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春熙大舞台张贴出大幅宣传关丽卿的广告：“重金礼聘，全国驰名，程派正宗，青衣花衫，不日登台”。关丽卿于1940年1月20日在成都正式登台，连续3天的“打炮戏”为《红鬃烈马》《金锁记》《玉堂春》，引得蓉城人到了为之迷狂的程度。
关丽卿(1907-1970)
，艺名“黑牡丹”。满族，北京人。自幼爱好京剧，投师学唱旦角。专事程（砚秋）派艺术的传授，教学成绩显著，在京剧界享有较高的声望。
周肇西在《关丽卿在成都演出和在山东对赵荣琛的影响》里指出，此时成都的主要旦角“春熙大舞台”已有杨玉华，“华瀛大舞台”则有醉丽君，和关丽卿一样都是男旦。关丽卿来到成都后，主要旦角遂形成鼎足之势，各有所长。关丽卿与醉丽君在不同的戏院演出，各唱各的互不相涉，但和杨玉华在同一家戏院演出，安排就不免会煞费苦心。好在他们各有自己的拿手戏，同天上台可以轮流一前一后派戏码，当时“春熙”的广告就干脆以刘荣升、马最良、关丽卿、杨玉华、刘奎童、马宏良“六大名角”作号召，以招徕更多观众。再者，杨玉华还擅长小生，和关丽卿合作如《奇双会》之类的戏，便以扮小生演出，配合得很好。赵荣琛从重庆也偶尔来成都短期演出，他们四位遂被成都观众戏称为成都的“四大名旦”。
作者还说，自己当时正在成都蜀华中学读初中，多次看过关丽卿的演出，最初的印象觉得他扮相不受看，即使化装后也无法掩盖男性的某些特征。所以有人评论说，如果按声、色、艺给关丽卿打分的话，声和艺给他高分他都当之无愧，但色则只能给低分。
陆德枋先生所撰写的《四川的平剧》（载台湾出版的1970年代某期
《四川文献》杂志24-25页
），文中对关丽卿的评论颇有代表性：“二十九年（1940），笔者应邀往观剧，开锣戏为白芷芬之《行路哭灵》中出为醉丽君、应畹农之《宝蟾送酒》，压出为孙盛辅之《定军山》，大出为关丽卿之《会审》……丽卿铁嗓钢喉，确为青衣行中上乘之选。兼以行腔吐字，一派大家闺范，到川名伶中，除程艳（砚）秋、徐碧云外，应推关之唱腔最佳。顾（但是）人高马大，两颧太突，仅可闭眼听，睁眼看则未必佳也。……关丽卿音域宽，音色美，吐字行腔，珠圆玉润，虽其貌不扬，然艺事确在入川诸伶工之上。惜亦为鸦片所害，自甘堕落，卅三年（1944）露演于重庆得胜大舞台，已无力与赵荣琛一较短长。”
艾芜在《漫说老成都京剧舞台》里就认为，由于成都“盆地意识”重，外来剧种难得稳住，外来演员即使唱红也“红”不久长。如京剧“角儿”孙盛辅、关丽卿等人，就曾经靠典当“行头”度日。京剧则墨守成规，充其量搞点机关布景，加点音乐舞蹈，如春熙大舞台那样，已属“海”得不能再“海”了。
所以，一旦商人急功近利，唯利是图，一当处于关键时刻，必然会暴露其根性。
中华艺剧社当时也在成都传播戏剧，近两年时间里，演出了很多进步名剧，有夏衍的《离离草》和《上海屋檐下》、曹禺著名三部曲《北京人》《雷雨》和《日出》、周彦的《李香君》、沈浮的《金玉满堂》、郭沫若的《屈原》《孔雀胆》《棠棣之花》等，演出的既是名剧，又是由秦怡这样的名演员来演，成都人奔走相告，一时间名声大振。这让主流社会感到惊慌，为抵消中艺社的社会影响，他们也在最热闹的春熙大舞台组织演出了秦瘦鸥的《秋海棠》和陈铨的《野玫瑰》，企图“以正视听”。一见有了对台戏，新闻界立即介入，各派人物纷纷登台，各抒己见，成都的戏剧舞台因为意识形态的介入，成为时局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