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在成都周边的集镇，酒馆似乎总比茶馆要多。最有意思的，是那些乡镇上每天早晨必喝三两“早酒”的老人，喝酒就像呼吸空气，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而那种敢用七星海椒拌嫩姜做下酒菜的豪气，外省人只有干瞪眼的分儿！到进入市区，茶馆的分布逐渐密集起来，有时走完一条街，你可能见不到一家酒店，却能看到三四家茶馆的布幌迎风摇摆。
人们在茶馆里无所不谈。东家猫猫跑了，西家老翁“扒灰”了，一个个鼓起眼睛，竖起耳朵，生怕漏了一个字。另外，听书、嗑瓜子、掏耳朵、修脚、谈生意等，也是茶馆里的主题，成都人的日子过得好自在！表面上看挺悠闲，但在旧时，茶馆的功能并不仅仅是冲壳子扯把子，一旦有生意纠纷、邻里矛盾，茶馆就会迅速成为一个用于调停、勾兑的准民事法庭或者准道德法庭，执行起一套名叫“吃讲茶”的民间调解程序。“吃讲茶”的双方相约到某某茶馆，输理的一方，付清到场参加讨论者的茶钱。这就是“吃讲茶”的底线。
李劼人先生在《暴风雨前》中描述说：“假使你与人有了口角是非，必要分个曲直，争个面子，而又不喜欢打官司，或是作为打官司的初步，那你尽可邀约些人，自然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你的对方自然也一样，一一相约到茶铺来。”这固然是成都民间旧俗，尽管如此，民间诸多纠纷不是仅仅依靠语言就能摆平的，谈判不能解决，口水说干，茶已寡淡，就会诉诸武力，以茶馆为战场，坐凳、茶碗作武器的也是常有之事，茶馆也因此遭殃。治安部门频频光顾，弄得生意大受影响。因此，在春熙路、科甲巷一带的大茶楼里，往往悬挂有一块“奉谕禁止讲茶”的小木牌，这是茶馆老板预防惹是生非的一种表示罢。然而碰到“吃讲茶”的人来了，这“禁止讲茶”的效力就等于零。1920年代成都建立警政以后，曾出文禁止“吃讲茶”，但民间依然故我。1950年代后，“吃讲茶”才淡出主流社会，但在场镇的茶馆里，“吃讲茶”依然横行江湖。
“吃讲茶”不仅仅是成都茶馆的传统，江南一带的城市在旧时都有“吃讲茶”的社会民俗。在很多涉及晚清、民国市井的影视剧里，也出现过很多“吃讲茶”的场景。在我看来，大多数影视剧对“吃讲茶”都带有妖魔化的想象，把调解人演绎为袍哥、洪门的江湖老大，一脸横肉，目露凶光，真是恶向胆边生。事实上，“吃讲茶”是当时平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事情，江湖中人固然也会参与，但不是事事均要由江湖社会出面才能摆平。
“吃讲茶”还涉及一桩“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的逸事。
老报人金文达先生生前曾对我回忆说，1930年代，“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惊世骇俗，1936年他将历年所作文字的一部分，融合自己的新观点和想法，重新以随笔文体整理为文，在成都《华西日报》上开辟《厚黑丛话》专栏连载发表，其诟病历史的“伟人”的笔调，引起了广泛争议。有人遂以“薄白学”回敬，于是引起两派激烈争议。但提倡“薄白学”的人物却既不“薄”更不“白”，竟然是正宗的厚黑无耻。后来由于他厚黑到家，大肆贪污腐败，结果被处以极刑，其尸首被悬挂在成都少城公园示众。
金文达先生说，他某天在“华华茶厅”就亲眼目睹了这两帮人“吃讲
茶”。双方请来四川大学一位教授予以评判，据说那阵“吃讲茶”还有一套程式，即事先要在茶桌摆两把壶嘴相对的茶壶。双方当事人落座后，“幺师”为每位茶客泡上盖碗，给仲裁人另沏一杯上等茶。当“幺师”冲第二碗水时，仲裁的教授把手中茶杯在桌上重重一放，宛如惊堂木，全场肃静，调解开始。双方各自陈述理由，茶客们进行分析、评理、调解，最后由教授作出结论提出解决意见。但教授依然无法说服大家，弄得“吃讲茶”成了真正的口水仗，闹得不亦乐乎，无法收场。最后，好像是各自付各自的茶钱……
由此看来，“吃讲茶”无法解决形而上的问题，它只能摆平那些较小的、具体的纠纷。
平民百姓认可“吃讲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衙门难进，所谓官司太麻烦，从经济上、时间上都划不来。成都人尤其爱讲道理，唾沫横飞当中，喝茶自然成为“义理”的添加剂。
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曾经指出：“吃讲茶”那种民间自动调节民事纠纷事件办法的美俗，就不仅是民族社会文化史的宝贵资料，而且是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特别值得提倡的良好风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