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乔伊斯说，“我无法相信。你附近有机场吗？你能尽快赶上航班吗？我们还以为这会儿你已经到了。你爸爸想早点出发，周末的交通状况可不太好。”
“我搞砸了，”帕蒂说，“很抱歉。”
“那么，你能明天一早赶到那里吗？宴会明晚才开始。”
“我会尽全力的。”帕蒂说。
此时，乔伊斯已在州议会任职三年。如果接下来她没有向帕蒂一一列举所有即将聚集在莫鸿客向一桩婚姻致以崇高敬意的亲朋好友的名单，没有大加渲染她的三个弟弟妹妹是多么热切地期盼着这个周末，而当祝福声从四面八方涌来，又让她（乔伊斯）感到多么的荣幸，那么或许帕蒂会拼尽全力赶到莫鸿客。然而，事实是，听着妈妈的滔滔不绝，一种奇怪的平静和确定降临在帕蒂身上。芝加哥飘起了小雨；充作窗帘的画布被风吹起，密歇根湖的味道和混凝土被雨水打湿后好闻的味道飘了进来。当一贯的怨恨消失，帕蒂用一种全新的冷静眼光审视自己，她意识到即使她缺席父母的周年纪念，也不会给任何人造成伤害。事已至此。她看到自己几乎就要自由了，迈出这最后一步让她感觉糟透了，不过并不是不好的糟糕，如果这个说法不会让人觉得自相矛盾的话。
理查德打来电话时，她正靠窗坐着，闻着雨水的味道，看着一间废弃已久的工厂屋顶上的杂草和灌木被风吹得弯了下去。
“真是抱歉，”他说，“我一小时内赶回去。”
“你不必着急，”她说，“反正已经太迟了。”
“可派对明晚才开始。”
“不，理查德，明晚是晚宴。我应该今天就到那里的。今天下午五点。”
“糟糕。你在开玩笑吗？”
“你真的不记得了吗？”
“我脑子这会儿有点乱，我没怎么睡够。”
“好了，无所谓。你完全不必着急。我想我现在要回家了。”
她的确回家了。她将她的行李箱从楼梯上推下去，接着是她的拐杖，然后在霍尔斯特德街拦了一辆吉卜赛人开的出租车，之后先坐一辆灰狗巴士到明尼阿波利斯，然后转另外一辆到希宾。吉恩？伯格伦德此刻正躺在一家信义会医院里奄奄一息。午夜已过，希宾市中心的街道上空空荡荡，气温华氏四十度左右，大雨倾盆。沃尔特的面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红。巴士站外，在他父亲那辆一股臭烟味的油老虎汽车里，帕蒂双臂环住他的脖子，大着胆试了试他的接吻技术，满意地发现他是个接吻好手。
（第三章 自由市场促进竞争
在提到帕蒂的父母的时候，自述人希望，抱怨甚至公然指责的口气流露于字里行间，但在此，她要为至少一件事衷心地感谢乔伊斯和雷，感谢他们从未像鼓励妹妹们那样，鼓励她发展艺术方面的创造力。乔伊斯和雷对帕蒂的忽视，不论在她稍年轻时曾让她多么受伤，到了今天，每当想起四十出头的妹妹们独自住在纽约，由于过于古怪且（或）过于自以为是，始终无法维持一段长久的恋情，在努力成就她们那被灌输是自己命中注定的艺术事业的同时，仍在靠父母的津贴度日，那忽视就越来越像是一种祝福。事实证明，到最后，被父母认为是迟钝和无趣的孩子，要好过被认为独具天分和不同凡响。因此，当帕蒂居然也能表现出那么一丝丝创造力的时候，她感到的是愉快的惊喜，而不是因为不能更加有创造力而难堪。
年轻的沃尔特有这样一个令人满意的特点，那就是他极其希望帕蒂赢。伊丽莎也曾一度为她召集起一小股逆反力量，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而沃尔特则全力支持她敌视任何让她难过的人（她的父母、弟弟妹妹）。因为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他总是表现出理智的诚实态度，所以，当他也批评她的家人，加入她那些原本令人质疑的与家人竞争的计划时，他代表了极高的可信度。他或许无法满足她对男人的全部期望，但作为疯狂的支持者，他却是无人可以企及的；而在那个时候，帕蒂对这份支持的需要甚至超过了对浪漫爱情的需要。
