，金庸在《与读者诸君共同进步》社评里提到，几个月前，以50万美金订购了美国高斯厂的巨型高速柯式轮转机，这是全世界速度最快、印刷品质最高的印报机。
①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3—14、57页。
② 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108页。
③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51页。
说起《明报》的成功，金庸认为，机器、纸张大家都可以买到，但能否将有才能的人安放在合适的位置才是成功的要素。他比较注重这方面，其他琐事、日常的业务等不需要经过他。①《明报》是一份典型的靠人才成功的报纸。1974年5月20日，他在社评《友谊的集团，愉快的过程》中回忆，十五年来，最初的校对做了《明报》经理，记者做了总编辑，港闻编辑做了出版部经理，画广告样子的职员做了晚报的经理，打杂的工友做了印刷厂厂长，“我们这群人没有什么高深的学历和资格，大家从很低的职位做起，十五年来始终为《明报》服务”。沈宝新称之为“兄弟班”。金庸说：“我们的缺点是制度十分不严密，迄今为止，还像是一个大家庭式的企业，今后应当尽可能地制度化一些。优点是具备一种愉快的工作气氛。”被叫作大姐的孙淡宁说：“在办公室里开心得不得了，比在什么地方都高兴。”
到1979年创刊二十年时，《明报》篇幅增加了八倍，发行量扩大了二十五倍，工作人员增加了七十倍。1989年5月31日，《明报》三十年时，金庸给员工颁赠长期服务奖状和金牌，获得廿五年以上奖状、金牌的除了两个创办人，还有潘粤生、汪济、雷伟坡、戴茂生、叶汉辉、龙国云、翁荣芝等二十一人，获二十年以上奖状、金牌的有黄俊东、蔡炎培等二十三人，其他十五年以上、十年以上、五年以上和未满五年的员工也分别获得奖金，向曾任总编辑的潘粤生、梁小中、张续良、王世瑜四人，及连续撰稿二十年以上的简而清、倪匡、项庄、谢永光分别奉赠金牌一面，另具谢函，专人致送。
在数十年的漫长时光中，金庸不断地为《明报》物色人才。明报集团容纳了许多不同类型、不同经历、富有个性的重要骨干，胡菊人、董桥、吴霭仪等都是他请来的，有些人则完全是他从最基层提携的，王世瑜原是校对，林山木原是资料员。正是这些人共同成就了《明报》的事业。
潘粤生处事总是气定神闲，不慌不忙，看上去起码比真实年龄年轻十岁，雷伟坡私底下叫他“白潘”。金庸称他“举重若轻”，却不满他的老好人。在同事眼中，他是“恂恂儒雅，为人风趣”。他在报社人缘极好，同事有什么难题，请他代为提出，往往可以顺利解决。他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主持《新明日报》，旧同人说起他的为人一直津津乐道。没有人在他背后说过他的坏话，他也从来没说过任何人的是非，金庸在1989年说：“至少，我从来没有一言半语。这是三十年的纪录，真正难得之至。”
①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41页。
金庸与潘粤生
雷伟坡在《明报》编娱乐版时，金庸给他打过六次电话，请他再做采访部主任，他和五个同事力抗各大报十多二十人的采访部，胜多负少，有三个月起纸两万的纪录。他自称“举轻若重”，事事紧张，龙国云背后叫他“希治阁”（希区柯克），孙淡宁长期坐在他对面，怕他影响健康，善意劝他：“你这样紧张干什么，‘明周’又不是《时代周刊》！”他当时笑笑算了，其实，他心里在说：“在我心目中，‘明周’远比《时代周刊》重要，《时代周刊》有什么了不起，它又不是我编的，它的得失成败关我什么事！”他说：“我把‘明周’当作自己的事业去办的，虽然我只是个打工仔。”
1979年底，胡菊人辞职，金庸四处物色接替的人，看中了在“明月”写过稿的董桥。当时董桥在香港中文大学有教职，薪资丰厚，不想放弃。金庸答应给予同样的待遇，请到董桥。金庸在“明月”1980年2月号《编者的话》中介绍，董桥是知名散文家，对中国文学和英国文学都有精到见解，从事编译多年，并在英国广播公司担任节目制作和新闻广播工作，对世界大势尤其中国现状甚为熟悉。“董先生弹得一手好钢琴，于文学艺术、政治经济各方面有广泛知识，是伦敦大学博士候选人。他曾为本刊撰稿，和《明报月刊》颇有渊源，由他来担任总编辑，真是深庆得人。”3月号起就交给董桥编了。
