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先生的《风雨人生》一书，是《我这八十年》(五卷本)中的第二本，为我们展示了一段地下党的惊险经历——
我走出百货公司，往春熙路北段走去，在孙中山铜像边转弯时我回头看了一下，果然看到特务跟来了，隔我约
10米远。我走到春熙路北段青年会旁边的漱泉茶楼楼梯口，我平时就知道这个茶楼有两个楼梯上下。我便从南边的楼梯上去，到了二楼楼口，我装着无意的样子望了一下，特务也到了楼梯口下边，他怕我发现他，要和我保持距离，没有马上跟我上楼。我转身进入茶楼，飞快从密布的茶座间走过去，到了茶园北边的楼梯口，我正要下楼，看到那个特务刚从南边楼梯口上得楼来。他看我快要下楼，便想急速地穿过茶座赶过来。可是他哪里能行，那密布的茶座坐满了茶客，椅子已经几乎背靠背，那些丢帕子的(给茶客丢帕子擦手揩脸)、卖小吃的、装水烟的、看相的、把通道塞住，要想很快通过是困难的。他正在茶座间挤时，我已经顺当地从北楼梯跑下去，来到春熙路北段街上，我从青年会旁边的一个花店走了进去，从花店的后门溜出去，到了科甲巷，往北直奔而去，我走脱了。我预想到那个特务从茶座穿过，下了北楼梯，到了街上，那里有顺大街往北，往南，进青年会，到对面三义公小巷几条可走的路，我到底往哪一条路跑了呢？他绝想不到我会从青年会旁的花店前门进去后门出去，他也绝不知道这花店有一条后门通道。这都是我平时看好了的，紧急时就用上了。我从科甲巷往北走了一阵，在一个相馆门前借橱窗玻璃反光看了一下，后面再也没有人跟来了。我断定已经把盯梢的特务丢掉了。但是我还是怕他从北科甲巷口迎头等我，我马上折转向南边走去，转到棉花街向东而去，他再也不能找到我。不过我为了保险，还是按我平时的规定，一定要走三条僻静小巷，再也没有人跟我时，我才能回到自己的住处去。（《红岩春秋》2005年第1期）
这如此紧张的一幕，就发生在大名鼎鼎的“漱泉茶楼”当中。文章等于也勾勒了茶楼的详细地理分布和室内结构。“漱泉”为名典，典出《世说新语》。据《世说新语·排调》载：晋代名士孙楚（子荆）年少时想隐居，便对王济（武子）说“当枕石漱流”，结果不小心说成了“漱石枕流”。王济便反问他：“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楚将错就错，借题发挥说：“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一错反成妙言。诗人孟郊听琴而写的诗句“回烛整头簪，漱泉立中庭”。把饮茶品茗视同甘泉漱口一般，好不潇洒浪漫。
1939年，中共特别党员杜重石在成都制造反蒋舆论。一方面他发动“蜀德社”的大学生和青年军官，在力所能及的地方，特别是各大学校园和春熙路的漱泉茶楼等地，大摆龙门阵，散布“蒋委员长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兼任四川省省主席，一者有失体统，二者无力兼顾，三者也与川人治川的许诺不符”的舆论。别看这只是街谈巷议，成都茶楼里的龙门阵影响谁能小视！
如此雅致的茶楼名字，看来意识形态也排闼而入了，“漱泉”已经有变为“洗脑壳”的架势！而且，出入的也并非名流大款。我父亲曾对我说，记得是20世纪70年代，“漱泉”那里有一些流动烟贩，烟贩仍然有货源，只是档次太低，不外乎是“朝阳桥”、“春耕”、“黄金叶”、“金沙江”、“经济烟”等，那时节，烟枪们老瘾发作，别说卷烟，就是树叶也要点燃抽两口。父亲曾见到烟贩约好5个茶客，点燃一支烟，一人一口，每人出1分钱，吸到第三人时，尚剩约三分之一，他做了几次深呼吸，然后开始猛吸，直到烟头烧到嘴唇也停不下来，急得烟贩赶紧制止，予以“抢救”，烟还剩1厘米长！看来，这是一次亏本的买卖。
张浩明在《春熙路上漱泉楼》中回忆自己早年的情形，说自己“在漱泉楼上逛个半圈总有收获，这‘烟锅巴’捡来拿回家剥出黄黄的烟丝，积少成多，半斤‘烟锅巴’可卖5到7角，对我来说当算巨款，那时一个白面锅盔才值两分。当然这‘烟锅巴’有时也不卖，而是送与隔春熙路不远，住锦华馆的一个瞎眼老人。老人是旧时打更匠，他收了烟锅巴，便会给我们讲‘安安送米’和‘雷打张继保’等民间故事。总之漱泉茶楼是春熙路昔日最大的悠闲去处。它随意亲切，三分小钱可在这里座磨一天；它更是平民大众的，它可以不驱赶一个穷孩子在这儿喝加班茶、捡‘烟锅巴’，它对我来说又是温暖的。现在的漱泉旧址已是一家取着个洋名字的歌舞厅，漱泉虽在春熙路消失了，但它留给我的记忆将珍藏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