到了今天，很容易就能看出，当年本应有人好好地劝告帕蒂，让她先用几年的时间去经营一份事业，为后运动员时期的自己确立一个坚实的身份，同时和其他类型的男人多多交往，等她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更加成熟之后，再去考虑成为妈妈。但是，尽管无法继续参加校际篮球比赛，她的脑子里却仍然有一个计时器，仍然处于为比赛而活的状态，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继续获胜。而获胜的方式——打败妹妹们和妈妈的最佳机会——就是嫁给明尼苏达最好的男人，住在一栋比家里任何人所拥有的都更大、更好、更趣味盎然的房子里，生一堆孩子，做所有乔伊斯这个妈妈没能做好的事情。虽然沃尔特是个众所周知的女权主义者，还是人口零增长组织每年更新个人资料的学生级别的成员，他却毫无保留地支持了帕蒂生儿育女的家庭大计，因为她确实满足了他对女人的全部期望。
帕蒂大学毕业三星期后，也差不多正好是她搭长途汽车去希宾满一年的时间，她和沃尔特结婚了。当时她决定就在亨内平县法院把自己嫁出去，而不是回韦斯特切斯特，由她父母来主办一场像样的婚礼，对此皱起眉头的是沃尔特的妈妈多萝西。她用她那温和的、试探性的，但同时也是相当固执的方式，表达了她的担忧。她轻声说，将爱默生家包括在婚礼之内是不是更好一些呢？她知道帕蒂和家人的关系不怎么亲密，但是，就算这样，她以后难道就不会后悔在一个如此重大的时刻将她的家人排除在外？帕蒂试着向多萝西描述韦斯特切斯特的婚礼将会是个什么样：两百多位来宾，全是乔伊斯和雷的挚交好友以及为乔伊斯的竞选掏过大把钱的赞助人；乔伊斯会迫使帕蒂选她的大妹妹做伴娘，然后让另外一个妹妹在婚礼上表演现代舞；雷在畅饮香槟之后会拿女同性恋开涮，完全不顾忌帕蒂篮球队里的朋友们可能会听到。多萝西的眼睛有一点点湿润，或许是同情帕蒂，或许是为帕蒂谈起家人时的冷淡和尖刻感到悲哀。可不可以，她柔声坚持道，举办一个小小的只有家人参加的婚礼仪式，一切都完全顺着帕蒂的心意去办的仪式？
帕蒂拒绝婚礼的最大理由莫过于，如果举办婚礼，理查德肯定会是沃尔特的伴郎。在此，她的想法有一部分是显而易见的，而另一部分则和担心理查德见到她的大妹妹后他们之间可能会发生的事有关。
（自述人现在终于有勇气说出这个妹妹的名字了：阿比盖尔。）伊丽莎曾经拥有过理查德，这已经够糟糕了；要是再看到他和阿比盖尔勾搭上，哪怕只是一个晚上，都可能会要了帕蒂的小命。当然，她不会向多萝西提起这些。她只是说，她可能不是个非常讲究仪式的人。
作为一种让步，她在他们结婚前的那个春天带着沃尔特去见了她的家人。承认以下事实让自述人感到非常痛苦：她有一点点不好意思让家人见到他，而且，更糟糕的是，这或许是她不想举办婚礼的另外一个原因。她爱他（的确，的确爱他），但他身上的那些在私下里、二人世界中对她而言意义丰富的品质，在别人挑剔的眼光下很有可能就不那么明显了，她确定她的妹妹们，尤其是阿比盖尔，一定会用这样的眼光瞄准他。他紧张的咯咯笑声，他太容易泛红的脸，他的极度友好：