张健波记得，1985年8月，金庸在湾仔海边一个酒家约他和冯成章等几个记者吃饭，邀他们加入《明报》，当时他是《信报月刊》执行编辑，说要详细考虑。没想到隔了一年，金庸找人联络他，问是否考虑清楚了，是否可以先到“明月”工作？1986年10月他到“明月”做总编辑，上班第一天，查说：“具体编务，由你全权处理。”因1988年5月号刊登了戴晴的《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上篇，还有编者按语，被有些人指为“反共”，金庸十九个月来第一次要求把尚未付印的下篇给他看看，不过没提任何异议，没有任何删改，下篇在6月号照常刊出。
王世瑜离开《华人夜报》，加盟《新报》，另办《新夜报》，与《明报晚报》唱对台戏，还不时在报上大骂朱玫。《新夜报》打开销路后，1972年，王世瑜又离开《新夜报》，自办《今夜报》，刊载黄色小说、马经等，发行量很快超过《新夜报》。接着，《新夜报》停刊，《今夜报》一枝独秀，成为“小报之王”，赚了不少钱。1983年，他又卖掉报纸，得了70万元，准备举家移民美国。金庸对这位“报坛鬼才”念念不忘，得知消息，即邀他担任《明报晚报》总编辑兼总经理，后又兼《财经日报》社长，1986年还任命他为《明报》总编辑，在《明报》史上，一人而兼四个要职，恐怕他是第一人。“明晚”停办后，金庸一度计划办《明虹日报》，任命他为总编辑兼总经理，名片都印好了，上面还有一道彩虹，不久却宣布：“明晚”停止发行，“明虹”暂不出版。王世瑜没有因“明虹”流产而在专栏中流露出任何不满，反而经常提到老板，如何一起去旅行、一起吃饭等。①
《明报》的副刊作者很多也是金庸物色的。三苏从《明报》创刊就在副刊写短评。金庸写稿，每个字都写得很工整，由于自己如此，他常要求其他作者把字写得清楚一点，因此得罪了三苏。香港作家中字体最潦草的，大概是三苏和倪匡。不看惯三苏的字，可能一个字也看不懂。《明报》排字工友有过一次抗议。金庸在排字房贴了一张纸，说对三苏字体潦草一事已有所闻，将会跟他商谈，请他把字写得整齐一点。不料听在三苏耳里，大不以为然，一怒罢写。金庸立即亲自向三苏去道歉。②
倪匡回忆，“我在《真报》《新报》写稿，查良镛差人叫我写稿，就这样，我跟老查认识了，一交便是三十年的老朋友”。他最初在《明报》副刊写武侠，也写杂文，用“岳川”“沙翁”的笔名，后以“卫斯理”笔名写科幻小说。他比金庸小十多岁，金庸一向称他为“倪匡兄”，而他则叫金庸为“老查”。“老查、老查，也许不习惯，日子一久，则洋溢着一种亲切的感觉。”③
金庸说，副刊的定期作者，个个是他的好朋友。有时他和董千里、倪匡、亦舒等朋友（他们都在《明报》写专栏）吃饭，经常会问外面有一些什么人写东西写得比较特别。有一次亦舒向他提起黄子程，把名字写给他，他就叫王世瑜去找黄写两篇文章给他看一下，以后黄子程就在《明报》开了专栏。
①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30、131、133页。
②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93—94页。
③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114页。
金庸夫妇和王世瑜夫妇
潘粤生请农妇（孙淡宁）补“明周”专栏，被金庸发现，就在一个夜里十一二点，金庸忽然登门拜访，请农妇到“明月”工作，一做二十年。农妇说：“《明报》于我太陌生，同事陌生，环境陌生，后来我发现我不是查先生该找的人。我可以说，我对《明报》一无贡献，我感到很内疚。”
陶杰从1992年开始在《明报》副刊写专栏，每天一篇，就是金庸大力引荐的，当时陶杰还在英国广播公司任职。《无眠在世纪末》出版时，陶杰要把这本集子敬献给金庸，“感谢他当年对在异国的一个年轻人的扶掖与关怀”。①
《明报》受到知识分子读者欢迎不是偶然的。
1973年到1975年，内地正是“批林批孔”高潮，余英时在香港工作，每早必读《明报》，认为《明报》新闻取舍得当、风格清新活泼、社评警策有力，他最欣赏的是它能坚持中国报人的特有理想而不媚世取宠。在他看来，《明报》大体上能代表多数海外华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