在全面地了解了这个男人之后，这些在帕蒂眼中都是弥足珍贵之处，甚至可以说，是令她骄傲的。但是，她不那么好的那部分自我，每次和家人打交道就会带出来的那部分自我，总要忍不住因他不是个身高六英尺四英寸的酷哥而感到遗憾。
值得称赞的是，乔伊斯和雷表现得非常得体，或许这和他们终于知道了帕蒂不是同性恋而在暗地里大松了一口气不无关系（说暗地里，是因为乔伊斯，举例来讲，已经吃力地做好了接受同性恋女儿的准备）。
听说沃尔特之前从未来过纽约，他们立刻成了这座城市的推广大使，催促帕蒂带他去看博物馆的各种展览，而这些展览是身在奥尔巴尼的乔伊斯抽不出时间去看的，等到了晚上，他们又请他在《纽约时报》
推荐的一些餐厅里吃饭，当中包括开在苏荷区的一家，那时的苏荷区还是个神秘而令人兴奋的地方。帕蒂原本担心她的父母会取笑沃尔特，现在却开始担心沃尔特可能会看不出她为什么无法容忍他们，转而站在她父母那一边：他或许会开始怀疑，真正的问题出在帕蒂身上，因而不会再盲目地相信她是个好人——在两人好了不到一年之后，帕蒂已经变得极为依赖他的这种信任了。
谢天谢地，阿比盖尔这个执意将好几次晚餐变成了尴尬的五人组活动的高级餐厅迷，正处于她最讨人厌的时期。她无法想象大家聚在一起却不是为了听她说话，于是她不知疲倦地聊着纽约的戏剧界（她将之定义为一个不公平的世界，因为自从得到那个候补演员的名额之后，她再也没能取得其他任何进展）；聊着那个她称之为“卑鄙的滑头”
的耶鲁教授以及她和教授就艺术的创造性所持有的难以调和的不同见解；聊着她那个名叫塔米的朋友，说她自筹资金排演了《海达？高布乐》，并在其中风光地担任了主角；聊着宿醉、租金管理以及令人不安的性丑闻，而为自己倒了一杯又一杯酒的雷则不愿放过当中的任何淫乱细节。最后一顿晚饭也定在苏荷区，吃到一半的时候，帕蒂终于再也无法忍受阿比盖尔抢走原本属于沃尔特的关注（他一直礼貌地听着阿比盖尔的每一句话），直截了当地叫妹妹闭嘴，好让其他人有机会说话。大家静悄悄地摆弄着餐具，尴尬地沉默了好一阵儿。然后，帕蒂夸张地做出从井里打水的动作，要沃尔特说说他自己。事后看来，这是个错误的引导，因为沃尔特尽管对公共政策非常热心，但对真正的政客是个什么样子却一无所知，他居然相信一名女州议员会有兴趣听听他的看法。
他问乔伊斯是否了解罗马俱乐部。乔伊斯承认说她不了解。沃尔特解释说，罗马俱乐部（两年前，他曾邀请该组织的一名成员在麦卡莱斯特学院作过演讲）致力于研究如何对增长加以限制。主流经济理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市场论，沃尔特说，都想当然地认为经济增长始终是一件好事。百分之一或二的GDP增速只被认为是马马虎虎，而人口增速则恨不能也达到百分之一，但是，他说，如果你将这些增速放在一百年的时间段里，得出的数字会是极为可怕的：届时世界人口将达到一百八十亿，能源消耗将十倍于今天。如果再往后推一百年，而增长率保持不变的话，那么，得出的数字简直不堪入眼。所以，罗马俱乐部正在探索一些更为理性和人道的方式来限制增长，而不是放任地球被毁，所有人不是饿死，就是互相残杀。
“罗马俱乐部，”阿比盖尔说，“是不是和意大利花花公子俱乐部差不多？”
“不，”沃尔特平静地说，“那是一个由一群想要挑战人们对增长的过分关注的人构成的组织。我是说，人人都痴迷于增长，可是你想想看，对一个成熟的机体来说，增长其实就是一种癌症，对吧？要是你的嘴巴里有某种增长，或者你的结肠里有某种增长，那都是坏消息，不是吗？
所以，在欧洲和西半球，有一小股知识分子和慈善家正在努力打破大众的狭隘看法，努力在最高层次上影响政府决策。”
“罗马的小兔子。”阿比盖尔说。
“干他的弗吉尼亚！”雷用古怪的意大利口音接了一句。
乔伊斯大声地清了清嗓子。在家里，如果雷因为喝多了酒而开始胡言乱语，满嘴脏话，她只需退回到她那个私密的乔伊斯幻想世界里，但在未来女婿面前，除了感到尴尬之外，她别无选择。“沃尔特正在谈论一个有趣的观点，”她说，“我并不是很了解这个观点，和这个……俱乐部。但是，这无疑是看待世界局势的一个非常大胆的角度。”
沃尔特没有看到帕蒂做出的割脖子的小手势，继续说了下去：“我们需要像罗马俱乐部这样的组织，就是因为必须有人在常规的政治进程之外，理性地探讨和看待增长。显然你很清楚这一点，乔伊斯。如果你想在选举中胜出，你甚至连放慢增长都不敢提，更不必说去否定增长了。这种看法完全是政治毒药。”
“确实如此。”乔伊斯干笑着说。
“但总得有人来关注这个问题，来影响决策层，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将毁掉这个星球。我们会被我们自己的无限繁殖活活呛死。”
“说起呛，爸爸，”阿比盖尔说，“那是你的私人酒瓶吗？还是我们也可以分上一点儿？”
“咱们再叫一瓶。”雷说。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再叫了。”乔伊斯说。
雷抬起手制止乔伊斯。“乔伊斯，冷静……冷静些。我们没问题。”
帕蒂坐在那里僵笑，在餐厅恰到好处的柔和光线下打量着其他餐桌旁那些迷人而富有的就餐者。当然了，在这个世界上，待在哪里也没有待在纽约好，这就是她的家人挟以自满的根基所在，也是他们可以去嘲笑其他一切事物的平台。纽约就好比一位成熟老练的成年人，像某种担保一样，赋予他们像孩子那样待人接物的权利。坐在苏荷区那家餐厅里的帕蒂面对的是一股她根本不可能与之匹敌的力量。她的家人已经占据了纽约，而且永远都不会让步。对帕蒂来说，再也不来这里—干脆忘记这个世界上有这种就餐场面的存在—是她唯一的选择。
“你不喝酒？”雷对沃尔特说。
“我相信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喝。”沃尔特说。
“这是一瓶上等的阿玛罗内，也许你愿意来点。”
“不，谢谢。”
“你确定？”雷拿着酒瓶向沃尔特晃了晃。
“没错，他确定！”帕蒂喊道，“他已经连续四个晚上说过他不喝酒了！没听到吗？雷？不是所有人都想喝得大醉，然后变得讨厌和粗鲁。有些人确实喜欢聊些成年人该关心的话题，而不是用两个小时去讲黄色笑话。”
雷咧着嘴笑了笑，仿佛她是在逗他笑。乔伊斯打开她只有上半装玻璃的眼镜，开始研究甜点餐牌。沃尔特脸红了，而阿比盖尔，脖子像抽筋似的一拧，皱起眉头，“说： ‘雷’？ ‘雷’？我们现在管他叫‘雷’吗？”
第二天早上，乔伊斯颤声对帕蒂说：“沃尔特相当的——我不知道保守或其他什么词是不是恰当的说法，我猜确切地说不是保守，尽管，从民主进程，从权力来自于人民，繁荣为全民所有这些角度来看，他还不是那么独断，但是，从某种角度来看，他几乎比我料想的还要保守。”
雷，两个月后，在帕蒂的毕业典礼上，带着一脸抑制不住的窃笑，告诉帕蒂：“沃尔特说起那些增长什么的玩意儿时，脸那真叫一个红，我的老天，我以为他要中风了。”
而阿比盖尔，六个月之后，在帕蒂和沃尔特唯一一次愚蠢到回韦斯特切斯特过感恩节时对帕蒂说：
“罗马俱乐部怎么样啦？你们俩入会了吗？拿到密码没？坐上皮椅了吗？”
在拉瓜迪亚机场，帕蒂哭着告诉沃尔特：“我恨我的家人！”
沃尔特勇敢地回应道：“我们会建立我们自己的家！”