1986年，香港新闻署的读者调查结果，《明报》发行量居香港第三位，在459.4万人口中，《明报》读者达42.3万人，占总人数的9%。每天出报11大张，40多个版面，套色印刷，每个星期天加送一大张《周日彩报》，还用卫星传真美洲版。1988年统计，在香港43家日报（其中41家中文报纸，2家英文报纸）中，《明报》的读者人数、发行量、广告收入居第三位（仅次于大众化的《东方日报》《成报》），《明报周刊》发行量、广告收入稳居十大周刊榜首。②香港人口从两百多万人到90年代增加到五百多万人，《明报》发行量通常保持在人口的五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
对于《明报》的读者群，金庸深以为荣，常有提及。1970年5月20日报庆日，恰逢国际新闻协会第十九届年会在香港开会的最后一天，他在《我们拥有“最好”的读者》社评中不无骄傲地说，“我们并不是销数最大、广告最多、历史最久、内容最完备的报纸，但我们读者的‘平均质素最高’，这是充分可以自信的”。
到1986年，金庸不满足《明报》已有的发行量，想在知识分子报纸的基础上进行扩展，“读者就像金字塔，所谓知识分子只在金字塔最上边的那一层，我们要做的是底下那一大片读者”。他起用王世瑜，在《明报》增加彩页，每周日出版“明虹版”，就是其中一个举措。
① 陶杰《无眠在世纪末》，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1—2页。
② 雷渝平《1988年的香港新闻事业》，《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8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19—20页。
欧阳碧在他七楼的办公室目睹王世瑜对金庸毕恭毕敬，等到王走了，金庸却笑眯眯地说：“这位王先生很敢说话的，他不像潘（粤生）先生那样怕得罪人，我要改革报纸，就要用他这样的人。”欧阳突然明白了，之所以用她来检查报纸，是因为她进报社不久，没人认识她，可以“背对背”工作。起用王也是要让他来改革报纸。她感叹老板是下围棋的高手。但是老板也有老板的无奈处，他虽然公布王世瑜为《明报》总编辑，却没有写过一张字条说潘不再是总编辑。①九楼编辑部的总编办公桌坐的还是创业功臣潘粤生，王没有办法取而代之，各版编辑依然按习惯将做好的版样拿给潘过目，潘跟以前一样处理版样，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既然九楼上不去，王世瑜就在五楼找个地方办公，开始编星期天的“明虹版”。
彩色粉纸印刷的“明虹版”，一面整版都是性感的明星照，另一面是广告和生活类内容，随报夹送。有很多打工者将报纸贴在床头，每周可以换一张。明报大厦为此在六楼设了一间摄影室，请女明星来拍照。“窈窕版”（妇女版）和“消费版”的稿件和漂亮图片都要支援“明虹版”。
《明报》的发行量到底有没有因此扩大，也不好说，只是金庸看起来很高兴。可是，报社几乎每天都会接到来电或来信，质问《明报》为何改变编辑方针，走性感路线，等等。甚至有学校不想让学生受“精神污染”，以退订抗议。他只好对下属解释：“做报纸跟做其他生意一样，都是生意，不能一味扮清高，曲高和寡啊！”②
也是这时，他意识到长期实行家庭式管理存在弊端，要引入制度化的轨道，改善并建立福利、退休、休假、字房等制度，陆续成立编辑委员会、行政委员会等。他重用吴霭仪，也是想改革，希望她把《明报》办成“全世界最好的中文报纸”。但当改革触及潘粤生、龙国云这些元老时，就进行不下去了。她从1987年12月出任《明报》督印人，到1990年她的改革只能以失败告终。她却说：“……在明报办事，发表意见亦是肆无忌惮，从来只有得到鼓励和优待，我的‘洋脾气’怎样不符合中国人传统的习惯，查先生也从来没有表露过丝毫不满。……他令我深感佩服的地方，实在太多太多。”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